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自1921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后，人们对它的解读就从未停止过。这种阅读史既包括藤井省三所考察的与意识形态和中学教育联系起来的阶级分析[1]，也包括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之后城市知识分子从“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城乡对立，精神家园的失落等角度出发进行的“再解读”[2]。随着思想和文化市场的愈加多元化，《故乡》的内涵不断被改写和重构。中国现代作家当中，还鲜有作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国民性的探索像鲁迅一样犀利而深刻。本文结合20世纪20年代初期鲁迅思想的转变、启蒙与现代性任务的复杂性，对《故乡》这一文本进行再次解读，旨在揭示文本所反映的作为置身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多种力量之间的鲁迅，对于故鄉何去何从究竟持有怎样的复杂态度。
一、乡村风景的发现
柄谷行人用“风景的发现”这一比喻试图探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他认为“所谓的风景与以往被视为名胜古迹的风景不同，毋宁说这指的是从前人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勇气去看的风景”，“所谓艺术不仅存在于对象物之中，还在于打破成见开启新思想即除旧布新之中”[3]。也就是说，乡村的风景本是客观存在的，但会因注视的目光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置于中国的语境中来对这段话加以理解，不难发现正是20世纪初的启蒙理性导致了乡村风景的重新发现。乡土小说似乎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各种力量和话语的角斗场，成为知识分子演绎启蒙的重要阵地。从西方传入的这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使得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乡村，乡间维系多年的生活方式变得可疑起来，其合理性开始被质疑。不同于古代文人墨客对于田园风光的诗性描绘，启蒙者眼中的乡村与之判然有别。乡村中充满了既定的人和事，然而一旦套入写作重构的框架，这些既定的事实就会被后来的经验所染色。因此作家对某种地理景观的书写是筛选后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启蒙者笔下的乡土是经过批判眼光重构过的乡土。
乡土文学的概念是在城乡二元对立格局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得以产生的。现代以来，我们对于乡土的关注起源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参照。工业文明在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便捷的同时，也使人遭遇了空前的精神危机。大工业生产带来了人与土地的分离，因此乡土就成了人们抵抗异化的避难所，随之产生的是重回精神家园的冲动。
尽管乡土小说大部分是以乡村为背景，但将乡土小说完全等同于乡村小说则有失偏颇。乡村未必是承担乡土文学想象的载体。乡土文学的意蕴应该指向“故乡”（不仅仅是单纯的乡村）。这个故乡可以是现实中的乡村，也可以是作者虚构的精神上的故乡。苏童和莫言都曾经指出自己小说中的故乡未必完全等同于真实的故乡。“我小说中的故乡同真实的故乡相去甚远。……我想我后来的小说完全可以把‘高密东北乡’拿掉，换成河北的某个地方，换成山西的某个地方也是可以的。……在《丰乳肥臀》中，地理环境也进入虚构状态，像连绵的沙丘，沙丘上的红柳，沼泽地，芦苇荡在实际的高密东北乡是不存在的。”[4]“枫杨树乡村是我长期所虚构的一个所谓故乡的名字。它也是一个精神故乡和一个文学故乡。在它身上寄予着我的怀乡和还乡的情结。……我们这些写作者大多是生活在城市，其实城市人的心态大多是漂泊的，没有根基的。……个人对自然缺少归属感，怀乡的情绪是一种情感缺失造成的。”[5]
所以，对于故乡的追述，不一定是与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有时候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这些共同构成了乡土的一套话语。故乡的意义在于保存了一套被遗忘了的想象，一种经验和话语，尽管它们是非现实的。
