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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代目录学视域中的笔记，体现了诸多新变，奠定了笔记著录的基本格局。宋代目录家在笔记分类上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是以“崇文”馆臣和史官为代表，主张小说与杂体史料分流，形成一个文类纯粹体，这种文献编排模式得到宋代官、私目录家的普遍认同;另一种思路是《通志》与《玉海》为代表的少数派，开始注重笔记的文体特征，并尝试以文章的视角区别记体与传体，体现出现实创作对目录分类的影响。这种著录格局的形成与传统目录学中逐渐形成的部类规则以及笔记自身“博杂”“包容”的特点紧密相关。
关键词：宋代目录;笔记;著录格局;成因
宋代是笔记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也是传统目录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虽历代目录中从未有过“笔记类”，但宋代目录史部、子部各类中著录了大量笔记作品，奠定了笔记著录的基本格局，并体现了诸多新变。然而迄今为止，这种变化尚未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关于笔记的诸多探讨中多集中于笔记本身的文体历史渊源，以及笔记名称之由来、分类与特点等方面。实际上，每一次目录编纂，既体现出对以往编纂成果的继承，也是根据新的情况随时变动与调整的。透过宋代目录对笔记著录和归类的诸多变化，可从中较为全面、客观地了解宋人的笔记观念与内涵风貌。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宋代目录学视域中的笔记作些探讨，考察笔记的范围，厘清笔记在各部类之间的流动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著录格局形成与变化的原因。
一、宋代目录的笔记著录格局之新变
宋代目录学视域中的笔记，有四个新变情况：
第一，宋代目录学家将志怪类作品从以往的“史部·杂传类”转隶于“子部·小说类”，从根本上改变了目录中小说类的面目与基础。通过对《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同一作品的类目变化，可直观地反映出这种趋势。如下表所列：
以上选取的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志怪作品，其在《隋志》和新、旧《唐志》中皆有著录，因此，颇能清晰地反映唐宋目录学“杂传”内涵的变化。唐代目录学家对杂传“虚”与“实”的认识还较为模糊，不似“正史”者皆入杂传。宋代，目录家逐渐放弃《隋志》中狭隘的小说观，对志怪、传奇的内涵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认为史部之中不应再有“怪力乱神”之作，遂将志怪作品从杂传中分离出来，归入子部“小说”。如《新唐志》著录的《杜阳杂编》《甘泽谣》《南楚新闻》《常侍言旨》《嘉话录》《玉泉子见闻真录》《谭宾录》《芝田录》《桂苑丛谈》《松窗录》等杂史类笔记，便由《总目》的“传记类”转入了“小说类”。这一转向确立了以志怪、志人小说以及各类杂史笔记为基础的小说类的总体框架，促进了小说畛域的日趋清晰和明确。
此小说观念、小说归类在宋代私人藏书目录出现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晁公武在《读书志》“小说类”序中重点论及了小说“志梦卜、纪谲怪、记谈谐”的类别划分（其中“志梦卜、纪谲怪”大致可视为志怪小说，“记谈谐”大致可视为志人小说），并指出“故近时为小说者，始多及人之善恶”，认为唐宋以来小说作者注重记录与历史相关的人事故事或传闻，以备史官的采择。在此基础上，晁氏将著录的小说分为“志怪者”和“褒贬者”两部分，其以“褒贬者”来概括著录的作品，体现了将这些作品视为史书看待的认知视角，但又因为这些作品褒贬失当、记载失实，方降而为小说。《读书志》由此将不少在《总目》和《新唐志》中被划归为“小说类”的作品清理出去，如《颜氏家训》转入“儒家类”，《事始》《续事始》《宋齐丘化书》等转入“杂家类”，《茶经》《煎茶水记》《竹谱》《平泉草木记》等转入“农家类”，《古今刀剑录》《古镜记》《钱谱》《古鼎记》转入“类书类”。可见，《读书志》相较《总目》和《新唐志》在小说划分上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畛域进一步的清晰化与整齐化。
