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写作对诗人来说是本己的，它是标示出诗人之为诗人者，并永远作为诗人的本性而被铭记。诗人是诸神的祭司。诗人的确创造了诸神，也创造了他们自觉的、本己的信使。在诗所承载着诸神和诗人之思的途中，诗歌作品成为其存在之地与隐喻之所。而诗人郭晓琦从厚重的西部诗歌遗产中汲取精髓元素，并涉身在中国当代各类诗歌思潮趋势中的写作经验里，凭借原始的乡村背景、内部记忆、时间体悟，以卓异于同代书写者的精致、鸣响、静谧、深情完成了一个人的灵魂史书和地理志略。他的诗正是通过悉听诸神的意思、与自己的对话，全心全意地还原了一个真实故去的村庄，筑造了内心世界的另一个村庄——诸神家园：天堂。
这种还原与筑造伴随着残酷的离开，它类似于俄语诗人叶赛宁对母亲的离家出走，类似于英语诗人希尼对父亲的彻底挖掘，类似于德语诗人特拉克尔对自身的根本放弃。诗人郭晓琦是作为一个离开村庄者，来进行他的村庄写作的。同时他也为汉语诗歌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在场的书写范式：在开端已经要缺乏开端，而这缺乏将会给出开端：诸词语、诸语言、一切摧毁统一性和自我认同的事物。因此就得彻底强调离开：在出离处，至关重要的事不是去另一个地方，是郭晓琦的诗性离开。
精致的马灯
命运的法则就是：一切都自行经验，
即便寂静返归，也有一种语言存在。
——荷尔德林《和平庆典》
“1990年考入庆阳师范，在校乐队吹黑管两年，后放弃；练书法两个月，后放弃；学绘画数天，后放弃……”“……当过教师，干过教育行政，现为编辑……”“……34岁从陇东调到兰州……”正是这种离开，催生出不同的介绍方式都干脆的导向一致的命定：写诗，诗人。郭晓琦制作自己的简历也如制造一盏马灯，精致，简洁。这也是阅读其诗歌给人带来的直觉感受，轻微的忧伤、淡然的幽默，透露出命运的必往之所。他搅动词语和语言的方式凸显别致，使其少有累赘、冗长之句。因为诗人的疆域，乃是他诗作的可靠领域：马灯般精致的语言。他在诗语节奏和气质方面的极端精致，也曾是迷恋诸多青年读诗者的根本原因。诸如其流传广远的诗作《对一座废弃宅院的简单叙述》《荒凉的黄家梁》《柠》《黑河》《北堡镇》等，皆是表现了一个被掏空了的、遭到时间和当代现实所删除的世界，甚至诗人的个性作为这个世界的情感修辞也被取消，只有言语异常内向的朝着自身折叠，形成了一个个翻卷的褶皱，这是纯粹的被淡忘的世界，或是深切地表达着那些梦幻般消散的印象，这种消散的方式就像正在散去的乡音那样，无从概括、无从捕捉——但最终有一张白纸留下了村庄被抹去时，语言曾经抵抗过的痕迹：诗版，它主宰着诗人精神的深度。
斯洛文尼亚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敏感的主体》一书中意识到有必要从一张白纸开始——通过穿越世界之夜，把尚未从我这里脱颖而出的实在的整体抹去。这自然是以反话形式更为深刻地雕铭诗歌语言在面对世界废墟、破败、灭绝时所带有的历史价值和文献意义。而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甚至相信只有诗人才是历史的创立者和决断者。也即如若没有诗人这些马灯一样照耀旧时村庄和记忆的诗歌，那一系列曾经生活在甘肃中东南一代人们的精神现状便显得模糊、流离，以致无法印证、存照。
正是在语言的寂静之返归层面，郭晓琦成功塑造了一个个孤立无援却需要被永恒怀念地乡村状态，他的语词诗句如马灯般精致，他所追忆的事物亦如马灯般孤绝，他为这可以快速被遗忘的当代世界添置了一方可能的处所：行走，去往内心的村庄。
在命运之所，村庄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里尔克《豹》
通读郭晓琦全部的诗，从其内在的表达立场上讲，实际上多处流露着一种黑夜之来临的惋惜，以传输对现行外在世界的诸多抗拒，正如里尔克在写下秋日之诗“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所出具的拒绝和挣脱。郭晓琦虽生活在城市，却没有城市，孤独的、陌生而令他恐惧地陷入无有之乡，同样没有边界没有依靠，既没有壁炉，也没有柴房。这些他所希冀的事物只能存在于诗中，存在于他热爱着的命运之所，存在于他身离而神不离的村庄。