二、精神还乡的破产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回到故乡总是与解甲归田、衣锦还乡等词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有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慨叹，但不至于深重的悲哀。然而在现代文学中，乡土文学的叙述主体通常是“游子”。他们一方面曾经与乡村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心理层面游离于乡村之外。童年经验与故乡建立起的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是人一生难以完全摆脱的。但是，如何返回故乡成为困难的命题。回乡也许只是一个文学主题，存在于文字之中。
1.故乡与返乡
对于鲁迅而言，故乡的范围是可大可小的。在杭州，绍兴就是鲁迅的故乡；在北京，浙江就是鲁迅的故乡；而到了日本，中国就是鲁迅的故乡。鲁迅对于故乡意义的重新思考和发现，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留学经历有关。“幻灯片”事件使鲁迅痛感国民性的愚弱，决定弃医从文。
而具体到这篇小说当中，回乡之旅实际上变成了离乡之旅。返乡的过程是一个把空间时间化了的过程。故乡的形成和存在，有赖于小说中“我”二十年前离开故乡的举动。假如没有当年的离别，便不会有时间与空间上的阻隔，也不会有如今的回归。故地重游，是一次对于童年经验的追述，是一次对于自我的重新审视，是一次精神上的巡礼。层层叠叠的记忆与现实构成了反差，将之陌生化。参差对照之间，重新梳理个体与集体经验，使得“我”与故乡的关系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鲁迅的故乡绍兴本该是东南形胜之地，然而在鲁迅笔下却充满了“荒村”似的压抑、破败与荒凉的色调。鲁迅称故乡以外的一切地方为“谋食的异地”。“异地”是用来“谋食”的，是冷冰冰，不带感情的。而真正故乡中寓居多年的老屋却已经转卖给他人。曾经安全、亲和的住地也已失去了寄托，没有了牵挂的必要。因此故乡也最终成为需要别离的地方。
与此同时，“归乡”本应是温暖的寻梦旅程。但这一次返乡，“我”并未体验到回乡的安全感、归依感。相反却成了一次浪漫却苦涩的精神之旅，是一次归乡情怀破产的写照。“我”由此成了无家可归的旅人，精神上无所归依。
2.童年经验的幻灭
孩童是不需要故乡的。只有成人的词典里有过去，孩子的世界里则是充满着对于未来的期待和想象。因此“故乡”一词指向的是成人世界，指向其中复杂的规则，琐屑无聊的日常，令人焦虑不安的生存现状。“我”的童年经验很大程度上与闰土联系在一起。提到他，“我的脑里突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那片无垠的瓜地，那个戴着银项圈刺猹的少年，共同构成了广阔无垠、灿烂夺目的空间，令人心驰神往。稻鸡、角鸡、鹁鸪、蓝背……这些富有生机的能指，象征着闰土的游戏精神，对于高墙里仰头看四方天空的“我”而言，无疑是一种想象的释放。
然而当“我”真正见到闰土之后，却发现和他之间已经生出了“可悲的厚障壁”。不仅是语言上的沉默，更是共同经验的匮乏。他已不再是“我”的精神盟友，那个能够带“我”进入新世界的少年。相反，是一个被生活重担压垮了的人。那一声“老爷”为“我”的还乡之旅画上了一个沉重的感叹号。“我”再不能像儿时一样见到一个富有生机的少年英雄。
“我”本是回来与闰土告别，但是却发现彼此之间已经不再有交集的可能。无论是闰土的麻木迟钝，还是杨二嫂的尖酸刻薄，我们都生活在辛苦挣扎、无聊琐屑的成人世界，都必须独自去面对生活，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乌托邦式的儿童天地。
三、启蒙与乡愁的双重变奏
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秉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故土情結、家园意识、寻根情怀。童年经验作为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深深地刻入鲁迅的骨髓。种种民间风俗、故乡风物在鲁迅的小说、散文中成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这些都成为鲁迅的创作源泉和心灵慰藉。然而从理智的角度出发，作为启蒙运动的先驱，他又敏锐地察觉到乡村民众与现代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之间已变得格格不入。无论是《风波》中下层民众对于上层政治变革的漠不关心，还是《故乡》中农民对于现代平等意识的疏离，抑或《离婚》中传统民俗观念与现代婚姻观之间的巨大鸿沟，都映射出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乡村民众的愚昧迟钝的批判。鲁迅选取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从当下出发，以建构的原则将历史时刻编织进现时，建构了一个颓败、黑暗的历史空间。这个空间赋予鲁迅的国民性一种忧郁的破坏力，通过对黑暗的否定达到“惊醒”，“现时”将历史的写作转换为一种绝望的抗争。他认识到中国社会若要走向现代，必须经历这种破旧立新的阵痛，只有这样，方能撼动这黑暗而沉闷的“铁屋子”。一方面，鲁迅感情上眷恋、依附故乡；另一方面，在理智上又审视、责难故乡。一种是批判性的，另一种是抒情性的。如果说乡愁是自觉的选择，那么启蒙就是理性的产物。
