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我国的政治环境从官僚化转向民主化、经济环境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环境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体制环境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广大基层政府公务员的职业环境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其职能与职责也随之进行了新的调整。这种紧迫感和变化感势必给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态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对基层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水平的发展和提升造成影响，也改变着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工作状态，塑造新的行政氛围和社会环境。对此，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关注。
关键词：职业环境变迁；基层政府公务员；心理嬗变
作者简介：宋丽红（1979-），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5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119-03
伴随着职业环境的不断变迁，基层政府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等职能的新转变，基层政府公务员需要随之进行职责的新调整，这种紧迫感和变化感势必给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态带来冲击和影响。心理的嬗变深深影响着公共行政管理水平的发展和提升，改变着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工作状态，塑造着新的行政氛围和社会环境。这种心理嬗变主要是指基层政府公务员心理压力的增减状况，职业环境的变迁在心理上的作用更多地转化为或者增多或者减少的压力状况。
一、政治环境：从官僚化转向民主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将推动基层民主作为建设民主政治的优先选择之一。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就着重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农村，我国的基层民主经历了最为漫长和最为成熟的发展。从目前来看，全国85%的村建立了村民会议或是村民代表会议制度，92%以上的村建立了村民监督委员会，91%以上的村建立了村务公开栏，农村基层民主开始走上了规范化、程序化的良性道路。由此，广大村民不仅可以更加方便地监督身边的管理者，还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参与和民主意识。广大基层逐渐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互信体系的民主化政治环境。
在县乡一级的基层政权，基层民主的表现形式则更加丰富。一方面，城市与农村一样，也存在基层群众自治，城市社区居民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居委会，这是城市社区民主的一大范畴。另一方面，城市的基层民主比之农村村民自治还多了一重民主形式，即城乡国家政权的民主，包括基层人民代表和行政首长的选举。由于它是国家政权体系的末端，因此属于国家民主的范畴。
随着农村和县乡政府等基层组织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基层政府公务员工作的政治环境正在从“官僚化”转变为“民主化”。在这样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理很容易出现变化和波动，其心理压力也会随之不断增大。过去，在面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民主和参与意识较弱的基层民众时，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理更多的存在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不良姿态。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我国拥有官民思想的传统，基层政府官员对人民群众更多的抱有一种“父母官”的姿态，可谓是趾高气扬，很少能够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和请教，很少在人民群众面前谦卑行事；第二，很多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受教育程度不高，部分公务员工作水平较差，道德品质不佳，党性不纯，忘记了身为一名普通党员，应当“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第三，基层政府公务员受到的有效监督相对较少。媒体更多的关注上层官场，而忽略了对基层政府公务员的舆论监督。由于上述因素的浸浴，基层政府公务员长期生活在“官僚化”的政治世界中，一旦出现了政治环境的变化，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理压力往往会随之迅速攀升，受到来自上级、自身和群众的压力施加在所难免。
上级的施压往往会带来工作成绩与基层民主的矛盾冲突。基层政府的自主能力相对较弱，其财政更多的依赖于上级行政单位，其行政领导的政绩也由上级行政领导来判定。因此，上级下派的任务，就必须按质按量地保证完成。在这样的工作背景之下，基层政府很容易为实现某个增长数字而强制摊派、强制分配相关任务，这种行为与发展基层民主相互冲突，很难为民主化提供应有的政府支持。由此可见，基层政府公务员往往面对着上级任务与基层民主发展的两难选择，心理压力之大不言自明。
二、经济环境：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
“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主攻方向，科技进步和创新是重要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是强大动力。”这种经济调整是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变。在经济环境向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一时间我国还无法超越工业经济阶段而直接奔向知识经济，但是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通过重视知识和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加速推进知识经济早日出现，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巨大作用在此过程中便逐渐凸显出来。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基层政府十分重视知识经济的发展。不过，由于我国经济尚处于工业经济阶段，不可能快速实现经济形态在性质上的根本性飞跃，因此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也为基层政府公务员带来了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分析来自上级行政机关的压力源，知识产业的发展会在无形中增加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出现某种心理嬗变。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工业经济还是知识经济，其均是基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上级行政机关尤其乐见知识产业在基层的发展。不过，当前的政府绩效评估更多的关注经济增长数量，而不重视经济增长质量。制造业为GDP贡献的数据往往见效较快，更容易为基层政府官员在短期内获得政绩、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知识产业的利益回报周期则相对较长，于是基层政府官员在完成指标和发展知识产业之间便产生了某种矛盾性，心理压力陡增。分析来自基层政府公务员自身的压力源，经济环境向知识经济转变需要政府公务员具有极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这对基层政府公务员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也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这对年龄较大的基层政府公务员而言更是如此。