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小说选本”的命名，是编选者精心选择的，能够体现出小说选本的内容､题材特点和选者的主旨与小说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批评价值。据统计，小说选本的命名始终呈现出对小说奇异性的审美追求;文言小说选本的命名，呈现出教化劝惩功能愈益淡化､娱乐遣怀功能愈益突出的发展态势;白话小说选本的命名则与文言小说选本相反;“小说”作为一种文体，逐渐摆脱史传文化的影响，确立了独立的文体地位。这些变化与小说创作､读者的欣赏习惯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小说选本 娱乐 教化 文体独立
当前，诗文选本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较为突出。通过研究某一时期的诗文选本数量和选本中入选作家的排列顺序､每个作家入选作品的数量､不同体裁与风格作品的比例等，揭示出选家的诗文理论､批评观念和时代的创作倾向､文学思潮。但是，小说选本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移植诗文选本研究所运用的方法。我们必须从小说选本的实际和编选特点出发，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我们以为小说的娱人性和教化性，决定了小说选本的命名､序跋､选录内容､引书､编刊方式与评点都寄寓着编者的深意，具有重要的理论批评价值。兹就小说选本的命名探讨其理论批评价值。因为小说选本的命名是编者精心思考的，能够体现出内容和题材的特点，能够引起读者的好奇和注意。故透过小说选本的命名，我们可以考察编者的小说观念和美学追求。
一
小说选本的命名总体上始终呈现出编选者对小说奇异性的审美追求。重视小说的奇异性，是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作者爱搜奇志异，读者则喜阅奇文异书。历史上以奇､异命名的小说书比比皆是，据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统计，六朝､唐宋时期仅以“异”为名的小说书就有《述异记》､《甄异录》､《广异记》､《旌异记》､《古异传》等，“大概近六十家”。事实上，小说选本也常常以“奇”､“异”名书。
宋前及宋元71种小说选本中，有《稽神异苑》､《异闻集》､《广卓异记》､《豪异秘纂》､《通籍录异》､《历代神异感应录》､《异人录》､《小说集异》､《集异志》､《物异考》和《异闻总录》11种，约占总数的13%。明代226种小说选本中，有《异物汇苑》(闵文振编)､《异物汇苑》(王世贞编)､《汴京鸠异记》､《古今奇闻类纪》､《艳异编》四十五卷本､《艳异编》五十三卷本､《艳异编》五十七卷本､《玉茗堂摘评王？州先生艳异编》十二卷本､《新镌玉茗堂批选王？州先生艳异编》四十卷本､《艳异编》十卷本､《艳异编》三十五卷本､《古今奇闻》､《仙佛奇踪》､《广艳异编》､《续艳异编》､《问奇类林》､《续问奇类林》､《鸳湖百家谈异录》､《古今胜览奇闻》､《异林》､《逸史搜奇》､《今古奇观》､《表异录》､《清异续录》和《新刻搜补历代皇明注解标奇风教故事》25种，约占11%。清代104种小说选本中，则有《三刻拍案惊奇》､别本《二刻拍案惊奇》､《海内奇谈》､《一枕奇》､《警世奇观》､《今古传奇》､《史异纂》､《有明异丛》､《桂山录异》､《幻缘奇遇小说》､《谈史志奇》､《今古奇闻》､《续今古奇观》､《松筠阁钞异》､《删定二奇合传》､《异闻益智丛录》､《绘图古本欢喜奇观》和四种《聊斋志异》的选本凡21种，约占20%。可见，这种命名的小说选本代不乏著，且数量很大。
有的小说选本虽然没有径以“奇”､“异”名书，却与之有直接关系。如以“神”､“仙”､“鬼”､“怪”名书的，宋前有《穷神秘苑》､《女仙传》，宋有《总仙记》､《搜神总记》､《穷神记》､《至孝通神集》和《鬼董》，元有《新编连相搜神广记》，明有《广列仙传》､《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大全》､《列仙全传》､《仙媛纪事》､《才鬼记》､《才神记》､《钱神志》､《幽怪诗谈》､《怪录》､《三教搜神大全》､《语怪汇书》和《钱神志》12部，清有《鬼窟》;以“丽”､“艳”命名的，有《丽情集》､《宫艳》､《艳史丛钞》､《宋艳》和《艳情逸史》等。有的小说选本则与奇､异有间接关系，如《夷坚录》､《类编夷坚志》､《分类夷坚志》､《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感应汇征夷坚志纂》等，因为夷坚是善于志怪的人，故志怪书常以之命名。如若再算上这类小说选本，那么数量会更加庞大。上述命名都体现出小说选家崇奇尚怪的观念。
