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叶广芩小说里出现过好几次，在其创作自述中也表达过的一句话。这句话里透着骄傲、含着感情，也带着一种莫名的感伤。从小说层面上理解，“我是北京的孩子”至少包含了以下意指，这里是关于“北京孩子”的小说，是“孩子”成长后与“北京”分离的故事，是历经半个世纪却挥之不去的记忆，是四十年后重返北京的找寻，是心中记忆与眼前现实无法对位吻合的难过。北京对叶广芩来说是故乡，是成长的地方，是并非自主选择的离别，也是无法重返的伤痛。我不觉得叶广芩在写所谓的“老北京”，有时候她也做北京地理的“知识普及”，那是今天居住在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不曾知道的历史和人文，可是她不是在炫，不是在证明自己什么，而是通过这样的表述，告诉你居住地和故乡根本上并不是一回事。她写的北京并没有老到建都八百年，她写的是自己生活过、经历过的北京故事、北京风物、北京阳光、北京情感。
叶广芩的故乡，很幸运也很难耐，恰好是北京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我们的文学里，每谈故乡，通常是北方小山村、江南小城镇，或一座中国式的县城。大都市，至少从规模上而言的大都市，通常是文人们“侨寓”“客居”且怀念故乡的地方而非故鄉本身。叶广芩因此显得格外特殊。她在陕北乡下、关中县城、长安古城怀念着自己的故乡北京。这会为小说带来怎样的味道呢？
叶广芩的北京是旧的，但不是穿越到几百年前的古老，而是一个人内心无法克制的翻动与怀旧，是老照片一样的黑白色，是发了黄的质地。叶广芩小说里的北京，是经过记忆过滤了的，更是面对现实北京时难免会产生的惆怅、惊诧和陌生感。叶广芩是关中乡土及其文化的热情书写者，但她别无选择地会写到自己的故乡北京，而且这种书写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集中，她近十年来集束式地创作了多篇（部）以北京为故事发生地的小说，中篇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是这种情感回归的“系列”喷发，这首先是叶广芩个人宿命般的创作选择，到最后，她也成就了北京的文学需求。
北京是叶广芩人生记忆中最为珍贵的留存，是她的情感核心。在叙事过程中，北京又是一个无处不在、四处漫延的情感洪流，是渗透在小说的每一个缝隙中挥之不去的气息。如果把现实中的北京比喻为一尊庞大的混凝土建筑，作家基于温暖感情写到的“北京”种种，则是注入其中的泥浆，契合在砖缝里的泥土。《去年天气旧亭台》是小说合集，但也有一个整体构想，即通过人物故事烘托出昔日北京的亭台楼阁，或是借亭台楼阁牵引出旧人往事。独立成篇的小说就形成了一个可以穿行的系列，一个可以概览的整体。在这九篇小说里，“北京”有时甚至就是作者可以娴熟使用的修辞。经常会看到，小说故事中提及某个北京地理方位或一个方言词语时，叙述者往往会为其做“北京”独有的限定。这种简洁的“前缀”随处都是，有必要时还会以较长的“后缀”专门“注释”。《太阳宫》里的“前缀”：“这个二姨用现在的话说是她在朝阳门外南营房做姑娘时的闺蜜”，其中“朝阳门外南营房”就是一种地域修饰；“我和母亲的到来使饭桌上多了天福号的酱肘子和芝麻烧饼”，这里的“天福号”强调了“北京”品牌。《鬼子坟》里的“后缀”：“‘拍花子的’是老北京吓唬孩子的话语。”这个俚语不解释，一般人还真理解不了。《月亮门》里的语词修饰：“老北京人一般不说太决绝的话，‘以后别再来’这样的硬话从苏惠嘴里说出来，让我吃惊。”这种品德评价尽管主观，却生发自一种坚定认知。这种表达在叶广芩的北京叙事中，是一种从心底里流出的不由自主，她不是在向读者展示知识点，而是用这样的方式向故乡致敬，她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也记得她面容上的每一道皱褶。