知识经济是新兴事物，需要极大的创新精神，而久居政府系统的基层政府公务员往往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创新能力和想象能力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退化和固滞。此种情形很容易导致一种心理落差，容易在新老政府公务员之间形成沟壑，由此政府内部就有出现裂缝的风险。从群众的角度来分析基层政府公务员在经济环境变化中的心理压力，基层文化和知识条件的落后，助长了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压力。在基层政府的体制运转中，即使上级行政部门将知识产业的发展情况纳入到绩效评估的考核体系之中，基层社会存在的文化资源不足、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等现象也会严重阻碍知识产业的持续发展，从而为基层政府公务员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此外，人民群众往往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对于自己不擅长的高新技术产业往往避而远之，将知识经济的发展视为是一种偏向知识分子的社会不公评现象，这无疑将增加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工作难度，进而放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
三、社会环境：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单一化社会的传统依然延续着。“国家将所有社会组织纳入行政组织系统，从而形成行政隶属系统。每一个企事业单位都有上级主管部门，都定行政级别，按行政组织原则进行管理，并赋予所有社会组织行政职能，从而形成‘单位体制’。”翻在这种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之下，政府权力逐渐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国家在人员安排、公共福利、物质调配等各个方面均是唯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社会呈现出单一化的总体环境。
我国基层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最初标志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和农民的行政控制，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社会活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改革开放以后，多种多样的行为主体在基层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兴起。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一“两大阶级、一大基层”的传统划分也发生了变化，阶级和阶层内部出现了分化和多元化的新趋势。伴随着中央政府政治经济决策的转变，基层社会的多元化趋势不断加快和延续。这种变化，有助于塑造反应灵活、功能齐全的政府决策体制，也为基层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的参与国家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不过，我们不能就此忽略了多元社会的发展给政府决策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由此带来了政府公务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公务员普遍存在的心理转型问题。一方面，上级行政单位的要求与基层社会的多元化存在可能的矛盾性。上级行政单位往往会要求下一级行政单位保持政治、经济发展的稳定，但是多元化的发展势必带来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因而这种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会增大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公务员在面对基层社会的多元化时，其内心也会因生理条件反射存在种种压力。作为正常的“理性人”，为自己谋取利益是正常的。出于自身利益着想，基层政府公务员在面对社会多元化的现状时，极易产生心焦的局面。因为多元化意味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不断增多，这打破了基层政府公务员的生活与工作常态，其自身利益在动荡中存在受损的可能性。因此，已经习惯了固定节奏和既得利益的基层政府公务员，往往会产生一种焦躁慌乱的状况，心理压力由此会有所增大。面对社会环境从单元向多元的转变，带给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理变化的最大施力者是人民群众。在我国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很多原来掩藏起来的社会问题纷纷表现出来，甚至有所加剧。基层的群众和市场对基层政府存在着不满情绪，这增大了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理压力。
四、体制环境：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基层政府公务员在转型时期需要进行的心理调整与基层政府所面临的由管制型环境向服务型环境转变的机制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第一，来自上级行政单位的指派和提名，推动了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理变化，同时也增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在行政机构的实际权力运作中，县级党委和乡镇党委的书记、副书记以及基层政府的行政领导均是由上级党委指派、任命或是经上级组织提名、人大选举产生的。这种人事任命制度，导致了基层政府领导对上不对下的负责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管制型模式在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中依然存在，从而决定了政治体制的总体环境将依然以管制模式为主，基层政治在事实上也保持着管制型特征。事实上的管制模式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策目标有所冲突，这会给基层政府公务员带来政治实践目标的茫然感，基层政府公务员必然面临着心理调整状况，其心理压力也会增大。
第二，基层政府公务员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自己给自己施加的心理压力，这需要他们做出相应的心理调适。基层政府公务员面临着提供公共服务资金不足等问题。一方面，基层政府公务员需要调整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思想，要改变管理人民、领导人民的心态，进而塑造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心理。另一方面，由于基层政府自身位置的限制，基层政府吸取的资金相对较少，这就限制了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进而引起基层群众对基层政府及其公务员的不满。这种局面的出现会给基层政府公务员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基层政府公务员需要进一步调适心理，积极增加行政灵活性，努力吸引各方面的资金来源，其工作压力也会因此进一步提升。
第三，人民群众对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日趋强烈，这使得基层政府公务员必须进行心理调适，也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基层政治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也更加清楚了政府应当为人民服务的基本道理。尽管我国的政治体制标志着基层政府公务员无需向人民群众负责，但是人民群众向基层政府施加的压力却在不断增大。基层政府公务员要调整服从上级与服务下层的矛盾。在建构服务型政府的工作进程中，基层政府公务员很容易面临着服从上级指令与为下层群众服务的矛盾局面。这一事实的出现，往往增大了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