小说选本编者之所以彰显奇异，是因为人们爱奇尚怪。正如清闲情老人《谐史》序所云:“夫天下之人，凡遇其事之奇者，莫不耸听而乐闻;遇其物之怪者，莫不心犭思而发悸。历观古今奇奇怪怪之事，多有载诸史册者。”王稚登《虞初志序》亦云“稗虞象胥之书，虽偏门曲学，诡僻怪诞，而读者顾有味其言，往往忘倦”，故“自野史繁芜，家镂市锓。好奇之夫，购求百出。于是巷语街谈､山言海说之流，一时充肆，非不纷然盛矣”。即使皇帝亦好览奇事，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云:“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人们之所以爱读奇异之书，是因为可以使人快乐忘忧。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云:“《虞初》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因此，编者爱辑选此类小说选本。如《虞初志》后，明代有《续虞初志》､《广虞初志》，清代有《虞初新志》､《广虞初新志》等。而先出者往往为后来的小说选家所摹仿，如王世贞《艳异编》出，类似者纷出，适园主人《宫艳叙》云:“编以艳名，盖仍？州先生《艳异》之旧，而特采之忄享史以彰信。”吴大震《广艳异编》凡例云:“延陵生曰:艳异之作，仿于琅琊。”署“明叟冯梦龙增编”､“书林余公仁批补”的《燕居笔记》卷首魏邦达序云:“自《虞初》､《艳异》､《剪灯》､《古今小说》诸编著，而世始知八珍之外，又有野簌。”可见其编选亦步趋《虞初志》､《艳异编》。“虞初”､“艳异”之类的小说选本风行世上，也就十分自然了。
虽同是以“奇”､“异”等命名，但其中包含的审美意蕴并不完全一样，总体上呈现出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演变为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①为奇的趋势，大致以冯梦龙的“三言”和抱瓮老人的《今古奇观》为转折点。此前小说选本所选或为非现实世界中的神仙､鬼怪，或是现实世界中超越常人的侠客､英雄，所记乃耳目不经见之事､不常见之人，让人觉得虚幻诡诞､远离现实生活。“三言”则大规模地表现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世态､凡夫俗子，追求不奇之奇。正如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所云:“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马戒目。……夫蜃楼海市，焰山火井，观非不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者，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这种以为“真奇”“出于庸常”､“至奇”即“至常”的小说观，标志着我国以奇为美的小说观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此后，选录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之小说为奇的小说选本，明显增多，如直接以“奇”命名的有《三刻拍案惊奇》､《精选新劝世传奇》､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一枕奇》､《警世奇观》､《今古传奇》､《幻缘奇遇小说》､《二奇合传》､《今古奇闻》､《续今古奇观》等10部，书名中无“奇”的有《幻影》､《警世选言》､《双剑雪》､《补天石》､《遍地金》､《四巧说》､《纸上春台》､《飞英声》､《再团圆》等9部。这些小说大都描写人情世态，在日常生活伦理中追求离合悲欢､曲折有致的审美感受。
