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已经发表70周年了，这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指引着中国文艺的前进方向，其主要精神，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讲话》前，云南一批风华正茂的革命青年，为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冲破层层阻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其中就有在当时已经颇有影响的哲学家艾思奇，诗人柯仲平等。他们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正式代表，和毛泽东一起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讲话》这篇经典论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是云南的光荣、文山的光荣。
今天，当我们走进广南县柯仲平纪念馆，也就走进了一位狂飚诗人风风雨雨的战斗人生。瞻仰那充满豪情的诗人铜像，闪光的前额，稀疏的银发、飘扬的胡须，我们又似乎聆听到诗人那充满激情、引人共鸣的诗歌朗诵。聆听到诗人对云南故乡、对我们伟大的祖国、对革命的文学艺术的赤子深情。沿着诗人《边区自卫军》、《延安与中国青年》那一行行闪光的诗句，我们追寻着一位狂飚诗人的诗歌之路。五四运动的爱国浪潮席卷到滇池之滨的古城昆明，从云南广南那如诗如画的山山水水中，走出的那个名叫柯维翰(即后来的柯仲平)的少年，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来到金马碧鸡坊前，小柯用他那富于激情的声音发表演说，高呼口号:“碧鸡怒吼，金马腾飞，打倒日本，严惩国贼!”连他呼喊的政治口号，都显露出诗人的豪情。以后他为寻找救国之路，同时也是为了和自己心爱的恋人丁月秋“私奔”，走出古老的昆一中，乘上滇越铁路的小火车经越南到香港，再乘船北上，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平，从此他把自己崇拜的两个历史文化名人——孔子仲尼、诗人屈平(原)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改柯维翰为柯仲平。以后辗转上海，又因看进步书籍和写诗而被抓坐牢。在黑暗的岁月里，柯仲平从写诗的第一天开始，就把写诗和爱国救国连在一起，和革命人生连在一起，他早在1930年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社、狂飙社，上海、北京、苏州。写诗、革命、坐牢，写不完的诗，坐不尽的牢。他第三次坐牢出狱后，为练就革命本领，东渡日本，苦读马列，学开汽车。他开汽车就是将来为革命开坦克。抗战开始，他为报效祖国，毅然回国投奔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门下，要求到革命圣地延安去。
延安需要和欢迎柯仲平这样富有战斗激情的革命青年诗人。1937年11月初，延水河畔的宝塔山下，新来了一批充满了朝气的年轻文化人，他们中就有当时已闻名大江南北的狂飙诗人柯仲平。
令柯仲平想不到的是，才到延安没几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就在他的窑洞里接见了他。毛泽东伸出他的大手，紧紧握住柯仲平的手，第一句话就是“我早就知道你了”，然后又亲切地问起柯仲平的经历。柯仲平含着热泪，述说了他写诗坐牢，在日本、武汉被特务追捕的艰险。毛泽东听后感叹道:你真不容易啊。现在终于回到家了，延安欢迎你，革命需要你。然后又充满期望地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今后你可以大显身手了。”停了一下，主席又以征求的口吻说:“恐怕今后你不能只写诗了，还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吧？”柯仲平说他从来没当过领导，怕做不好。毛泽东说，可以学嘛，关键是要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到群众中去，拜他们为师，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应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还说诗也可以上街，为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柯仲平越听越激动，他似乎明白了今后应该怎样做。
1937年11月14日延安特区文化协会成立(后称边区文协)，成仿吾、周扬、柯仲平被推举为负责人。不久他们创办了延安的第一个纯文艺刊物《文艺突击》。他们请求毛主席为刊物题写刊名，很快主席就题了三份送来。后来毛主席还带头捐款，把油印的《文艺突击》改为铅印本，刊物在延河之滨大放光彩，受到大家欢迎。
柯仲平等延安的一批诗人，他们记住了毛泽东所提倡的诗歌也可以上街的话，由柯仲平、林山、刘御等诗人组成的边区文协战歌社，田间、邵子南等组成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联合发起了延安街头诗运动，他们在宣言中激情呼吁:“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块岩石，白白的空着，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