以往对于鲁迅乡土小说的解读，往往把农民作为研究的重心，却忽视了鲁迅作为启蒙者所经历的紧张与阵痛。一个在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多重力量交织、扭结中挣扎的现代知识分子，一个启蒙战士，是否必定要经历精神上的孤独和理想的破产？答案或未可知。但对于鲁迅而言，这种对于未来寄予的希望一方面反映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信奉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论思想；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新的希望又如空中月亮一样，具有不确定性。“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没有麻木愚钝，没有生活重担和阶级压迫的愿景固然美好，却很快被作者否定。这种抗争、纠结结合多种情愫，体现的正是一种希望与虚妄的辩证法，以及作者对于这种理想的怀疑。
如果说《故乡》是一次物理意义上的回乡，那么鲁迅的另一则散文诗《好的故事》则可以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回乡。它以故乡为蓝本，描摹出对儿时许多美好的人和事的追忆。朦胧，缥缈，若隐若现，带着梦幻般的色彩。可以想见，这是诗人在昏沉的夜中，伴着昏暗的灯光，在朦胧欲睡的状态中看见的一个美好乡村。散文诗写的是梦中过去的经历，“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上所看到的美丽情景——“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鲁迅的故乡绍兴县，是由原来的山阴县和会稽县合并而成的。澄碧清新的水乡，百花竞放的山野，勤劳淳朴的农民，若隐若现的倒影，水中的萍藻游鱼，诸影诸物，摇曳生姿。“山阴道上”则成为绍兴城南一带优美风景的代名词。
然而梦终究是要有醒的时候。一旦醒来，梦境便戛然而止，并被撕成碎影，如泡沫般消散不见。这样精神上的回乡注定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永远感到像家一般的安宁。醒来还是漫长的黑夜，“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故乡文明中富有魅力并持久坚韧的一面在作者心中挥之不去。尽管故乡成了无法返回的地方，“我”也变成了异乡人。
《故乡》的主题，有一部分指向乡村中国的衰败与落后，以及与启蒙进步话语之间的巨大沟壑，借此表达的是五四新文化的诉求。然而，在这种冷峻的乡土批判背后，小说同时存在对于故乡往昔的追述，描绘出其间呈现出的美好的风土人情，与现实中的“荒村”构成鲜明的对立和悖反。而这种悖反是普遍的，因而《故乡》既是历时性的个人经验，也是共时性的社会寓言。
鲁迅作为启蒙者，对于文化的批判性审视却又常常是与自省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写在〈坟〉后面》中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对于闰土，作者反思道：“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当中，也包含着自我解剖，这是其他乡土作家所未能企及的。竹内好认为鲁迅在第一次觉醒（独醒）之后还有第二次回心的过程，也即是从孤傲和自卑中彻底拯救出自己，“个体的自觉”反而在成为普通人时出现。而这一点尤为重要，被伊藤虎丸认为是鲁迅文学的“核心”[6]。从三千年沉重的传统中觉醒，获得思想独立，并不是最困难的，更加困难的是从这种“独醒”所带来的优越感中冷静下来，获得个体的自觉与责任意识，并重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而鲁迅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更加震撼人心的精神向度。
参考文献
[1]藤井省三按照时期将《故乡》的阅读史分为四个阶段，包括二十年代初作为农民的故事，随后被当作社会主义国家之主体的农民的故事。伴随新中国的成立，它的解读受到了阶级论的影响。而邓小平时代后，它又被定位成知识分子与小市民之间的故事。总的来说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框架内的解读。
[2]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2.
[4]周罡，莫言.发现故乡与表现自我——莫言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2（6）.
[5]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2）.
[6][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76～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