而当代真实的村庄早已是底层人生活场域的代名词。郭晓琦近期组诗《低处》，完全深入到底层人的生活场景中，热切关注他们的日常细节，由细节阐述整个底层生命的环境与命运，显然诗人已能熟稔的从自我记忆的深难中拔出，去殷殷书写他者的悲苦与愁闷，完整地置换着主体与客体共同的人间灾厄。组诗具体的诗作中关注的也即是《单身女人》《一个打井的人死在井里》《一个婆婆和他的三个孙子》《一个女人在街道上嚎啕大哭》这些形形色色的村庄人。这些人被裹挟在世界技术的必然趋势中，没有任何被保护的可能，但它在人的当代本质中威胁着人。这也是当代人的精神实质。社会化依靠对自然能源的和平解放、改造、储藏和控制，就能使人都觉得做人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是完全幸福的。但這种陷阱性的状态只不过是那种有意以自身为目标的自身贯彻之天翻地覆的忙乱毫不被搅乱地继续扰攘不休而已。技术的本质使白昼变成了世界黑夜。亦即当代人用技术使自己变成没有村庄的人。
郭晓琦用另一类诗歌强烈固执地筑造了一个可能的村庄。也是他诗歌命运的村庄，并以此来整顿灵魂，安身立命。这一类作品则尤以《柴房子》《后园》《胡同》等诗为主。他热爱和推崇着的，与他批判和呵斥着的，构成了村庄的两幅截然不同的面孔和内在。这也是诗人所处的当代命运，是他产出爱与恨的源头。他写下的村庄也深处在自身的命运中。这就把郭晓琦的命运诗和那些流行的乡土诗歌区分开来了。他们可能写出了村庄，但没有写出村庄在想些什么，村庄的人在思些什么，村庄的隐秘历史和村庄及其人的命运关系是什么，他们从来触及不到命运关系。他们一直在给村庄照相、素描，技术高明点的便是水彩、水墨。但他们从来没有整体性细节、没有将命运关系对接起来。命运关系是诗写完成的对应体，这对应合起来就是命运实体。没有命运实体，也就没有精神实体。这样算起来，他们写出了村庄，但从来没有哪个村庄是他自己的，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一个自己是自己的。
追忆作为一种诗学
因为那风不会两次吹过
我们敞开的家园
——策兰《没有胜利，你和我生活》
要知道，郭晓琦所阐述和记载的村庄命运，皆是从他的故乡陇东乡村大地上司空见惯的天地人神四重合一景象中取舍而来，在片段性和瞬间性词与物的生成强化和意义递进中，追忆——这项思维方式成为构成他诗歌美学的主要方面。也即是说，诗人离开陇东使他更熟悉了陇东人的真正本质。他始终保留着对陇东疆域的追忆，在精神内核中，离开故乡本质上却是为了返乡，返回到他诗意歌唱的本己法则中去。追忆乃是在适宜的诗人世界之本质中的诗意持存，而这个适宜的诗人世界在未来历史的命运中显示着它的创建基础：诗歌。命运把诗人发送到这个诗人世界的本质之中，并选定了他作为记录追忆疆域中的人事物语。能在离开故乡后写出最切近的故乡，这是陇东高塬对郭晓琦的厚爱和期盼，也是他作为赤子之命运的必然选择。
被追忆的事物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这些名单也大都是代表郭晓琦创作实力的诗歌。“……红棉袄。拖拉机。土路。坡地。祖屋。胡麻花。鹞子岭。黑渠口。刺槐。葵花籽。乌鸦。吼秦腔的人……”这些人事都可以归结为“我总是描述不好故乡”的范畴。在中国当代诗歌中，能将一方水土如此彻底地书写在诗歌意象中，的确为数不多。这就为郭晓琦诗歌全面的完成对故乡风物的精神志略奠定基础。也就是在他的诗歌下，这些事物早已不是这些事物，而是诸神选择栖居的日常居所。红棉袄不是红棉花才成为诗歌中的红棉袄，那个吼秦腔的人不是吼秦腔的人才成为陇东高塬上那个最苦情的人。这便是追忆的诗学魅力。
写诗的追忆实际上是一种创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诗人创建着的栖居为大地之子的诗意栖居指引并且奉献基础，一个持存者进入持存之中，追忆存在者。郭晓琦不仅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内容创建了作为乡土叙事的内在仪式，而且筑就了陇东大地上人们的心灵史诗。并且，这种创建的唯一性宣布，再走这条道路的后来者显然会遭到失败。这也是追忆作为诗学之一种的特殊命运。这种特殊性，成为不朽的词的缺席。
结语
从追忆的源头赶往命运村庄的郭晓琦，马不停蹄地为自身建造着语言的天堂，以一个新的异于原始物质存在的诗歌世界，来慰藉灵魂的拒抗与妥协。这里，村庄作为一个象征物，容纳并构成郭晓琦与他诗歌之间的全部关系。他书写各种不同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人，过去的，当下的，未来的，在许多层层叠叠、日积月累的诗歌中，形成了他与世界、與命运之间的嵌合与归属。想必，在他离开的地方，一定做着力所能及的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