1938年8月7日，延安的大街上闪现出一条条红色的布标“街头诗运动日”，延安的诗人们走上大街写诗；朗诵诗，田间来了，柯仲平来了，林山来了，刘御来了......从这天起，延安的大街成了诗街，小巷成了诗巷，延河流淌着诗，宝塔闪映着诗，墙壁山岩上抒写着诗。8月的阳光有些辣，柯仲平满头大汗，那有些秃顶的前额，汗珠在阳光下闪烁，他就像戴着珍珠桂冠的诗人，时而在墙上挥毫题诗，时而又登上石梯，大声朗诵他的新作。曾经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延安与中国青年》，就是这天他在大街上和一名刚从大后方来的女青年对话后，即兴朗诵而成的:“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延安在问，也是柯仲平在问。“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青年在答，也是柯仲平的回答。不到一天的时间，诗人们就写出了100多首街头诗，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柯仲平的《告同志》、刘御的《小脚婆姨》都是这天创作的，还有魏巍、朱子奇、方冰、陈山、骆方、徐明等也写了不少街头诗。
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虽然艰苦，文化生活却丰富多彩，每周末都有一次诗会或文艺晚会。那天傍晚，延安的作家、诗人、演员、干部、职工，正赶往清凉山欢度周末。这时一位身着灰布中山装的高大身影从杨家岭的延水河畔走来了，在人群中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他就是毛泽东。
这天晚会的压轴节目，是柯仲平的诗朗诵。他走上台，望望毛泽东，他还没有走的意思，虽然诗歌朗诵对柯仲平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此时仍有点紧张，“同志们，时间不早了，把我的节目放在最后，压台戏还真不好唱呀。”此时，毛泽东向他投来了鼓励的目光，他的心情也渐渐松弛了下来。
“同志们，我把一个真实的故事，用五天时间写成了一首诗，还很粗糙。今天在这儿朗诵，也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好进一步修改。题目叫《边区自卫军》。”礼堂一片沉寂，只有柯仲平那铿锵宏亮而充满激情的声音，在夜空回荡……
柯仲平时而挥动着手臂，时而紧握着拳头，一章一章地朗诵下去，直到第二章朗诵完了，他发觉时间已经很晚了，毛主席还坐在下边，怕影响主席休息，连忙征求主席意见，说就不朗诵了，毛主席见大家也没动，就问还有多少？柯仲平说还有一章。毛主席把手一挥说道:“朗诵下去!”柯仲平再次回到诗的境界中，当最后一行诗飘向夜空，毛主席和全场观众起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然后他紧握着柯仲平的手说:“很好。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民歌风的。”他还要把稿子带回去再读一遍。
毛泽东当晚就读完了全诗，第二天他派人把诗稿送了回来，还在稿子上改了几个字，并批上:“此诗很好，赶快发表。毛泽东”
柯仲平捧着主席批示的诗稿，激动、兴奋，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他决心为中国的革命文艺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那是在边区工人代表大会举办的一个文艺晚会上，毛主席又来看戏了，和群众一样坐在大木头上。当时柯仲平就坐在毛主席的身后。晚会上演出了传统的京剧和秦腔《二进宫》、《武家坡》等。毛主席见群众看得很高兴，就对工会主席说，群众非常欢迎这种艺术形式，群众喜欢的一定要搞，但这些戏的内容太旧了，应该有用新的内容创作出的戏剧作品。”然后他转过身，问后边的柯仲平，“我们的大诗人，你看是不是应该搞？”
毛主席的话，让柯仲平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和边区的工会主席毛齐华商量，决心办一个剧团。经多方面支持和筹备，正式组建了由柯仲平任团长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但剧团一时没编制，不仅没有经费，连吃饭都是靠文协的同志节省下来勉强维持着。没有办法，柯仲平再次想到了毛主席，决心去向主席要钱解燃眉之急。谁知他去时不巧，主席正在开会，他只好写了个条子，说要向主席汇报上次所说的办剧团的事，碰到了困难。条子托王首道送给了主席。主席看后，当即就批了三百块光洋。后来柯仲平才知道，这三百块光洋还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稿费。柯仲平捧着一袋沉甸甸的大洋，禁不住泪如泉涌。经剧团民主讨论，先用一百块光洋买了一盏当时在延安还不多见的汽灯、幕布和一匹驮道具行李的小白马。剩下的二百块光洋，他学延安人做了个围肚，把钱装在里边连睡觉也不解开。
有了钱，有了汽灯，民众剧团就离开延安下县下乡巡回演出，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特别是歌剧《血泪仇》轰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常看他们的演出，有一次他们在延安演出，时逢周恩来回延安，毛泽东还特别请周恩来一同观看。演出前柯仲平带领全体演职员在舞台上向毛泽东、周恩来敬礼。毛、周站起来鼓掌表示谢意。毛泽东大声问柯仲平:“今天演什么戏？”柯仲平答:“《国魂》。”毛泽东说:“叫《中国魂》行吗？”毛泽东为民众剧团改戏名，传为佳话。柯仲平他们送戏到工农兵群众中，甚至到达过敌我对峙尖锐的前沿阵地演出，行程达两千多公里，当时党中央的《新中华报》发表报道称赞“民众剧团小长征胜利归来。”习仲勋同志还亲笔写信给柯仲平，说“你们到关中来演出，给我们送来优秀的节目，鼓舞了士气，教育了人民。你们还不畏艰险，到前线抬担架，救伤兵。