在审美上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小说作者的认识和创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前，人们“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②，因而也常常撰述世所希闻之人情物事以为奇异。梁萧绮《拾遗记序》云:“王子年乃搜撰异同，而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记矣。辞趣过诞，音旨迂阔，……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明顾春《拾遗记跋》亦云其“旁及海外瑰奇诡异之说”。宋佚名《述异记后序》亦云:“夫述者著撰之名，异者未闻之事。”而冯梦龙､凌初的审美观和创作观则出现了变化。正如凌初《拍案惊奇自序》所言: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
正因其“凡耳目前怪怪奇奇”，无所不有，所以清芸香馆居士在据《拍案惊奇》､《今古奇观》编选的《删定二奇合传叙》中谓:“是书之所以奇者，谓于人伦日用间，寓劝惩之义，或自阽危顿挫时，彰灵异之迹，既可飞眉而舞色，亦足怵目而刿心，不奇而奇也，奇而不奇也，斯天下之至奇也。”正是所谓人伦日用间的“不奇而奇也，奇而不奇也，斯天下之至奇也”的主张，标志着社会上人们对小说奇异观念的根本转变。
二
文言小说选本的命名，主要呈现出两种鲜明的演变态势:一是说教劝惩功能愈益淡化，二是娱乐遣怀功能愈益突出。
命名有说教意味的文言小说选本，宋代有《续前定录》､《儆戒会最》､《至孝通神集》､《吉凶影响录》､《劝善录》､《劝善录拾遗》､《古今前定录》､《乐善录》､《厚德录》､《劝戒别录》､《历代神异感应录》等11部，明代有《前定录》､《感应汇征夷坚志纂》､《新刻搜补历代皇明注解标奇风教故事》3部，元代和清代均无。这些选本皆劝人止恶为善，以助风教。这种编选宗旨可以从序跋者对选本命名的阐释中得到证明。如何荣孙《乐善录序》云:“(李伯崇)得《南中劝戒录》，伏而读之，深有契于其心，遂博览载籍，旁搜异闻，凡有补于名教者，增而广之，分为十卷，名之曰《乐善录》。亟镂板印行，使家家藏此书，以广天下乐善之风，此伯崇胸怀本趣也。”可知编者的编选宗旨就是明善恶之报，劝人为善。
这类选本主要集中在宋代，与宋初《太平广记》“启迪聪明，鉴照今古”的编纂有关，引起后来编者纷纷效仿。同时，理学家重道尚理的文学观必然影响到人们的文学创作和编选。如真德秀据自《左传》､《国语》至唐末之文选录的《文章正宗》即宣扬“穷理而致用”，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这种文学思潮必然影响到小说选本的编选。如《分门古今类事》自序云:
夫兴衰运也，穷达时也，生死命也。委心子穷天任运，修己俟时，谓命有定数，不可以智求。而罔者不达，妄意侥幸偶然得之，则夸术辨智，矜持巧力，自以为己之能一。或龃龉则抑郁亡聊，噪愤亡耻，奴颜婢膝，嗫嚅趑趄，靡所不至。节义廉逊之风，荡然无存矣。悲哉!乃以其意作《古今类事》二十卷，凡前定兴衰穷达､贵贱贫富､死生寿夭，与夫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一饮一啄，分已定于前而形于梦､兆于卜､见于相､见应于谶验者，莫不录之。仍以其类分为十门，使猖狂噪进､迷惑竞利之徒见之而少解。
曾忄造《类说序》亦云“可以资治体､助名教”。这与上述文学观可谓如出一辙，编选动机十分明确。对此，明许自昌《捧腹编》自序曾有过精辟的描述，云:“夫稗官野史，莫盛于开元､天宝间。或据实纪异，或架空缀说，口绣笔采，用以资清麈､消雄心。而宋元诸公，皆称述朝家耳目之事，略涉谐部，有关风化。”“有关风化”，正体现出有宋一代说部的编撰取向。
而命名体现出娱乐消遣功能的文言小说选本则呈增多趋势。宋元有晁载之《谈助》､《续谈助》､周文《开颜集》､高择《群居解颐》､方回《虚谷闲抄》､赵氵晋《养疴漫笔》､陆游《避暑漫抄》､高文虎《蓼花洲闲录》､冁然子《拊掌录》等9部，其命名之意可谓一目了然。有的编者则在序言中明确解释了小说选本命名的原因，如宋周文在《开颜集》序中云:“余于书史内钞出资谈笑事，合成两卷，因名之曰《开颜集》。”元冁然子《拊掌录》自序云:“东莱吕居仁先生作《轩渠录》，皆纪一时可笑之事。余观诸家杂说中亦多有类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拊掌录》，不独资开卷之一笑，亦足以补轩渠之遗也。”都旨在供人“资谈笑事”､“开卷之一笑”。
