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难得的对谈中，莫言谈到了朱西甯对他的影响和震撼，谈到朱西甯作品中所体现的小说的现代意识以及他“布满尖锐的锋芒”的语言风格
直到2002年在臺期间读到了朱西甯的《铁浆》，莫言才明白当初自己的《红高粱》发表后不久，阿城让他读读朱西甯的原因，“那是一种强悍、饱满、意象丰富犹如激流飞瀑的笔触”，写的虽是苏北旧事，但让他错觉是在写家乡山东。
“朱先生是我真正的先驱。”莫言后来在朱西甯《旱魃》的序中这样写。
朱西甯，对绝大多数大陆读者来说，还是个陌生的名字。但熟悉台湾文学的人会知道，在台湾，有这样一个家庭，他们一家三辈都是文学家。朱西甯是台湾文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作家，妻子刘慕沙是日本文学翻译家，大女儿朱天文、二女儿朱天心都是“台湾最好的文学家”（作家阿城语），朱天文亦是好编剧，推动台湾的新电影浪潮;二女婿唐诺是文学评论家、出版人，朱天心与唐诺的孩子谢海盟，年纪很轻已是电影《刺客聂隐娘》的编剧。
诗人痖弦称他们为“台湾的文学巴赫家庭”。阿城说，“朱家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半个世纪以来，林海音、三毛、蔡琴、季季……许多文化名人都是朱家客厅的常客。
朱西甯本名朱青海，生于农历1926年6月16日，在江苏宿迁长大，祖籍山东临朐。据朱天心介绍，朱西甯是爷爷奶奶四十多岁时的幺子，有两个哥哥和六个姐姐，但在他出生时都已经去了外地生活，从小陪伴他长大的，是“年龄像爷爷奶奶一样”的父母，讲的山东老家的传说故事，“如此丰富又如此寂寞”。
朱西甯的一生，是一部独特的私人文学史。他是个好小说家，与张爱玲有一段文学因缘，被张爱玲称作“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他是台湾文坛饱受争议的外省作家，曾因收留居台期间的胡兰成做邻居而遭众友人断交;他是文学伯乐，以古代书院师徒的方式，栽培帮助年轻作家。大陆作家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即是由他赏识，在台湾出版……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来到新世纪的第18年，才回过头来讨论朱西甯在四五十年前的作品，使我不免有迟到的歉然之感。”半个月前，作家张大春在电台节目《小说大学》中重读朱西甯时感慨不已，并称朱西甯为“小说叙述形式的先锋者”。朱西甯的名字亟待被重估，随着朱西甯代表作《铁浆》与《旱魃》在大陆的首次面世，朱西甯以书写者的名义，而不仅仅是台北朱家三姐妹的父亲，强势进入了大陆读者的文学视野。
2018年10月26日，朱天文朱天心姐妹携由侯孝贤导演监制的《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朱家》的电影纪录片摄制组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与莫言就朱西甯作品进行了一次深谈。在这次难得的对谈中，莫言谈到了朱西甯对他的影响和震撼，谈到朱西甯作品中所体现的小说的现代意识以及他“布满尖锐的锋芒”的语言风格。对于朱西甯作品迟到半个世纪的事实，莫言表示，他一点也不担心朱西甯作品的受欢迎程度，“我相信真正热爱文学的，喜欢语言的读者，能从朱先生的书里面读到我们的传统，读到真正的文学品味。我想任何一个有文学素养的人看了朱先生的书都会被打动的，他的作品具备可以长久传承的特征，是经典之作”。
以下是对谈实录
朱天文：您是什么时候、什么机缘读到我父亲的小说的？
莫言：这个就要谈到我们共同的朋友阿城了，阿城可能是80年代初大陆作家里最早被介绍到台湾去的。阿城对台湾很熟，读书多而杂。20世纪80年代中，我的小说《红高粱》发表后不久，有一次遇到他，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读读朱西甯”。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读了就明白了”。过了两年我的小说《白狗秋千架》获得台湾联合报的联合文学奖，我一看寄过来的奖座，那上面刻着决选委员的名字，第一位就是朱西甯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还没有读到他的书。直到后来我去台湾参加文学活动，才陆续读到了朱先生的《铁浆》《破晓时分》《狼》这几个短篇小说，也读了《华太平家传》《旱魃》这些作品。最让我震撼的是《铁浆》，我也终于明白了阿城让我读朱西甯的原因。
