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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4年岁末，著名学者冉云飞的最新著作《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出版，书中荟萃了他十余年来有关巴蜀历史文化的观察与思考。作者根据历代野史笔记，参以正史，辅以诗文，饶有趣味地爬梳巴蜀历史文化。在整部著作中，作者以文化学者的视野，列举种种案例，沉思家国历史，追忆和探寻沉潜的文化，唤醒人们对故乡的怜惜与保护之情。
在著名学者冉云飞心中，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有故乡而又不幸遭遇人为的失去，则是一种双重的不幸。“在经济利益至上的风气席卷下，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唯有对文化家园有所坚持的文人，用笔墨复活了自己心中的故乡。”
面对故乡的文物被毁、古器被盗、老屋被拆、江河被污染等逐渐“沦陷”的现象，冉云飞先生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查阅大量史籍，足迹遍布巴蜀大地，去追寻文化兴废，重新梳理巴蜀文化的历史钩沉，其著作《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问世，再度让人们看到了那些渐行渐远的文化。
面对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冉云飞说：“既然我无法阻止那些破坏与变迁，但我可以凭借地下古物、纸上文献、自我经历，来建构那过去或即将消失的故乡，聊以慰藉众多像我一样的受伤者。”
“我的故乡已沦陷”
无法还原的吊脚楼和龚滩古镇
在有识之士看来，那些旧的历史遗存，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传统——但若以社会的发展来看，许多我们想保留的东西，却又未必能够保留下来。
冉云飞的老家在重庆的酉阳，深藏在渝东南的崇山峻岭之中，那里是神秘的北纬30度线穿过的武陵山区。作为诗人，他用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黑人诉说河流》的名句，来称颂故乡那条约一千二百里的河流酉水：“我知道河流像这世界一般古老/比人类血脉中的血流还要久远……”
“任何一个民族的定居，在对水源的选择上都是十分慎重而考究的，逐水草而居原非游牧民族的专利，围绕武陵山区而言，对我们土家民族来说，鄂渝湘的酉水流域是永远的故乡。”
重庆境内古老的历史文化名镇——龚滩，是冉云飞家乡的骄傲。古镇坐落在乌江与阿蓬江交汇处的凤凰山麓，拥有1700多年历史。这里蕴藏着土家族的许多精神及物质文明，历史悠久的冉家院子、西秦会馆及不少寺庙，都是难得的活着的文物。
古镇中最典型的文物，莫过于举目可见的吊脚楼。吊脚楼的历史渊源非常久远，杜甫入蜀时曾写道：“仰凌栈道细，野人半巢居”。古巴蜀地区多是瘴疠沮洳之地，且森林茂密，气候比现在还炎热，因此必须有底层房屋架空的巢居，才能最大程度地摆脱当时的环境对身体的伤害。后来，随着平原地区气候日趋干燥，人口越来越稠密，森林砍伐得厉害，巢居的形式便渐渐式微、衰落，只有在山区或一些需要人们爬坡上坎的大城市，还残留有巢居的影子——这便是今日之吊脚楼。
在重庆、涪陵、万州等长江沿线城市，以及乌江沿线的小镇如龚滩等地，尚有吊脚楼的余韵风采。但随着建筑材料的变更，建筑式样的西化，大城市偶存吊脚楼样式，与原来的吊脚楼韵味已经相去甚远。只有在渝东南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地，才多少保留了吊脚楼这种“建筑活化石”。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堪称“活着的土家族建筑博物馆”的古镇，在现代化的建设大潮面前竟然毫无抵抗之力——在下游修建的一座水电站，注定了原来的龚滩古镇被淹没的命运。早在2006年，龚滩古镇就已经被拆迁，并在下游3公里处进行了复建。虽然有关部门宣称“修建水电站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并且古镇会按照原样进行复建”——但那1700多年累积起来的神韵，只怕早已在搬迁过程中损失殆尽。
为搜集家乡那些即将消失的人间爱物，冉云飞曾跑遍了这里的山路，“无法阻止，真有追之莫及的伤怀之痛。”冉云飞痛心地说，如今像这样喊着‘大开发’的口号，冠冕堂皇地“为了发展经济”，而罔顾保护传统文化的行为，并不鲜见。在有识之士看来，那些旧的历史遗存，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传统——但若以社会的发展来看，许多我们想保留的东西，却又未必能够保留下来。
成都的“病态”
我们的精神家园怎么了？
“曾接纳穷困杜甫的草堂门票愈来愈贵，草堂也愈来愈豪华，甚至还有人准备在草堂里建商业地产，名曰草堂二号……”
在《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沉沦》一书中，从众多的例子可以看到，在当今的巴蜀大地，但凡可贴上“历史文化”标签的元素，似乎都已被开发打造出来，成为吸引一拨又一拨观光客的噱头，而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明积淀，也在指缝间悄然溜走。