这种革命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而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鲁艺”，此时还沉醉在“大、洋、古”的“小鲁艺”圈子里“关门提高”，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当时他们排练演出了《雷雨》、《日出》、《钦差大臣》等中外名剧。这虽然对繁荣延安的戏剧舞台，开阔延安人的眼界，也有不少作用，但就广大工农兵群众而言，他们却并不欢迎。据柯仲平的夫人王琳同志回忆，鲁艺在学校里关起门来排练那些大戏时，老乡们路过听见了，就停下来敲打门窗，还送给了他们一个“关门提高”的雅号。在群众中流行着讽刺他们的顺口溜:“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的啥，文学系看不起老革命讽刺谩骂”。同时，排一部大型话剧，耗时费钱财，和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条件环境很不相适应。在不少文艺工作者中，还存在着不明确文艺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一些人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对广大工农兵的生活不熟悉，更不用说写好工农兵了。在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上，思想也不统一，报刊和墙报、油印小报上，发表了一些不健康甚至丑化工农兵形象的作品。在延安的干部中，也存在着党风、作风、文风不纯的问题。于是在1942年4月，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党中央决定，整风运动中在文艺界召开座谈会。
为了开好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到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当中调查研究，找了许多人谈话，认真倾听他们对文艺工作的看法和意见。当时毛泽东在延安的文化人、作家、诗人、文艺家中有很好的口碑。据艾青回忆，毛泽东和他谈话时，他在木桌上记录，由于地不平，写字时桌子晃动，毛泽东立即找到一块小瓦片垫稳。他感动地回忆说:“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是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去捡瓦片。”萧军说，他两次到延安，对延安有些人和事，总是看不惯，加上性格耿直，得罪了不少人，问题还得不到解决。他第二次到延安后，于1941年7月主动求见毛泽东，很快毛泽东就约请他到杨家岭面谈。萧军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在延安的工作生活情况和文协的一些问题，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这次谈话从午后持续到了晚上，萧军回忆说:“毛的为人，使我对他有了好感，诚朴，本性纯厚，客观。”以后毛泽东还致信萧军，说“延安有无数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同时也劝导他: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省察自己的弱点，推心置腹，令人感动。从这次谈话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和他的交往多达13次。他们的交往，也成为文艺座谈会的重大动因。《讲话》前毛泽东找谈话的文艺家有周扬、何其芳、丁玲、艾青、罗烽、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于黑丁、舒群等20多位文艺界的知名人士。
当时云南在延安的作家诗人艾思奇、柯仲平也是被毛泽东请去谈话的文化界知名人士中的一员。他们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的《讲话》，贡献了自己的心血。艾思奇和柯仲平都是毛泽东所看重的。
柯仲平和毛泽东的交往一直很密切，但自从他组织成立了民众剧社后，就一直在基层和前线演出。为参加延安整风和文艺座谈会，柯仲平是从前线赶回来的。
1942年4月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就找周扬、舒群、肖向荣为他拟定参会的文艺家名单，在参会的近百名的文艺家正式代表中，就有云南的艾思奇和柯仲平。1942年4月27日，艾思奇和柯仲平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请柬，一张由当时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只有64开大小，内文竖排，右侧长方形框内的文字是“艾思奇同志启”，“柯仲平同志启”。中间内容为“为着交换对于日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后上落有毛泽东和凯丰的名字。
捧着这张并不怎么精致的请柬，艾思奇、柯仲平和其他收到请柬的文艺家的心情，都异常兴奋、激动和荣耀。他们过去参会接到的都是通知，而这次却是请柬，又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和中宣部长凯丰以个人名义联合发出的。自然倍感亲切和光荣。而会议内容又是交换文艺工作的意见，一下就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
艾思奇和柯仲平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正式代表，全程参加了这次文艺座谈会。