今天的北京，正以其中心化、现代化、国际化，以其超级庞大的体量而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巨大“场域”而非一个地方，用情感去体验她并视之为故乡，并用绵密的文字表达出来，那真算得上是一种少有的奢侈。北京无疑是当代中国小说里出现最多的地名，但这个“北京”更多时是一种符号化的存在，是与可感触的乡村或小城镇相对立的陌生化存在，是一个没有街巷，来不及描述地方风情，地方性被压减到几乎没有的意象。叶广芩的独特在于，北京是故乡，乡村和小城镇恰恰是他乡。北京是从前，是记忆而不是疲于奔命的当下。当她描写北京时，所有的影像都是具体的，真实的，它们或许已经消失，或许被改变，但作家是怀着执着和坚持去找寻、去还原的。她在表述一个她本人不能忘记、很多读者并不知道的北京，甚至，也是一个即使和叶广芩一样同样曾经拥有，今天仍然生活其中却与这种记忆渐行渐远，漫漫淡忘的北京。叶广芩如此描写她心中的北京，是一种情感需要，也是一种自觉担当起来的文化职责。当她描写“戏楼胡同”这样成长于斯的地方时，“区域地理”的还原努力是很明显的。“我们家住在北京戏楼胡同，在雍和宫东边，是和国子监的成贤街相对应的一条胡同。胡同东西走向，安静，宽展，邻里街坊都熟识，关系处得都很好。”这是《太阳宫》的开头，其中不但有详尽的地理说明，还有环境舒适、人际和谐的人文评价。“我们的学校方家胡同小学在雍和宫西边，与有牌坊的成贤街并行。我认为成贤街是全北京最美的一条街。”《鬼子坟》里的这一描述非常主观，不是发自心底的挚爱和特殊记忆是不会如此去描述一条街景的。在她心目中，京腔京韵是心底里的音乐，红墙绿瓦是最美的风景。
“我是北京的孩子”，永远留在一个孩子心里的故乡北京是完全由感情过滤的城市，四十年后再回来，一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历史来说意味着很多，而对一个归乡的游子，就是一切熟悉都渐变成陌生。“北京只几十年工夫便已是沧海桑田。几个月不上街，识不出本来面目的情景常有。”（《太阳宫》）面对眼前的北京，“风景依然美丽，草坪新铺，假山人造，没了野趣，少了自然”（《太阳宫》）。“城墙没了，代之以二环马路；小市不见了踪影，换以排排绿树，整齐民居。一切变得美好光鲜，蒸蒸日上。是的，首都北京应该这样。”（《鬼子坟》）惆怅与欣然并存，回归的喜悦和陌生的难耐皆有。作为一个离别多年的归来者，再回北京，与其说是观赏新貌，更应说是急于寻找旧踪。她想看看往日的“老家”变成什么样了。“‘老家’毕竟是生我养我的祖居，是我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的确，比“家园”更让人心动的是“精神家园”。当“我”在面目一新的旧居附近看到一棵“黑枣树”，它是自己能认出的“唯一的遗存景物”时，就像认出了失散多年的亲人，“我怦然心动”，“我疾步趋前”，那情景只有一个人可以感受得到（《后罩楼》）。而这棵“黑枣树”，在《扶桑馆》里也出现过，描述的感受是一致的。“物非人非，我们已经不是我们，北京也不是北京了。”（《月亮门》）这是一个守成者的呐喊和吁求，这是新北京人，“客居京华”者们不可能拥有的诉求。
经过了半世纪的漂泊，叶广芩再次回到故乡北京生活居住，眼前的一切和心底的所有每每產生冲撞，有应合也有变异，有亲切更有陌生。有归来的激动，也有无法融入的难过，有心底的安详，也有陌生感带来的躁动。无论如何，她心里想着的还是那个曾经的、过往的北京，是存在于自己心底，别人不知道的北京。我说过，北京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里最多出现的地方，身居北京的作家在写当代北京时，那是一个人物大展其才的地方，是一个观念超前、引领风尚的地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王朔小说里的北京成为“新”北京的代表，但王朔笔下的北京仍然是“观念”的北京，不需要出现具体的街巷，也不必描述某一处景致。