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在2009年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受奖辞中这样描述了当代汉诗的发展现状：“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①盡管北岛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离开中国大陆，却从此站在一个国际背景下来审视中国大陆诗歌与当代汉诗，而他对当代汉诗症结的诊断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中，经济发展和文化萎缩加速了中国大陆精神家园的崩溃，也蚕食着地域文化的生存空间，使得地域文化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审美支持渐渐变得乏力。在城市化运动中，在细密的文化差异逐渐融合甚至消失的21世纪初叶，文化版图中的“西部”一再缩水。幸存的“西部文学”对于整个当代中国大陆文学而言已不仅是一种审美追求与文学趣味，西部的自然、文化景观成为一种文化遥想与某种精神图腾，而仅存的西部文学在风骨气质上承担了对当代中国大陆文学的纠偏功能。西海固处在地理与文学西部的怀抱之中，也许偏僻、落后、“不适宜于人类居住”的自然条件等对于西海固的生存而言是一种苦难，但无论对于个人、地域、国家与民族的文学而言，苦难都会成为一种创作的动力与财富。经济发展的滞后，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西海固文学在21世纪之交，对于整个中国大陆文化演变缩略显现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一方面，相对于主流文化线性演绎的历程，西海固文学几乎是在一个时间平面上吸纳借鉴国内外文学艺术经验；另一方面，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过度的漫长文化演进史在西海固以剧烈而短促的方式核变。相对于技术（是技术，而非技巧）过剩的中国当代主流诗歌，王怀凌的诗歌更像是一种“史前文明”，但从《大地清唱》到《风吹西海固》再到《草木春秋》，王怀凌在咏唱生命的过程中也记录了农耕文明到城市文明的演变过程及这个过程中人的种种情状。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怀凌的诗歌创作也在对生命的领悟中不断丰富与提升。
乡愁：在故乡
文学根本上是一种乡愁，古今中外的文人因为个人际遇的不同曾写下不同质地的乡愁篇章。有宋之问“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复杂况味；有贺知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无限感慨。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斯用“流亡者的头总是往后瞧，眼泪总是滴落在肩胛骨上”道出故国之思；当语言成为唯一可缱绻的故地，北岛体验了“对着镜子说中文”的冰冷与岑寂……家乡与故乡是两个有区分的概念，一个更多地指示地理意义，一个更多地指示文化意义。王怀凌的乡愁有对家乡的眷恋，但在故乡的土地上，他的诗歌更重要的在于吟唱了文化意义上的乡愁。
因为对故乡的眷恋，“回家”始终是王怀凌诗歌中的一种情愫，在《风吹西海固》与《草木春秋》中均有同题的诗行。“老家就在眼前，白山黑水的等着/那里有望眼欲穿的亲情/有白发苍苍和乳臭未干的血缘”。西海固这个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更是频频出现在王怀凌诗歌中的名词。庙台、二道河、固原、李家庄、顿家川、庙儿沟……这些大大小小的地理名词共同组接出王怀凌的西海固，甚至任何一道冒出芨芨草、几棵老杏树，有着红砖瓦房、羊肠小道、扶摇炊烟的山梁都是故乡，都能勾起对故乡的怀想。