延安文艺座谈会从5月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引言，到5月23日作出结论，一共开了三次会，毛泽东自始至终参加。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参加了会议。朱德在5月23日毛泽东作结论前讲话，倡导歌颂工农兵，他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批评了少数自视清高、瞧不起工农兵的倾向。有个作家认为延安缺少知人善任的韩荆州，朱德说韩荆州就在工农兵中。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有德，为什么不歌颂？所以毛泽东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了。
在5月16日的第二次座谈会上，主要是文艺家谈意见，有的作家从书本出发，大讲特讲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有的继续讲他们那一套的大、洋、古。柯仲平听了要求发言，就从他们的民众剧团讲起，讲他们自编自演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讲他们在生活的底层和前线得到的锻炼。他的发言，许多人由衷赞扬，又自愧不如。有的人不以为然，土包子那套，没什么价值。柯仲平回答说:我们演的《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吗？老百姓却很欢迎，无论在什么地方演出，老百姓都很欢迎，还把他们家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把花生、鸡蛋、红枣硬是塞给大家。柯仲平幽默地说，民众剧团在哪里？只要你顺着地上有鸡蛋、花生壳的地方走去，就找到民众剧团了。坐在柯仲平对面的毛泽东听了，也开怀地笑了。毛泽东接着说，不过，你们要老是演《小放牛》，老百姓就不会给你们鸡蛋吃了。要不断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他们服务。这也使毛泽东想起了文艺的普级与提高的关系，于是他在作结论时，还专门谈了这个问题。
当时，在延安的云南籍文艺工作者，除了艾思奇、柯仲平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名垂青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外，还有诗人刘御、戏剧工作者谭碧波、柯仲平的夫人王琳等也在5月23日毛泽东作结论时，赶到杨家岭旁听了《讲话》，由于旁听的人越来越多，会议室坐不下，就把会场移到室外的广场上，毛泽东站在一个方桌旁，就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歌颂与暴露、思想与内容、普级与提高和文艺批评等根本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讲话》至今仍闪烁着穿越时空的真理光芒。
《讲话》以后，延安和敌后的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到工农兵的火热生活中，创作出了以歌剧《白毛女》、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篇章。党中央为了办好《解放日报》副刊，任命艾思奇任副总编兼副刊部主任，舒群任副主任兼主编。毛泽东为办好副刊，还专门设家宴，请《解放日报》总编博古、副刊主编舒群、狂飙诗人柯仲平等到家中做客。据王琳回忆，舒群、柯仲平去时，毛泽东正和先到的王若飞、博古等在玩牌，他的女儿李讷也非常高兴，像人来疯一样，跑进跑出。当时博古和舒群坐在毛泽东的两边，柯仲平坐在主席的对面。毛泽东和博古轻声商量了几句，就站起来，高举酒杯，以他一贯幽默的口吻说道:“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天略备薄酒，是要请在坐诸公帮忙。”接着，他宣读了《解放日报》副刊的征稿内容后，继续诙谐地说到，“俗话说，吃人家的口软，吃人一口，报人一斗，你们吃亏也就吃了，不许哪个口上抹油。办好党报副刊，诸公是内行，助我毛泽东一臂之力，当仁不让……”
党的领袖亲自为办好副刊组稿，令柯仲平十分感动，他决心放开酒量，开怀畅饮。博古见大家正在兴头上，一时无法收场，他还要去签发印刷明天的报纸，就叫舒群留下陪柯仲平，便先告辞了。这时柯仲平也不顾什么座次，一屁股坐在博古的位子上。毛泽东也高兴了，说不醉不散，叫警卫员把杯子换成了碗，便和舒群，柯仲平干了。他洪亮的湘音在屋中飘荡:“老柯、舒群，酒逢知己三碗少，干了!”老柯改酒令回答:“话一投机不嫌多。干!”毛泽东在兴头上也不听劝，又端起一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柯仲平举碗回答:“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此时，两个性情诗人，为了党报的副刊，一唱一和，行着酒令，满脸红光。舒群见他俩没有罢休的样子，生怕影响主席的身体，拉了拉柯仲平的衣角，他才如梦初醒，连忙对主席说对不起。瞬间毛泽东又把酒倒上，还说，舒群，这次我们三个一起喝，三碗酒见底了，毛泽东才把他们送出门。谁知他俩骑着马没走多远，都昏昏花花从马上掉了下来。恰好这时一辆汽车开到他们面前，毛主席把舒、柯二人扶上汽车，才发现他们的马不见了。二人正急，毛问是小马还是老马。柯答是老马。毛泽东说，就在前边，老马识途嘛。果不出所料，在前边他们的马正在朝回走呢。这辆华侨送给毛泽东的汽车，载着两个文人回住地，毛泽东和警卫员骑着他俩的马回枣园。
这段领袖和文人饮酒的佳话，当时在延安不胫而走。
《讲话》以后，柯仲平去了前线，在保卫延安的日日夜夜，狂飙诗人在战士中即兴创作，随口朗诵，诗的狂飙随战士们冲锋陷阵，为保卫延安发挥了诗歌的战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