那些人物依靠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语言，在不断的滚动与席卷中烘托出某种别样的人生观念。他们与这座城市的世俗生活，与街坊、邻里并不发生深刻的交往。而且，那些生活在这座北方都市的青年，他们厮混于此，但在个人情感选择上却另有追求。《空中小姐》《橡皮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小说里的青年，他们的女友无一例外的都是来自南方城市，是家庭优裕、学历教养很好的女子，同城的女性倒没有成为其中的主角。在王朔小说的影响下，一些喜爱、追逐其小说的写作者，也提供着类似的作品，但“取法乎上”，甚至未必能“仅得其中”，于是，“京味儿”有单靠“京片子”支撑的单调与空疏趋势。在这样的时候，叶广芩出现了，她带来的是另一种纯正的味道，一种必须经过感情过滤的“京味儿”。这种补充并非是刻意的校正，但人们对此产生的认同，却是对文学“地方性”的要求所致。
叶广芩是一个离别多年的归来者，这么多年，她也深受三秦文化的滋养，对那里产生了深挚的感情，她的创作不但有大量取自西北、关中的题材，即使在回到北京后，在写北京的小说里也难免会带上另一种眼光。《黄金台》里的“老刘”和青山县，就是把外来者在北京的经历叙述其中的作品。在其他作品中也时有这种“外乡人”的叙述口吻。
因为小说里描写更多的是记忆中的、正在消失的北京，是经过情感过滤的故乡，叶广芩的这些小说就有了浓烈的散文化色彩。抒情和感慨的比例绝不亚于故事叙事本身。这种散文化的表述持续弥漫，抒情性和叙事性之间难以区分，既为她的小说带来特殊的味道，也对其作品的“小说性”产生多向评述。的确，有时候我们会在阅读中忘记了这是在读小说，而只把其看成是一个人的心曲。小说中的叙事人“我”会与作者叶广芩产生完全的吻合。她笔下的很多人物，在不同的小说中都有出现，随处穿行的形态果然如亲戚串门、街坊碰面，更增添了其小说散文化的意味。当然，叶广芩在创作过程中有着自觉的小说意识，比如她在小说结尾处，总会以某种传统短篇小说常用的“爆破”式小转折、小惊艳来体现故事性及其戏剧性。《月亮门》的结尾，当少年时的朋友苏惠的丈夫出现时，“我”惊讶地看到，从远处走来的正是当年“我”和苏惠发誓绝不会嫁的同班男生“李立子”。眼前场景意味深长。《唱晚亭》的结尾处，当“我”为当年那块珍贵的石碑被切成碎片难过时，却意外得知，那石头里是“有翠的”，一样令人唏嘘。《太阳宫》的收束，是“我”在无尽的忧思中发出“曹太阳，你是否还在人间”的追问。《苦雨斋》的结尾虽然不读全篇难以理解，但一样也是别有指意在其中。
叶广芩的北京就是如此不同，那是出了东直门就是郊区的北京，是她直到今天也愿意在“东直门交通枢纽坐107无轨”而非地铁、“的士”的北京，是居于雍和宫而觉太阳宫“破烂”，今天却又倍加怀念“太阳宫”乡下的北京，是小槐树、黑枣树、铁炉子、豆汁儿，“小丫头片子”、赵大爷、刘大大、孙顺儿们等等一切组合而成的北京。想念着这样的北京，她甚至连“拉布拉多”的洋狗名都无法接受，这是一个存于心底的北京，是一个走不出去又不能完全融入其中的北京，是故乡，是绝大多数新居民们无法感受却应该知道的北京。“每每想起那条长着槐树的小胡同心里就滚烫，眼圈就无端地泛红。”“狐死亦首丘，故乡安可忘？早晚有一天，我得回去。我是北京的孩子，狗跑丢了还知道找家呢，何况是我！”（《树德桥》）毫无疑问，叶广芩回来了，且仍然会往来于“北京”和“中国西北”之间，到处都有割舍不下的亲情友情，而这种纠葛和缠绕，正是一个小说家充沛的写作热情得以保持和延续的根基，也是其不断思考人生、历史和社会的一部大书，在此意义上说，生于斯，长于斯，又离别四十年重回，这种颠沛流离是一个文学写作者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