首先是对他所写地理环境的熟悉，尽管他写的是苏北，但我一直错觉他是在写山东，书里面的人情风物、人的行为、语言方式同我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那样像。再者是他笔下描写山东地区或者说是中国大陆北方地区的这种剽悍人性，这种威猛和刚烈，抗争和奋斗，或者说是极端的匪气和鲁莽，也让我感觉特别熟悉。我的《红高粱家族》写的就是山东的土匪，而他所写《旱魃》里的男主人公也是当过大土匪的，不过他后来改邪归正，信仰了宗教。这样一读确实让我感觉找到了自己的先驱，我把这话写在为《旱魃》作的序里，这样说一点都没有什么好避讳的，因为这就是一种生活经验的类似，一种个人禀赋的相同，使我们写出来的作品有种遥相呼应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我跟朱先生还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他当时是在台湾的军队里面开始写作，我写《红高粱》的时候也在军队里。我们都是军人，但都在搞文学、写小说，而且写的都是故乡的记忆，所以有太多相同的地方。后来我还进一步扩展了对台湾作家的阅读，也阅读了跟朱先生同一时期的军旅作家，像司马中原、段彩华等人的作品，感觉跟他们真是血脉相通。
朱天文：我父亲46岁从部队提前退役，因为他想要全心全意地写作。在军中时，他每天只能在晚饭后开始写，他只要一写，我们的母亲就有本事让全家人鸦雀无声。母亲会早早哄我们上床睡觉，为父亲的写作制造安静的环境。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拥有军职意味着要受约束，而创作则需要自由，不知对你来讲，这之间会不会也有冲突，你又是如何拿捏？
莫言：我相信我跟朱先生当时的感受是相同的，军队里要求严格统一的纪律，而文学倡导高度的自由，文学需要一个奔放驰骋的心灵，需要对人性开掘到漫无边际的广度。朱先生白天在军队里工作，晚上回到家里面对稿纸，就是一个自由奔放的创作者，记忆会带他回到遥远的童年，回到那个他永远难忘的故乡里去。我真的没有感觉到以前在军队环境里会影响我的写作力度，写作时我不考虑任何问题，我觉得就应该这样写，必须这样写，写出来再说，至于能不能发表那是另外一回事。
朱天文：因为我父亲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自己也说，早年的《旱魃》算是一部福音小说。晚年时他开始动笔写《华太平家传》，写到了1980年，这中间他大概改了8次稿，有一次写了30万字，却被白蚂蚁蛀掉，我父亲曾说，“这些蚂蚁是上帝派来的既严格又残酷的批评家”，他对此很豁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再写《华太平家传》时，已是他第九次动笔了，1998年我父亲去世时，《华太平家传》的手稿完成了原计划百万字中的55万字。他当时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说，《华太平家传》是比《旱魃》更全面更深入的福音小说。我觉得你在《旱魃》的序里面讲得非常好，讲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同时又是一个小说家，这两种身份进行着拉锯，但在创作的时候，他顺从的是他作为小说家的本分，这是他作为小说家的天职和宿命，而小说就是这样走向一种多重的、开放的可能性。
莫言：因为《旱魃》里写的唐铁脸原来是杀人如麻的土匪，后来迷途知返，扶贫济困，皈依了基督。这样一个人后来被他的仇家打死在油坊的榨槽上，被暴民掘墓曝尸，这样一种耻辱让他的妻子佟秋香对宗教产生了质疑。“作恶不得恶报，行善倒得了恶报，哪里还有天理”，其实佟秋香这时候发出的质疑同时也是读者们的质疑。这种现象在涉及宗教的文学里是很多的，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圆满的，但都不是完美的，因此对宗教的质疑就成了小说现代性的重要表现。这有时候并非是作家的本意，我猜想朱先生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不会对他的宗教提出质疑的，但因为他顺从了小说中的人物，顺从了小说的根本定律，所以他的小说中也就出现了尖锐的质疑，这种对神圣提出的质疑和拷问，我觉得就是现代性的根源所在。当然，笃信基督的朱先生让小说里的金长老把佟秋香说服，并让她为自己与主讨价还价的行为感到羞愧。但她在激愤之时喊出的质问，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一般的读者也不会轻易地被金长老说服。这大概是朱先生料想不到的。这是一个基督徒与一个小说家的矛盾，而这矛盾，恰也是小说的福音。
朱天文：所以你说我父亲是一个很好的“骑手”，就是顺着人物的个性走。
莫言：对，他是一个有驾驭能力的骑手，一边控制着马儿奔跑的方向和速度，一边也是不控制的，在控制和不控制之间。好的骑手肯定不是屁股死死地坐在马背上，当马要飞跃障碍的时候，他是要站起来的。我记得以前跟着我爷爷割锯，他拿一根墨线伸直以便将木头直直地切开，我总是着急，使劲下压着锯子，想要割得快点，割完了好去玩。我爷爷就提醒我不能硬割，这样割的话会跑墨，也会走偏，必须要顺着锯子，既要用力拉它但又不能硬拧。我觉得写小说虽是更复杂繁重的劳动，但它和骑马、割木头的道理是一样的。朱先生很高明，顺着自己的人物走，因为人是千奇百怪的，人的头脑各不相同，小说应该比宗教更宽阔，这样写他的思想就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人物表现出来的，这就避免了借小說说教。