明代则有乐天大笑生《解愠编》､秦鸣雷《谈资》､徐常吉《谐史》､徐常吉《广谐史》､《万选清谈》､朱维藩《谐史集》､刘元卿《应谐录》､余懋学《说颐》､郭化《苏米谈史》､郭化《苏米谈史广》､张师绎《苏米谈史》､陈禹谟《广滑稽》､陈邦俊《广谐史》､曹臣《舌华录》､郁履行《谑浪》､许自昌《捧腹编》､孙一观《谈芬》､孙一观《谐史》､李贽《开卷一笑》､笑笑先生《山中一夕话》､李贽《雅笑》､钱世扬《古今谈苑》､冯梦龙《古今谈概》､墨憨斋主人《笑府》､冯梦龙《古今笑》､浮白主人《笑林》､浮白主人《雅谑》､徐应秋《玉芝堂谈荟》､钟惺《妙谭》､钟惺《谐丛》､潘游龙《笑禅录》､江盈科《雪涛谐史》､赵南星《笑赞》､《精选雅笑》等约35部，其中很多序跋都直接交代了小说选本取名的用意所在。如徐常吉《谐史引》云“齐谐者，志怪者也。又谐者，谑也。……吾又安知真者之非幻而幻者之非真乎？是其怪也不足怪，而即其谑也为善谑矣。于是刻所谓《谐史》者而书之。”余懋学《说颐》自序云“兹裘也，阅之令人颐解，殆匡鼎之说。夫久之讪议寝息，而求颐解者且纷纷焉。余不能复终匿也。因令童子录之，而遂以《说颐》名其篇云。”三台山人《山中一夕话》序云:“凡宇宙间可喜可笑之事，齐谐游戏之文，无不备载，颜曰《山中一夕话》，予见之，不禁鹊喜。窃思人生世间，与之庄言危论，则听者寥寥;与之谑浪诙谐，则欢声满座。是笑征话之圣，而话实笑之君也。”都阐述了所选取内容的“善谑”､“解颐”和“可喜可笑”，即愉悦读者精神的功能。
清代有卢若腾《岛居随录》､来凤馆主人《最娱情》､朱石钟昆仲《古今笑史》､张贵胜《遗愁集》､胡澹庵《增订解人颐新集》､钱德庵《新订解人颐广集》､孙洙《排闷录》､游戏主人《笑林广记》､《闲谈笑语》､《笑谈杂说》､《消夏闲记摘抄》､程森泳《谐史》､独逸窝居士《笑笑录》､兰月楼主人《解酲语》､沤醒道人《笑林择雅》､《雨窗消意录》等16部。编选者常常在序言中说明其娱悦读者的选材特点和命名原因，如来凤馆主人《最娱情》序云:“至如诗话､小说诸种，出自野史稗官，尤愧罗一遗万，是皆最娱悦时人之耳目者，故名是刻曰《最娱情》云耳。”独逸窝居士《笑笑录》自序云:“鄙性尤喜流览说部，……间取其可资？噱而雅驯不俗者，笔之于册以自怡悦。……手编为六卷，名之曰《笑笑录》。事类钞胥，贤犹博奕，知不足博大雅一粲，亦仍以供我之祛排闷而已。”阐述了其“祛愁排闷”的小说功能观。张贵胜在《遗愁集》凡例中则说:
是集名为《遣愁》，意以消遣愁怀为主。凡事之可喜可嗤､可羞可怒，或风流蕴藉､颖敏诙谐､庙算经天､阃筹纬地，以及忠孝节义､智愚巧诈､憨痴马矣瞩､变怪惊心，无一不备。阅之真堪反闷为快，破涕为笑者，全部皆属正事，而特以解颐绝倒，弁首专合命名之意旨。
阐述了其命名之旨。
小说选本以精神愉悦为主导的命名趋向与人们对小说娱乐作用的认知过程是一致的。汉桓谭只是强调小说“治身理家”的实用功能。晋干宝《搜神记序》云:“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始明确提出小说“游心寓目”的娱乐功能。唐代愈益为人所重，如《北户录序》云“滑稽诙谐，以为笑乐之资”。韩愈则用创作实践提出了“以文为戏”的小说功能观，当时遭到裴度､张籍等正统文人的非议。此后，文言小说的娱乐功能渐为士人所注意，如宋曾忄造编选《类说》以“供谈笑”。到明清时期，则更为普遍地被士林所接受。如明谢友可《国色天香》序云:“名曰《国色天香》，盖珍之也。吾知悦耳目者，舍兹其奚辞？”袁中道给曹臣的《舌华录》写序云“予一读至此，手足忻然，不觉自起”。明许自昌甚至认为“经史子部譬犹膏粱，一饱即置”，而小说则是“山蔬野蔌，觉齿颊间多未经之味，更堪咀嚼耳”，并称小说“可以涤尘襟､醒睡目”。
明清时，人们甚至为小说的这种娱乐消遣功能努力寻求各种理论上的解释和支持。如陈禹谟《广滑稽》自序引用儒家经典《诗经》和圣人孔子的言行为小说的娱乐功能张目，云:“《诗》不云乎‘善戏谑乎，不为虐兮’，孔子莞尔于牛刀，内典亦称游戏三昧，是昔人未始废谐谑也，有所假之以为用也。”于是编者“采两汉以来至宋元本朝人稗官小说家数十百种，语类滑稽者”，“特辑是编，俾学人以游息之余醉心解颐，捐俗入雅，太上有补规讽，次不失密尔自娱”，“令览之者忧可以忘，忿可以蠲，伊郁可以畅”。梅氏《古今谈概》叙则曰:“老氏云:谭言微中，可以解纷。”明墨憨斋主人的《笑府序》则阐述了古今皆笑话､人人都离不开笑话的观点，可谓新颖，曰:
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谈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乱话也，而争趋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人之相笑，宁有已时？《笑府》集笑话也，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
