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大遗址”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事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今年5月，全国政协刘奇葆副主席带队，一批全国政协委员专门对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现状进行考察，笔者有幸也参加了此项活动。我们在河南、四川等省亲身感受到我国大遗址事业对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旅游促进、生态改善、乡村振兴、科学研究等各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也直接领略到涉及面宽广的大遗址事业目前正在面临的各种挑战、问题和困难中阔步迈进。
根据考古学家徐光冀先生的总结，“大遗址”是中国考古界和文化遗产管理界近百年的探索、实践、认知、总结、提炼的产物，它从20世纪20年代的“遗址”或“城址”，到60年代的“大型古遗址”，再到21世纪初国家“大遗址”行动计划的最终形成，其间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文物考古人士的辛勤劳动和智慧结晶，也在一定层面上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进程。
最初对“大遗址”概念作出定义的是国家文物局主持编制的《“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如果把国家文物局后来连续编制的“十二五”和“十三五”大遗址保护规划及已确定的150处国家大遗址名录作为我们的观察对象，可以认为，中国大遗址以及由此建立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着以下的重大意义：
首先是认知中国文化之源的地位。如北京周口店、辽宁金牛山、宁夏水洞沟、河北泥河湾、广西甑皮岩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及河南贾湖、仰韶、湖南城头山、陕西杨官寨、甘肃大地湾等新石器遗址，它们代表着中华文化的万年根脉和在不同时段的发展历程。
其次是拥有探索中国国家文明起源的意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绝不是从纸上得来的美誉，而是用考古实证材料写成的结论。当然，中国文明的起源期肯定要更加久远，“大遗址”则是提供这种证明材料的重要来源，如凌家滩、福泉山、庙底沟、大汶口、牛河梁、屈家岭等无不是蕴含着研究和揭示“中华文明起源”重大价值的大遗址。
第三是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连续发展的最佳例证。中国国家文明诞生五千多年，成为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发现。文明诞生之后，在中国大地上持续发展，虽有国家地理范围的演变，文明形态的革新，统治王朝的更替，历代都城的移动，但文明的内在体系和核心要素仍是一脉相承，绵延不绝，这在“大遗址”中同样有着充分的见证。如良渚、陶寺、石峁、平粮台、城子崖、石家河、二里头、偃师商城、殷墟、周原、丰镐、鲁国故城等东周时代列国都城、秦咸阳、西汉长安、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南宋临安城、辽上京、金上京、元上都以及众多帝王陵等一系列大遗址，她们与以“二十五史”为国史系统的文献资料相互辅证，共同构成了中国文明五千多年连续发展的互证体系，可谓世所罕见，内涵精彩。
第四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诠释。中国有追求政治上统一稳定和文化上多样共生的优良传统。前者以一批统一王朝的都城大遗址为代表，后者以不同地域、不同時代、不同族群、不同社会团体或不同政治实体所创造的不同文化内涵的大遗址为证据，如二道井子、和林格尔土城子、辽金捺钵、南越国官署、三星堆、古格王国、太和城、统万城、老司城、扬州城、居延等和诸多窑口等，通过这些大遗址的考古发现而展示的多样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彼此的关联性，鲜活地阐释着中国文化内在的复杂运动过程和发展机理。
第五是对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国土大国与文化大国的空间表达。中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先民们创造的一些文化事象规模宏大，涉及范围宽广，有的还发挥过联通世界的重大作用，这方面的大遗址有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路、长城、明清海防等，它们的尺度之大，联系之广，内容之丰，都不是一般的遗址可比拟的。
第六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共生、相互辉映的典型例证。大遗址占地面积大，与城乡现代建设肯定存在着冲突，但是，中国已经有太多的“大遗址”如秦始皇陵、金沙、良渚、鸿山墓群、海龙屯、大运河等保护案例能够证明，我们有充分的能力可以让文物保护及文化传承与现代化建设相互协调，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敬畏尊重先人的创造，守护好民族文化之根和民族创造之基，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从而向世界人民展现当代中国在文化遗产事业上的智慧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