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元南戏“明改本”在史传、南戏和杂剧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艺术虚构，产生了“一实九虚”、“虚实参半”和“三实七虚”这三种改编方式。明代改编者善于从各种“前文本”中吸取素材改写历史剧，增添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情节和戏曲情境，迎合大众心理和审美趣味，促进了历史剧的传播。宋元南戏“明改本”历史剧是连接宋元南戏历史剧和明清传奇历史剧的纽带，其戏曲史价值和意义应重新评价。
【关键词】宋元南戏“明改本”；历史剧；改编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3-0004-06
宋元南戏是宋元时期源生于南方民间的戏曲。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宫廷搬演南戏《琵琶记》，宋元南戏始进入明初宫廷和上层社会，并逐渐为明代文人接受和认可。今传世的宋元南戏，皆为经过明人增删改写后的明代刊刻本，本文称为宋元南戏“明改本”。这些剧本有两种，一种是明初剧作家根据宋元南戏旧本而改编，一种是明中后期剧作家根据宋元南戏旧本和明初改本而改编。宋元南戏“明改本”是连接宋元南戏与明传奇的纽带。
宋元南戏“明改本”历史剧虽然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但明人在改编过程中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艺术虚构。前辈学人在研究宋元南戏“明改本”时，对艺术虚构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留下了研究空间。有的前辈学者曾指出古代小说中史实和虚构的关系，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认为《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法是“三虚七实”，《水浒传》为“七虚三实”。郭英德指出“明改本”《东窗记》、《金印记》、《白袍记》的主要人物和情节虽然有史实依据，然多采纳民间传说并且进行虚构，因为这些剧本出自下层文人或艺人之手，深受民间叙事传统的影响。[1]俞为民指出明代早期接近南戏原貌的改本“即使是描写历史人物的剧作，也多不是按照史书的记载来设置剧情，而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据，故在情节上多与史实不符。”[2]朱恒夫指出《精忠记》等明人改本既取材于民间传说又背离了艺术真实。[3]然前贤多数把史实和虚构的关系作为一种文艺批评的视角，并未应用于宋元南戏“明改本”的研究；多关注宋元南戏“明改本”历史剧“改什么”和“如何改”，较少分析其改编原因；多研究个案，对整体规律的研究不足；较少关注剧本的虚实程度的“相关性”。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指出宋元南戏“明改本”历史剧的虚实程度，通过宋元南戏“明改本”与历史文本的比较，梳理改编者“改什么”、“如何改”，指出其改编方式并且分析改编原因。
一、“一实九虚”
宋元南戏“明改本”的部分历史剧，以历史人物的姓名、籍贯及主要事迹为“实”，而其余人物和故事情节皆为虚构，这种改写方式可称为“一实九虚”。
如宋元南戏旧本《吕蒙正》或《瓦窑记》，仅留残曲。宋元南戏的明刊本《破窑记》，现存版本有《李九我先生批评破窑记》、明抄本《破窑记》和富春堂本《新刻出像音注吕蒙正破窑记》[4]皆取材于南戏旧本“吕蒙正”或“瓦窑记”，并且进行了改写。明后期的传奇改本《彩楼记》根据南戏旧本和明改本《破窑记》改编。
现存明改本《破窑记》和《彩楼记》在宋元南戏旧本《吕蒙正》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这两部“明改本”基本沿袭南戏旧本的故事情节，都从史籍中吸取吕蒙正的姓名、品德、家世背景和他高中进士的事迹，其余人物和绝大部分情节皆为改编者的艺术虚构。如明代《破窑记》有29出，除第1出副末开场外，仅4出取材于史料，其余24出的情节和人物多为改编者虚构和新增。宋元旧本《吕蒙正》基于《宋史·吕文穆传》。在史传里，吕蒙正是宋朝名官，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官员，祖父是户部侍郎，父亲是起居郎。明改本《破窑记》和《彩楼记》把蒙正之父的官职起居郎改为祖父所有。[5]在史传中，蒙正通过科举考试，从秀才跻身为进士；两部明改本把蒙正的这段事迹加以渲染，突出他志存高远、以读书改变命运的性格。史传记载蒙正的父母不和，蒙正和母亲被逐出家门，蒙正登科以后赡养双亲，并且化解其矛盾，突出其“孝”的特点；两部明改本着重演述蒙正从寒儒发迹变泰为达官的过程，注重虚构蒙正的婚姻爱情故事，有意突出其感情专一的优点。如明改本围绕蒙正的感情故事，虚构刘相国的女儿刘千金招赘，刘千金招赘蒙正，刘相国善于识人，预料蒙正必定出人头地，遂为了激励蒙正，把女儿和女婿逐出家门等情节。这两部剧本的改编者还吸收史料中吕蒙正“以宽厚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不喜记人过”等事迹为基础进行虚构，[6]描绘蒙正衣锦还乡时宽恕了曾轻视他的岳父和僧侣，增补塑造了蒙正宽宏大量的形象。这样的改写可谓“一实九虚”。
又如，元代南戏旧本《刘智远》已佚，仅留残曲。现存根据宋元南戏《刘智远》改编而成的“明改本”《白兔记》，有明成化本《新编刘智远还乡白兔记》、富春堂本和汲古阁本《白兔记》，皆取材于南戏旧本《刘智远》并且进行改写。[7]明改本《白兔记》继承了《刘智远》的故事情節，并且从史籍中吸取主角人物的姓名，如刘知远、李三娘、刘承祐、史弘肇等人，吸收刘知远发迹变泰的事迹和李三娘贤惠贞顺的品德，其余人物和情节多为改编者的艺术虚构。如明代汲古阁本《白兔记》有33出，除第1出家门大意外，仅7出的情节取材于少量的史料，其余25出的情节皆为作者虚构。以汲古阁本为例可见明改本《白兔记》取材和改编于《五代史·汉本纪》和《五代史·汉家人传》的情节：史传记载刘知远原为地痞，其后投军，因为英勇有胆识、善于征战而发迹成为后汉高祖，李三娘原为后汉高祖的皇后“李氏”；明改本通过增改情节，强调刘知远和李三娘的美德。史传记载刘知远嫡子刘承训和仲子刘承佑的故事；明改本把刘承训的品德变为刘承佑所有，虚构刘承佑的故事，删除刘承佑昏庸无能的史实，新增“打猎遇兔”、“猎回见父”等情节，塑造承佑少年英雄的形象。史传记载史弘肇为后汉的开国大将和知远的得力助手；明改本把史弘肇改为富有喜剧性的角色。史传记载李三娘的哥哥李洪信是后汉的开国功臣；明改本把李洪信改为专门欺压弟妹的恶人。这样的改写也属于“一实九虚”，类似的宋元南戏“明改本”还有《琵琶记》改写史传中的蔡邕故事为蔡伯喈故事，仅采取其名，其余情节和人物皆为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