而称“经书子史，鬼话也”，更是骇俗之言。清湖上笠翁的《古今笑史序》也说将冯梦龙的《谭概》“以《古今笑》易名，从时好也”，世上“善谈者寡，喜笑者众”，“同一书也，始名《谭概》，而问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并嗜，购之惟恨不早:是人情畏谈而喜笑也明矣”。从人们畏谈喜笑的性情，肯定了小说娱怀的重要性及受人们喜爱的心理原因。可以说，明清时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小说的本质和阅读功能。
三
白话小说选本的命名则与文言小说选本相反，明显地呈现出愈益浓厚的教化意味。明前期的宋元话本选集《雨窗集》､《欹枕集》､《长灯集》､《随航集》､《解闲集》､《醒梦集》，顾名思义，是供人雨窗之前､长灯之下､旅途之中来打发时间，解闲驱睡的，体现出明显的消遣､愉悦功能。奇怪的是，这样的白话小说选本一出现便成绝响，此后再也见不到类似的命名。
随之出现的则是明末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四十卷本､《喻世明言》二十四卷本､《觉世雅言》，清代的《警世选言》､《精选新劝世传奇》和《警世奇观》这样说教意味浓厚的命名，表现出鲜明的警世教化功能，编者的编选思想和动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解释其命名之原因曰: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倾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陇西君)因出其新刻数卷佐酒，且曰:“尚未成书，子盍先为我命名。”余阅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遂名之曰《警世通言》。
自述其教人忠孝､“节义”､“度世”的编选宗旨。可一居士在《醒世恒言叙》中则说: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又推之，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检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嚣为醉。人之恒心，亦可思已。从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入夫妇而不惊，质天地而无怍。下之巫医可作，而上之善人君子圣人亦可见。恒之时义大矣哉。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
明确阐述了其编选“三言”的目的就是“触里耳而振恒心”､“导愚”，以致“万世太平之福”。
之所以出现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话本小说的创作宗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宋时的娱人逐渐变为明清的导愚化俗。对此，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曾有过精辟的分析:“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明前期的六种话本选本所收恰恰多是“用以娱心”的宋元市人小说，而以“三言”为代表的小说则主动追求“警世”､“醒世”和“喻世”。如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云:“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指出小说的价值不在于人与事的真与假，关键在于写得通俗，合情合理，且有关风化。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亦云:“夫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而不能者，不至为宣淫而已矣。此则作者之苦心。”正是作者以通俗之文教化众人､“裨益风教”的创作主张和实践才导致小说和小说选本在明末､清代发生这样的转变。
其次，以“三言”为代表的话本小说在艺术和思想两方面，都达到了当时同类作品的最高水平，深受读者喜欢，因此，作者和书坊主为了使自己的书畅销，纷纷效仿“三言”以“警世”､“劝世”､“觉世”､“型世”和“照世”等来命名。如明代长安道人国清的《警世阴阳梦》､陆人龙的《型世言》､酌元亭主人《照世杯》､心远主人的《二刻醒世恒言》等，其命名警世的用意十分明显。