单从地理概念及物理距离而言，出身地顿家川与后来的栖身之所山城固原都涵盖在西海固的边界之内。但之所以在他的诗歌中依旧有如此之多的乡愁之音，在于城镇化对其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这样一种改变大大强化了乡思之情。记忆中的故乡顿家川延绵着“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的生活方式与节奏，但五十公里之外的小城固原却是乡下人眼里打领带、穿西装的城里生活，在那被拖上城镇化轨道的地方，人们“在饭桌上、在酒吧里，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前程、股市、房价、情人”，但“没有人跟我谈起祖国和诗歌/没有人谈起责任，谈起感恩/没有人怀揣月光，仰望星空，没有人”。一个个村庄为城镇化为现代化让道而消失的过程中，饱蘸炎凉的游子无处回归，“他的村庄已面目全非/他的记忆已支离破碎/接下来的，许许多多去向不明的日子/直等尘埃落定，倦鸟归巢”。王怀凌诗歌中的乡愁饱含着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对于人和自然关系、人和历史关系的思考。
在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发生变化的背后是农耕文明逐渐被城市文明取代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中城市文明形成之初的种种“荒蛮”在不断拆迁的西海固被放大。对于农耕文明时代以“义”为基础的西海固人几乎是在历史的瞬时之中被迫接受和适应以“利”为纽带的人与人的关系。原本缓慢而漫长的时代更替在王怀凌这一代西海固人那里无疑是一场浩大的文化与精神动荡，人、世界、人世的意义都在被改写。作为诗人，这场动荡对于王怀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幸运，使得他在吟唱故乡之时成为这场动荡的记录者。不必讶异王怀凌的乡愁竟然发生在自己的故土之上。恰恰是在故土之上，曾经熟悉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生活理念随着大时代的更替发生着急促的变迁。因此，王怀凌的诗歌在表达对家乡的眷恋之时，更多地表达了时代演变中对旧有文化的依恋，这些诗歌，自然会唤起每一位身处时代变革的读者的共鸣，会钩沉起每位读者内心中的故乡。
由于科技的进步与各学科的长足发展，20世纪下半叶对于人类自身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革与补充，人不仅是思维的动物，人也是意指性动物，也还是符号动物。自人类创造并应用符号起，人类就开始存在于虚实相间之中。超越现实，创造“虚”的、符号的世界，或者用刘小枫的话说是“语言的织体”，超越身体的局限，追求无限自由的过程中，文学也成为人的另一个精神家园。对于任何一个诗人，不管他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当他用诗歌这种“纯粹之说”去表达的时候，便是他在诗歌的故乡、语言的故乡中流连的时候。诗歌给失却现实故土的诗人一种实在的充实与慰藉，对于一位诗人而言，对故乡故土的执念往往“是一首（西部）诗歌中宁静寂寥的抒情”。而失乡、恋乡、寻乡也成为王怀凌诗歌中有迹可循的乡愁。
西部：气质与风骨
西海固、关山牧场、沙坡头、大战场、青铜峡、西夏王陵、天堂口、马牙雪山、敦煌莫高窟、嘉峪关……风、羊群、柠条、飞燕草、沙枣花、羊皮筏子、驼队、僧侣、雁鸣、秋草……这一个个地标与风物标识出王怀凌诗歌显在的西部特征：古老的历史、悠远的传说、神秘的图腾、蔽日的狼烟、广袤的地域、苦焦的气候……作为西部风物志的同时，王怀凌诗歌也是一部西部风情志、风俗志。马尔撒的花儿在空旷的西部天空中撒欢，一声“阿哥的肉肉哎呦——”让长于抒情的文人“突然羞愧于我抒情的荒芜”。端午门楣上的艾草、菖蒲，雄黄酒、花绳荷包香彻村头巷尾，香彻西北，也香彻民间，一路从遥远的历史源头中走来。天堂寺广场上的篝火“像一盏神灯，吸引来自每一扇门后的踟蹰”，西部人“怀揣着草木之心，表情安详”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起锅庄舞，“而不远处，经幡在继续转动/一群晚归的牦牛/经过毡房，产生了爱情”。自然而然的生息绵延，崇高洁净的繁衍承续。风物、风情与风俗共同织就西部的自然人文生态画图。当然，这还仅仅是外在表象的西部风情描摹。傅元峰认为中国的西部文学与美国西部文学有着根本的差异，“在自由写作中，西部文学呈现为西部风情，而在控制型的文学生态环境中，西部则与西部审美精神密切相关。”②事实上，在中国西部诗人那里，西部也不仅仅与审美精神相关。西部特定的风情、风物、风俗为王怀凌的诗歌搭建了极具西部特征的抒情骨架，而长久的自然人文坏境濡染与熏陶下，西部已经成为一种气质与风骨融合在他作为人、作为诗人的血液之中。
