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了《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明令教科书发行不得搭售相关教辅材料，严禁学校强迫或变相强迫学生购买教辅材料，以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
三部门此举可谓切中要害。熟悉基础教育现状的人都知道，学生的教科书中只附带了少量的练习题目，这些题目难度低，仅限于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把握与运用。学生的学业负担水平高，究其原因，是在教科书之外，教师、家长为学生订购了大量的教辅材料。学生在完成课本内容的学习后，还要在课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做教辅习题。但笔者认为，要想达到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目的，不能仅靠严格管理教辅材料。
在当下，与高考、中考等选拔性考试的卷面内容相比，教科书的内容过于简单。为了通过各种选拔性考试，学生不得不借助相关的教辅材料，以深化对教材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有人戏言：“一批专家编写教材，一批专家命制题目，两批专家互不了解。”在仅凭教科书和课堂教学无法应对选拔性考试这一现实下，教辅材料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论教辅材料的质量如何，它至少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检验课堂学习成果是否符合考试要求的场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常常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不用或少用教辅材料，可能达不到学生及家长的要求；使用教辅材料，又有强迫或暗示学生订购教辅材料，增加学生学习负担，甚至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嫌疑。
因此，在严格管理教辅材料的同时，相关部门更需标本兼治，使课堂学习与选拔性考试在难度上保持一致，加强对《课程标准》等政策性文件的解读，铲除教辅材料野蛮生长的土壤，让教辅材料回归“教师参谋”的角色，从而有效地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
“暑期乞讨团”的孩子会写出什么样的作文？
据媒体报道，暑假以来，北京多条地铁线路儿童乞讨人员大增。北京地铁官微通报，乞讨卖艺人员大多来自甘肃岷县，且多为年轻的90后母亲，她们四肢健全，在暑期时间利用孩子组团行乞以博取乘客同情，望乘客不要给钱。
五六岁的孩子，穿着破旧，神情凄然，不断向乘客磕头作揖。这不是《爸爸去哪儿》，而是一场场骗局，这骗局的导演，竟是一群年轻的母亲！
应当承认，一些人由于多种因素被抛到社会底层，沦为乞丐，实属无奈。据悉，这些乞讨人员来自甘肃岷县，那里地形复杂，也属名副其实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正是因为贫穷，他们才出来乞讨。但如果，将乞讨作为一种投机手段，甚至将尚不谙世事的孩童当成赚钱工具，就实在有违人伦，也有违儿童权益保护法规。
跟写出“最悲伤作文”的苦依五木比起来，这些在地铁上乞讨的孩子身世没有那么悲惨——他们至少有妈妈。但被妈妈带进“乞讨团”，每天都要楚楚可怜地出门行乞，他们的生活就注定不会美好。我很好奇，如果让他们来写一篇作文，他们会写出什么？
对一个五六岁的孩童来说，暑假应该是欢乐的，痛快玩耍，哪怕是贫穷，也阻挡不了天真烂漫的阳光。而现在，他们却被母亲组团带来北京，磕头作揖，向人乞讨，这显然，不是一个孩子应有的生活。所以，如果让他们写一篇作文，作文的基调，或许难以充满阳光与美好。
基于经验，对乞讨行为，拒绝肯定会多于施舍，虽然他们年龄尚小，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人情冷暖没有感知，对人心的体悟，或许也会体现在他们的作文中。但对他们来说未免来得早了点。尤其是乞讨中他们遭遇的冷漠，很可能长久停留于他们心中。这种拒绝对一个孩子的伤害，或许会激发他们对城市以及他人的排斥乃至仇视，他们或许又会因为受到伤害，而去怨憎父母。
如果，这些孩子将来写作文也写到泪和悲伤，那么，这种悲伤或许是另外一种让我们不忍直视的悲伤。
我们不能为这些孩子代言，也难以想象他们心里具体想的是什么，但我们总要试着理解他们。而对于这样的父母，我们是否更应该探讨，法律应该给这样的家长以什么样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