除命名外，其题署或序跋也可见出“三言”的巨大影响。如《二刻醒世恒言》封面上就题署“墨憨斋遗稿”，据《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选录而成的二十四卷本《喻世明言》题页上则称:“绿天馆初刻古今小说□十种，见者侈为奇观，闻者争为击节。而流传未广，阁置可惜。今版归本坊，重加校订，刊误补遗，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言显易，可以开口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而《觉世雅言》甚至抄袭“三言”的叙。经比对，《觉世雅言》卷首叙署“绿天馆主人题”，残存三页，前两页文字､行款板式和行间圈点全同明兼善堂刻本《警世通言》叙之三､四页，前面所阙当为《警世通言》叙之前两页。末页无圈点，内容与《古今小说》叙末尾相似。《古今小说》为:“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觉世雅言》为:“(陇西)茂苑野史氏，家藏小说甚富，有意矫正风化，故择其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未尝不真者授之贾人，凡若干种。其亦通德类情之一助乎？余因援笔而弁冕其首云。”有意识地增加了“有意矫正风化，故择其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未尝不真者授之贾人”，鲜明地表白､强调了其编选宗旨。
第三，白话小说的作者和编者之所以发生从娱心到化俗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因为随着历史演义小说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白话小说“正史之补”､“羽翼信史”的功能，旨在提高白话小说的地位。自从《西京杂记》序明确提出以之“补《汉书》之阙”后，主张小说“补史”观念的便代不乏人，但多指文言小说。由于《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的繁荣，白话小说的“补史”观始蔚然成风。明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夫史，非独纪历史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指明史书的功用在于“垂鉴后世”､“劝惩警惧”。然“史之文，理微义奥”，“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是书则“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因此，“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深受读者喜爱。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谓“欲与《三国志》并传于世，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则认为是书“裨益风教，广且大焉”，“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这种补史观念有利于抬高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必然影响到白话小说的作者和编者。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冯梦龙等人则把白话小说与经史相提并论。如《警世通言叙》说:“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醒世恒言叙》说:“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冯梦龙甚至认为其社会教育功能远远超过了经史，其《古今小说序》云:“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月豆，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此之捷之深也。”这种言论在当时真是惊世骇俗。此外，白话小说选本的命名愈来愈彰显教化功能，也与当时人情世态的炎凉､儒家风俗的堕落有密切的关系，编选者旨在通过自己的书警醒世人，挽救溃败的世风。
四