傅元峰在论娜夜诗歌中“隐在的西部”时，曾用诚与真来强调娜夜诗歌中的西部风骨。但骨髓中的西部，很难用一两个词汇去诠释。西部悲壮而苍凉，不因为它决绝惨烈，而因为它义无反顾地担当；不因为它悲戚凄凉，而因为它无法抵挡的静默。西部神秘而安详。郭文斌曾这样描绘西海固：“对于西海固，大多数人只抓住了它‘尖锐’的一面，‘苦’和‘烈’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没有看到它深藏不露的‘微笑’。当然也就不能表达她的博大、神秘、宁静和安详。”③掩映在那份悲壮苍凉之下的整个西部如是，除却尖锐、酷烈，它博大、神秘、宁静而安详。在这里生存需用淡漠的情怀去化解它的浓烈，在这里生存要用安恬的神态去稀释它的静默。在这里行走要对它连同它之上的所有的生命肃然起敬。“一朵雨意浓重的云打马而过/关山像刚出浴的处子 清爽 静美……/我没有打扰那群低头吃草的马/也没有惊动草尖上假寐的露珠”。如果说诗人是“诸神的使者”为众人带来讯息，那么，王怀凌的诗歌为众人传达出了这样的西部，远非诚与真、坚强勇毅、坦荡裸露等语词能够涵盖。一阵风的来去、一株花草的枯荣、一束光的明灭都是神的启示。从诗集的题目到每一句诗行，王怀凌都是带着这样的西部气质与风骨在言说。
在道德危机、文化危机、信仰危机的当代，高凯、沈苇、古马、叶舟、王怀凌等西部诗人的存在是西部精神的残存。他们的诗歌除了审美价值之外，对于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的当代中国大陆文学无疑具有纠偏功能。
慢：中年之境
诗人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诗人，一类是可以使用光的语言的诗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海子是一位自觉从“纯诗”向“大诗”弹跳的诗人。时至今日，在中国当代诗坛，除却海子《太阳》的残篇，尚没有人能够使用光的语言，但很多人却在追逐光的过程中早已失去大地的支撑。王怀凌无疑属于大地上长出来的那一类。他扎实、专注，所以才拥有诗歌创作不断成长的后劲。纵观王怀凌的诗歌，其中饱藏着一个厚实而丰满的乡土世界与血肉丰满的人世。依托这个乡土世界与人世，王怀凌的诗歌艺术得以不断精进与提升。王怀凌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有着自觉而明确的认识，在《草木春秋》的后记中，他概括了自己诗歌在中年之后的新变，《草木春秋》所收之诗，“都是2010年到2014年五年间写的，即中年之后的写作。其间，个人心态趋于平和，诗学观念也在变化：悲悯、焦虑、疼痛、不安逐渐远去，回复到宁静与安详。”④从总体上看，与诗学观念相比，王怀凌中年之后的诗歌新变主要源于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参悟。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中年以后，在王怀凌那里成为一种胸襟，也成为一种态度。单从《大地清唱》《风吹西海固》《草木春秋》几部诗集的命名看，诗人的视野似乎不是一个逐渐阔大的过程，而是不断缩微的世界。诗人自我也从大地的代言与高高在上的价值判断者、自然界的浏览者与旁观者发生转变，“我把自己安放在风中，我就是一棵草、一朵花、一粒沙……”“用花朵的眼睛向远方眺望/用叶子的耳朵倾听”。唯有用生命体悟，才能发现微观世界中的广阔天地，其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感。在用词上，惊心刺目的词汇大大减少，苦焦的西海固在王怀凌的诗歌中开始变得柔软、温情。而这一切的变化并非源于诗学观念的变化而得益于诗人个体生命的不断成长与参悟。
作为生命成长的自然褶皱，走向宁静与安详的过程自然并非落体运行的平滑直线。在走向中年之境的过程中，王怀凌自然也有过惶惑、有过叹惋与无奈。“花儿谢了，一泻千里/草儿败了，一败涂地”，“我从一片叶子上看见自己的容颜/承认脉络一样必然的命运”“我每次经过这里，都忍不住多看一眼/我想到“孤寡”两个字/这是我的民间，我的草木春秋/该谢幕的都已谢幕，带着不舍”。但最终，这些灰暗都会在生命彻悟的过程中逐步净化。“也许过了今天，明天就相忘于江湖/却有一棵树会替我们活着”。恰如愀然扣弦而歌的苏子最终也会在“自其变着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藏也”的放歌中坦然。生命的成熟正是正视自我的过程，中年以后，诗人以《我看见我自己》来反思、反省，也是对普遍世相所做的反思、反省。他的《中年生活》以“新写实”的笔触与口吻，勾画了理想失落日渐回归本真生活的过程，但最终又对庸常凡俗给予同情并予以拒绝。光阴流转，當诗人能够聆听到人世的纯净之音时，这一切都将因着生命的顿悟而不再是困惑与阻遏。《慢下来》一诗中呈现出中年之后诗人对自我、对社会、对人世的重新认识。慢下来，“包括成长的速度，心跳的速度，血压升高的速度/提前凑热闹的白发、疾病、更年期……”慢下来，“包括虚胖的GDP、疯狂的开采、谎言以及/缩水的真诚、虚拟的爱情……”慢下来，“问问孩子们多长时间没有数星星了……”诗人用看似漫不经心却语重心长的口吻对于每个生命、对于我们畸形追求速度的社会、对于我们几乎忘本的存在给予喟叹与警示。