冉云飞认为，作为四川乃至大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成都，近年来也逐渐走上了文化“沦陷”的道路。作为2000多年来城址都没有多少变动的城市，成都以山水之胜、风景之美而驰名天下，历来吸引着各路人马频繁出入，他们在或短或长的羁旅中，不忘将他们所看到的蜀中景致传达给友人，展示予读者。但纵观如今来到成都的各路旅行者，似乎都得到了统一指令，那就是导游们手中小旗子的指挥。一大帮人闹哄哄地跟着导游，纯粹是走马观花看热闹，那简单的三言两语，短短的十多分钟游览时间，怎能体会那些古老的建筑、书画甚至草木里记载的岁月风华？
更令人痛心的是，成都这些年的改造，悄无声息之间就毁坏了许多好东西。太多的打造、开发，让这座原本纯粹、安逸的天府之国，到处充满了铜臭，那些慢悠悠的休闲时光，也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夜生活”里变得一塌糊涂。
冉云飞把著名的宽窄巷子称为“成都最后的孤儿”，曾几何时，这“孤儿”作为有百年多历史的孑遗而如此沧桑多难，身历数朝，愈发显其不可多得的风致。人们行走其间，旧日风物、人物掌故联袂而来，动人心怀。可是如今，这“最后的孤儿”也被狠心的父母给典当、卖掉而拆毁了。各色商铺、各种酒吧会所五光十色的浮华，让那最后一丝沧桑的味道也荡然无存……
冉云飞在书中还重现了杜甫草堂的兴衰：“公元759年冬，杜甫从甘肃同谷出发来到蓉城。第一次看见繁华的成都，冬天里还有绿树，一个逃难的穷人，得到当时成都要员严武的扶助，在离市中心远点的地方安身，于是他在浣花溪筑茅屋数间，成就了后世天下闻名的草堂。老杜在浣花溪写下了他穷愁一生中最快乐的诗篇……但如今，曾接纳穷困杜甫的草堂门票愈来愈贵，草堂也愈来愈豪华，甚至还有人准备在草堂里建商业地产，名曰‘草堂二号’……”
阿坝的窘境
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冲突
“我们必须天然地利用现有环境，进行科学而适度的开发，而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保护传统文化，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头等要事。”
中国的旅游胜地大多位于西部，而西部的旅游核心地非阿坝州莫属。从上世纪1990年开始，冉云飞就开始探访阿坝，这里是他最钟情的地方——神奇的九寨、上天的黄龙、醉人的米亚罗、自然之子牟尼沟、生物天堂卧龙、雪山女儿四姑娘、赏心悦目的黄龙大草原、“羌族生活博物馆”桃坪羌寨等，无不闪耀着令人称奇的魅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些令人心醉的风光与人情，让我此生不忘。”
然而，到了新世纪后的2011年冬天，当冉云飞再一次深度探访九寨沟，却发现与十几年前的记忆大相径庭：沟口再也不是简单清净的山与水，而是绵延数里的宾馆、饭店，河边的山坡上，树木被砍伐得厉害，郁郁葱葱的原生态样貌已大不如前……说到这里，他笑道：“幸好当年的冬天人少，九寨沟没有人山人海，否则，我那大包小包的九寨之行就真的太‘造孽’了。”
冉云飞调查后发现，对景区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在西部真可谓举目皆是，其狂热程度让人伤心，不少人在商业面前沦为毁我山川的“旅游疯子”。比如黄龙大草原、红原大草原声名在外的丰茂草场，如今不仅面临过度放牧、严重沙化、鼠害严重的危险，而且在每年的七、八月，密集的游人还会带来植被破坏、垃圾污染等问题，那满目疮痍更令人忧心。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会使西部的人文地理、山川风物、民族风情、宗教文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慢慢遭到侵蚀而逐渐消亡。20年后，在西部广阔的土地上，这些上天的恩赐、人间的爱物，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实在令人不堪设想。
在这部书中，他不仅提出了对众多开发项目的质疑，也提出了许多解答方式。冉云飞表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贫穷是勒在西部人民身上的绳索，但要去掉绳索，不是随意乱剪绳索的某个地方，而是剪掉绳索本身打结甚至是死结之处。从根本上来讲，剪掉贫穷这根绳索的死结，不是以人们丧失祖祖辈辈赖以立足的精神和物质的故乡为代价，来让他们吃饱饭。这个过程，不能全盘仿效东部发达地区，更不能成为某些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而搞的所谓“经济大跃进”——“我们必须天然地利用现有环境，进行科学而适度的开发，而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保护传统文化，应该是头等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