从小说选本的命名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一种文体，“小说”受史传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文体意识则逐渐自觉和独立。小说作为史之余､子史的附庸，深受史官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小说的命名､叙事技巧､创作主旨和功用等方面深受史传创作的影响。我们仅选取小说的命名进行讨论。《史记》所开创的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编写体制不仅影响了史学，也影响到文学及小说。史书中的纪､传､志对小说影响较大。因纪与记相通，录亦有记之意，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曾对唐五代单篇传奇和小说集的命名进行过粗略统计，以“传”命名的有25种，以“记”或“纪”命名的有21种，以“志”命名的有4种，以“录”命名的有15种，共65种，因此认为，“这一数字可以视作唐五代小说历史化的直接证据之一”。笔者没有对宋元明清的小说命名进行统计，只是想借鉴这种方法来考察小说选本的命名。
笔者按照上述方法对中国古代小说选本的命名作了粗略的统计，结果如下:
(一)宋前7种小说选本中，仅《夷坚录》一种，明显受到史学影响。
(二)两宋64种小说选本中，以“记”命名的有《太平广记》､《总仙记》､《广卓异记》､《搜神总记》､《穷神记》､《补妒记》､《集异记》7种，以“传”命名的有《女仙传》一种，以“录”命名的有《续前定录》､《吉凶影响录》､《劝善录》､《劝善录拾遗》､《禁杀录》､《古今前定录》､《历代神异感应录》､《异人录》､《侍儿小名录》､《补侍儿小名录》､《续补侍儿小名录》､《侍儿小名录拾遗》､《乐善录》､《厚德录》､《劝戒别录》､《新编醉翁谈录》､《澄怀录》､《续澄怀录》､《江行杂录》､《行营杂录》､《蓼花洲闲录》等21种，以“志”命名的有《续博物志》､《类编夷坚志》和《集异志》3种，共32种，占总数的50%。
(二)元代11种选本中，以“记”命名的有《新编连相搜神广记》､《诚斋杂记》2种，以“录”命名的有《拊掌录》､《异闻总录》､《隽永录》3种，以“志”命名的有《女红余志》､《湖海新闻夷坚续志》2种，共7种，约占总数的64%。
(三)明代226种选本中，以“记”或“纪”命名的有《汴京鸠异记》､《宝椟记》､《古今奇闻类纪》､《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大全》､《青泥莲花记》､《才鬼记》､《才神记》､《才幻记》､《三才灵记》､《旷纪》､《燕居笔记》(四种)14种，以“传”命名的有王世贞《剑侠传》､周诗雅《剑侠传》､《广列仙传》､《续剑侠传》､《列仙全传》､《侠女传》､《二侠传》､《风流十传》8种，以“录”命名的有《剪灯录》､《清赏录》､《比事摘录》､《燕山丛录》､《鸳湖百家谈异录》､《应谐录》､《舌华录》､《前定录》､《怪录》､《笑禅录》､《表异录》､《清异续录》12种，以“志”命名的有《虞初志》､《续虞初志》､《山栖志》､《山居杂志》､《广虞初志》､《新订增补夷坚志》､《合刻三志》､《钱神志》8种，共42种。此外，以“史”命名的则有《谐史》(徐常吉编)､《谐史》(孙一观编)､《广谐史》(徐常吉编)､《广谐史》(陈邦俊编)､《苏米谈史》(郭化编)､《苏米谈史》(张师绎编)､《亘史》､《续亘史》､《闲情野史》､《绿窗女史》和《情史》凡11种，明显与“史”有关的则有《史流十品》､《眘轘史唾》和《廿一史识馀》3种。这样，命名受史学影响的小说选本凡56种，约占总数的25%。
(四)清代104种选本中，以“记”命名的有《笑林广记》､《燕居笔记》､《续太平广记》､《秦淮广记》4种，以“传”命名的有《二奇合传》､《剑侠图传》2种，以“录”命名的有《岛居随录》､《砚北丛录》､《排闷录》､《二十二史感应录》､《息影偶录》､《潜园集录》､《扶风传信录》､《笑笑录》､《异闻益智丛录》､《雨窗消意录》10种，以“志”命名的有《虞初新志》､《虞初续志》､《广虞初新志》､《续广博物志》4种，再加上《古今笑史》､《史异纂》､《南北史捃华》､《谐史》､《谈史志奇》､《艳史丛钞》和《艳情逸史》7种，则小说选本命名受到史学影响的凡27种，占总数的26%。