禅意：镂空的诗思
绕开形而上学的传统，海德格尔独辟蹊径运思于半个世纪思考和探索着语言的本质问题。海德格尔没有把目光局限在德语系范畴，而是放眼东西方世界。日本学者手冢富雄在造访海德格尔时表达了日本在美学思想与语言理论方面要求向西方借鉴经验的迫切心态。“自从与欧洲思想发生遭遇以来，我们的语言显露出某种无能”“（西方）美学为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概念，用以把握我们所关心的艺术和诗歌”“我们的语言缺少一种规范力量，不能在一种明确的秩序中把相关的对象表象为相互包涵和隶属的对象”。⑤海德格尔也表达了早在与日本学者九鬼周造交流过程中曾有过的忧思与质疑。海德格尔担忧名称及内涵都源出于欧洲思想与哲学的美学会与东方思想格格不入。至于语言，海德格尔也质疑东亚语系的人们追求欧洲思想系统是否有必要，是否妥当。在他看来，尽管现代技术与工业化已经席卷全球，全球与人类正在欧洲化，但若语言正如他早期思想中的“存在之家”之说，那么，东亚人与欧洲人是通过各自的语言栖居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家中。东亚艺术是在一个感性世界与一个超感性世界之间的区分——应合中进行的，用欧洲美学界定东亚艺术，“东亚艺术的真正本质被掩盖起来了，而且被贩卖到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领域中去了。”⑥海德格尔是在理论、思想与思维方式的宏观层面对东西方（东亚与欧洲）语言、艺术的区别与特质所做的思考。作为“纯粹所说”持有者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在与中国诗人的对话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认识：“我不会拿西方的诗歌标准去评判其他诗歌，不会拿西方的标准去看待中国诗歌。”“我发现，在西方，在美国，诗歌存在的程度与文化有关，诗歌是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東方，尤其在阿拉伯世界，诗歌存在的程度是和存在有关的。”⑦阿多尼斯担忧今日的阿拉伯正在忘记自身，忘记自己的诗歌传统，正在融入机械文化。阿多尼斯对阿拉伯诗歌的担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当代诗歌困境的一面镜子。
正如前文所言，相对于技术过剩的中国当代主流诗歌，王怀凌的诗歌更像是一种“史前文明”。但王怀凌《草木春秋》中那些富于禅意的诗歌却恰恰呈现出在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区分——应合中蕴藉的中国传统美学、诗歌精神与哲学智慧，而这正是海德格尔所指“东亚艺术的本质”。“中秋夜：阴”，是对写中秋写月明的诗歌河流的绵延与丰富，幽明强烈对比却又浑然融于诗思。极简的诗语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带给诗题本身无限张力与无尽的凝思。“风吹过湖面”，接下来似是无尽的虚空，但正如天空之空会带给人无尽的仰望一样，“风吹过”，仿佛了无痕迹，却留下了无边的诗意空间给抒情主体也给读者。幽明两可韵味无穷正是中年以后王怀凌诗歌逐渐清晰的诗思。当然，对于王怀凌而言，最终使其诗歌获得了这种镂空的诗思的，不至是在诗学语言学上的精进，更是其对人生在世的不断顿悟而获得的。也因此，其诗歌中镂空的诗思最终并不会落脚点在诗歌表达技巧的理性总结上，而始终是对生命本体的感性认知与超脱的情怀上。借着乡愁的底蕴，怀抱着镂空的诗思，随着年岁的增长，王怀凌的诗歌逐渐多了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这些叶子的命运，和人一样/始终行走在宿命的枯荣里”“还有什么不能放下。我走后/清水河沿岸的柳枝照样迎来了按部就班的春天”，午后的香茗，“还有几片为情所困，在水中徘徊/等待一根宿命的手指打捞/最终，它们都会归于平静”……
也许，每一个执有“纯粹之说”权杖的诗人最终都将归于平静。但对于未来的历史而言，诗歌将向我们道出：不是我们在用语言表达，而是语言表达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