然而，从其著录的具体作品来看，晁氏将类别名称定为“褒贬者”，显然又有过于简单之嫌，虽然大部分作品大都有杂记历史的内容，但还有不少是溢出了历史范围的，如《资暇》《笔谈》有大量考证辨订内容，《牧竖闲谈》“多记奇器异物”，《鉴诫录》“多采摭唐人诗话”，而《褒善录》《劝善录》《古今前定录》《吉凶影响录》《劝善录拾遗》等更应入志怪类。宋代出现大量的诗话作品，《欧公诗话》《东坡诗话》《后山诗话》《诗眼》《续诗话》《归叟诗话》《中山诗话》等专门诗话，则附属于“小说类”。以上种种，反映了“小说”作为一种目录类别的包容性，以及作为一种文类的复杂性。可见，随着唐代以来史部著述形式发生的较大变化，宋代目录家不得不将本已收窄的“小说”概念再次扩大，以容纳杂体史料，“小说”再次成为子部之中内涵最为庞杂者。
第二，随着宋代“记体”与“传体”（主要指“传体文”）创作的兴盛，部分目录家开始将史部中的“杂传”易名为“传记”，意在将人物传与杂体史料进行区分。如北宋《崇文总目》“传记”取代“杂传”，成为书目中的独立一类。其“传记类”原叙释云：
古者史官，其书有法，大事书之策，小事载之简牍。至于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道言逸行，史不及书。则传记之说，或有取焉。然自六经之文，诸家异学，说或不同。况乎幽人处士，闻见各异，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
此处，欧阳修即指出了传记是记载为史官所讳的史不及书的遗闻轶事。从其著录的传记类作品来看，大体有两类，一类是以人物言行事迹为核心的传体作品，一类是诸如“杂记”“杂事”“杂录”的杂体史料作品，后者名目繁多，体制不一。
随后成书的《新唐书·艺文志》設有“杂传记”一目，内容与《崇文总目》的“传记” 基本相同。其所谓“杂传记”，并非要回到《隋志》“杂传”之称，而是认识到传记内容之“杂”。《崇文总目》与《新唐志》确立的传记目录类名，得到后人的广泛继承。南宋各类目录学著作，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宋代之后的目录著作，如《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大多沿用“传记”之名。其中《读书志》“序”云：
《艺文志》以书之纪国政得失、人事美恶，其大者类为杂史，其余则属之小说。然其间或论一事、著一人者，附于杂史、小说皆未安，故又为传记类，今从之。如《神仙》、《高僧》，不附其类而系于此者，亦以其记一事，犹《列女》、《名士》也。
序中指出传记类作品原先入杂史或小说类，而其体例乃专记一事或一人，与杂史、小说实为不同，故另立传记一类。晁氏将传记与杂史、小说进行区分，指出它们在内容、体例上的不同，表明其在文体意识、作品划分方面比前人已有所进步。其所著录的作品中，《王魏公遗事》《韩魏公家传》等属专记一人之书;《忠臣逆臣传》《嘉祐名臣传》《唐宋科名分定录》《民表录》《贤惠录》等属多人传记;《张忠定公语录》《李文正公谈录》《魏忠献公别录》《王文正公言行录》等为语录类作品，内容皆为掌故杂事，实则为笔记作品。此外《东家杂记》③《孔子编年》分别属于杂记和年谱类作品。
《解题》“传记类”较《读书志》，其突出的变化是著录了大量日记类以及语录类作品，其中日记类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使日记，专记出使行程中所见所闻、感想言谈等，一类是一般私人日记，记录每日见闻杂事，如《熙宁日录》《温公日记》《靖康日记》《绍圣甲戌日录》《元符庚辰日录》等作品。语录类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讲学语录，一类是平时杂谈，其中与笔记关系较密切的是杂谈类语录，如《解题》著录的《丁晋公谈录》《李公谈录》《贾公谈录》《王文正家录》《沂公言行录》《安定先生言行录》《魏公语录》《乖涯政行语录》《杜祁公语录》《范忠宣言行录》《傅献简嘉话》《杜公谈录》《道乡语录》《倪文节言行录》等。
郑樵《通志》则釆用了不同于前人的文体分类方法。首先，借鉴《隋志》和《旧唐志》按人物类型分类，顾及目录分类的传统，“冥异”重新出现在传记中;其次，将《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传记类中的部分杂体史料作品归入“杂史”，保留在“传记类”的只有“科第”“名号”“祥异”。
王应麟《玉海》作为南宋时期的一部类书，在传统集部中，《玉海·艺文》打破以往格局，将诗赋文章分为十九小类：