朱天文：《铁浆》、《旱魃》和《华太平家传》，这三本你最喜欢哪本？
莫言：最早阅读的是《铁浆》那部短篇小说集，《狼》这个故事真是写得太好了，狼本来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吃人又吃羊的残忍动物。可我记得后来朱先生写到那只母狼被捉到后，被倒挂在树上，开膛破肚，母狼肚子里面的小羊羔掉出来的场景，觉得写得很残酷，让人感叹大自然定律的多义性。那时候读者的同情心立刻就转移到狼的这方了，这又是一种对生命的戕害。《狼》写得让人看了脊梁发凉。
朱天文：我父亲自己也说，早年他写小说不喜欢淡的，他喜欢挤压、浓艳的。
莫言：他的感情都是非常强烈的，人物都是非常强悍的，语言也非常有力量感。这个语言跟他整个的小说内容都是非常般配的。我记得当时形容朱先生的语言，有点像郑板桥的书法，“乱石铺街一样的语言”。那么多硬邦邦的东西竟然被组合在一起，大量的这种方言土语的运用。我相信在当时的台湾文坛上肯定造成了一种地震般的轰动，他们哪里读过这种语言啊。
朱天文：《狼》跟《铁匠》的确在当时是造成了很大的讨论跟震撼。
莫言：《旱魃》当然就更加完整了，一个长篇巨制，结构上跟我《红高粱家族》一模一样，时间切得很碎，把一个人的故事跟现在时不断地穿插进去，我的《红高粱家族》也是这样的结构方式，就是写一场伏击战，然后伏击战每个地方不断往里面穿插过去的记忆，这在80年代我认为是一个很先进的技术了，没想到朱先生早玩过了（笑）。他的语言确实十分精彩，我们后来见惯了非常流畅、优美的翻译腔调的语言，再来读朱先生这种原始的、铺放的，像“乱石铺街”一样的语言会给自己的阅读形成一种冲击。因为说到底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值得研究和重读朱先生的作品的，他比我们写的都好。
朱天文：我们俩（和朱天心）是很惭愧的，虽然父亲他是三十几岁成名，但他的写作很早就开始了，初二时他写了一个七八万字的小说，抗战胜利后，21岁的他在南京《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他第一篇短篇小说，叫《洋化》，讽刺的是中国人效仿洋人的种种。写《洋化》是因为我祖父，祖父本是清朝读书人，后来接触基督教后举家受洗，成为传教士。《洋化》里讽刺一个人一直在家里学洋人的各式各样，最后把老婆气病的事，应该就是祖父跟他讲的一些故事的融合。从那以后，他一直写到了72岁，他的作品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及散文、评论，上午写长篇，下午“干活”，也就是写短篇，在他看来，写长篇要容易得多，因为里面的人物会自然生长、按时报到，而短篇写作更像是一场搏斗，必须寻找到最符合题材表达的语言。20世纪80年代时，台湾进入了迅速的城市化，作为小说家的父亲对台湾的现实变化一直是“热眼旁观”的态度，他想用不一样的容器和语言呈现他的观察，于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自我革命，陷入漫长的转折期。父亲的这种坚持和变化是我俩非常不及的。所以，不知你对他迟到半个世纪的作品首次在大陆出版，有什么话要说？
莫言：前天下午朱先生的隔代粉丝小毛跟他父亲一块来看我，看我桌上摆着朱先生的书，问我能不能拿走。她是真读过朱先生的书，真心喜欢的。按照我们的想法，一个55年前的小说了，那时候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读起来依然很有兴趣，喜欢的程度到了粉丝级了，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想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朱先生的书这次在大陆出版，应该会有很好的反响。
当然我们不指望它会成为像网络小说那样的爆款，但我相信真正热爱文学的，喜欢语言的读者，能从朱先生的书里面读到我们的传统，读到真正的文学品味。20多年前我初读朱先生之时的感受，跟现在的文学青年阅读朱先生时的感受几乎是一样的，因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永远不会过时。尽管我们从朱先生的小说里面读到的是当时的世态人情，尽管生活中很多物质性的东西在变，但人心没有变，人性没有变，人的状况没有改变，我们在书里仍能读到我们自己。我想任何一个有文学素养的人看了朱先生的书都会被打动的，他的作品具备可以长久传承的特征，是经典之作。而且我相信，朱先生的小说语言，也会让熟读网络文学的年轻读者产生惊愕之感，这样的小说，这样一种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一定会对他们造成非常强烈的冲击。我特别希望能在一部小说里看到一种语言的陌生化，这种语言既陌生却又让人读得懂，别人从没有这样用过，只有他这样组词造句，我想这里面肯定有朱先生对文学语言的发展和贡献，这是创新，且这一点非常宝贵。（供图：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