从上述数字，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编选者或书坊主对小说选本的命名在宋元时期受史传文化影响很深，至明清则呈急剧减弱的态势。这反映出编选者的小说观念逐渐摆脱史传文化的影响，“小说”的文体观念日渐增强和独立。如果考察以“小说”命名的小说选本，我们也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据笔者统计，文学史上以“小说”命名的小说选本，明显呈增加趋势。宋及宋前71种小说选本中，书名中包含“小说”的有《殷芸小说》､《小说集异》两种，约占总数的3%。明代有《顾氏文房小说》､《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顾元庆编)､《广四十家小说》(袁醁编)､《前四十家小说》(袁醁编)､《前后四十家小说》(袁醁)､《前四十家小说》(徐友贞)､《中四十家小说》､《后四十家小说》､《六十家小说》､《烟霞小说》､《名贤小说》､《旧四十家小说》､《新四十家小说》､《三十家小说》､《古今小说》､《五朝小说汇编》､《五朝小说》(分《魏晋小说》､《唐人百家小说》､《宋人百家小说》､《皇明百家小说》)22种，约占总数的9%。清代有《幻缘奇遇小说》､《宋人小说类编》､《宋人小说类编补钞》､《旧小说》､《古小说钩沉》､《唐开元小说六种》6种，若再算上《说部精华》､《唐人说荟》和《古今说部丛书》，凡9种，约占总数的8%。从上述小说选本所收作品看，尽管有古代意义上的小说，也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但在明代出现以“小说”命名的潮流却体现出“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已经独立，人们对“小说”十分重视，极力鼓吹。
“小说”一词出现时，并不具有文体意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这种自觉不只是诗文，还应该包括小说。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时的一些小说已经注意虚构和细节描写;一是出现了直接以“小说”命名的刘义庆《小说》集和小说选本殷芸的《小说》。犹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三百》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对诗歌的明确体认，以“小说”名书则蕴含着时人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自觉思考。这与《文选》等是同一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只是人们对小说的文体特点，认识得还不够清晰，不象诗文那么明确。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随着唐人小说尤其是“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之传奇的兴盛，宋人对“小说”的文体认识逐渐清晰和明确。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宋初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可见已把“小说”视为与经史､小辞相并列的文学体裁。洪迈《容斋随笔》谓:“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唐人说荟凡例》亦引洪迈语云:“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宛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并称一代之奇。”可见，“小说”已成为一种与诗､戏剧并称的文体。明代出现众多以“小说”命名的选本正是对宋代上述“小说”文体认识的延续､加深和确认。
这些选本体现出一个总的趋势，即愈来愈接近现代的小说观念。且不说明代《三十家小说》多收唐代著名传奇，明洪木便编刊《六十家小说》以“小说”主要指称以散文形式叙述虚构故事的白话话本，标志着白话小说这一文体的确立。后来更有专收白话小说的《古今小说》和《幻缘奇遇小说》选本，显然，这时的“小说”已具备现代文体意义。而收录文言小说的选本，至清代则称《旧小说》､《古小说钩沉》，正显示出时人对古今小说观念的辨析与思考。
注释:
①明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
②晋郭璞《山海经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