总集文章;承诏撰述、类书（两者算作一类，下同）;著书、别集;赐书;图;图绘名臣;记、志;传;录;诗;赋;箴;铭、碑;颂;奏疏、策;论;序、赞;经;艺术。
《玉海·艺文》以文体为限，将“传”与“记”分开，“传”主要收录《崇文总目》和《新唐志》中的人物杂传，“记”或“錄”主要著录杂体史料，各部类之间的文体区别甚为明显。
可见，自宋初，目录著述下的“传记”已是一个内涵庞大的文类综合体，这种分类法在目录著录中，得到了普遍接受，然就创作实际而言，宋代“传”与“记”已具有鲜明的文体区别，宋代目录学的分类已不能反映现实创作的新变，主流目录学之外的《通志》《玉海》重新对两者进行归类，由此“传记类”中将其与杂体史料进行区别，其类目名下所收录的作品更具有文体上的一致性。
第三，史部杂史类著录的笔记作品，鲜明凸显了作品的补史之用的特征。《崇文总目》原叙释云：
《周礼》：天子、诸侯皆有史官。晋之《乘》，楚之《梼杌》，考其纪事为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国交侵各尊其王是非多异寻亦磨灭其存无几。若乃史官失职畏怯回隐则游谈处士亦必各记其说以伸所怀。然自司马迁之多闻，当其作《史记》，必上采《帝系》、《世本》旁及战国荀卿所录，以成其书，则诸家之说，可不备存乎。③
据欧阳修的叙释看，其对“杂史”有两重认识：一是指出“杂史”是在史官失职，“畏怯回隐”、未遵守秉笔直书的实录原则的情况下，游谈处士各自记录见闻的产物。二是认为“杂史”可为正史所采用而不可废。《总目》“杂史类”著录了不少可视为笔记的作品，如《阙史》《逸史》《中朝故事》等。晁公武关于“杂史”的观点与欧阳修有相似之处，其《读书志》“杂史类”序云：
古者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唯书法信实者行于世。秦、汉罢黜封建，独天子之史存，然史官或怯而阿世，贪而曲笔，虚美隐恶，不足考信。惟宿儒处士，或私有记述，以伸其志，将来赖证史官之失，其弘益大矣。故以司马迁之博闻，犹采数家之言，以成其书，况其下者乎？然亦有闻见卑浅，记录失实，胸臆偏私，褒贬弗公，以误后世者，是在观者慎择之矣。
晁氏指出史官著史应做到“书法信实”。接着便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杂史的特点，优点是可“证史官之失”;缺点是见识浅陋、记录失实、褒贬不公，容易误导读者。正是因为有正反两面的特点，使得有些杂史作品在具备补史功能的同时也具有“小说”的特征。如《南部新书》《晋公谈录》《五代史阙文》⑥《温公纪闻》《笔录》等，皆为杂记各类朝野遗闻轶事之作，与笔记十分接近。
第四，史部地理类中著录的笔记作品，进一步反映出笔记归类渐趋细化的趋势。《新唐志》“史部·地理类”新著录作品中可视为笔记的作品，有记载远方物产、异物的《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北户杂录》《南方异物志》《岭南异物志》《渚宫故事》等。还有记载各地物产、风俗、传说的《嵩山记》《成都记》《戎州记》《吴兴杂录》《益州理乱记》《华阳风俗录》《太原事迹记》。还有属于都邑志的《东都记》《两京新记》《两京道里记》。记载藩属国、外国的山川地理、民情物产、风俗传说的《诸蕃记》《云南记》《云南行记》《云南别录》《海南诸蕃行记》《北荒君长录》《四夷朝贡录》。
《解题》“地理类”所著录的作品中，有的偏重于记载历史传闻，如《九华拾遗》“博考传闻”，《六朝事迹》“记六朝故都事迹颇详”，《吴兴统记》“分门别类，古事颇详”。有的偏重对风俗、物产的记载，如《南诏录》“上卷记山川风俗，卷二记纪行及使事”。《海外使程广记》“使高丽所记海道及其国山川、事迹、物产甚详”。此外，《解题》“地理类”还著录了《潮说》《海涛志》《海潮图论》《太虚潮论》等有关潮水的著作，《总目》中却将此类作品如《海潮论》《海潮记》《海潮会最》著录于“小说类”中，相较之下，《解题》的归类更为合理，反映出《解题》小说观念和归类标准的进步。
二、笔记著录格局形成的原因
笔记主要集中在史部的“杂史”“杂传”“地理”，以及子部的“杂家”“小说（家）”等类。这种著录格局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目录学中逐渐形成的部类规则，一是笔记自身“博杂”“包容”的特点。
（一）四部分类法与笔记之著录
中国古代目录，自班固《汉书·艺文志》而下，大致有“六部”与“四部”之分。晋代荀勖仿郑默所编宫廷藏书目录《魏中经簿》，编成《中经新簿》，变西汉《七略》“六部”之体为“甲乙丙丁”四部，至梁元帝时校书，定四部名为“经史子集”， 勾画出四部分类法的雏形，《隋书·经籍志》继承此法，四部分类法由此确立，为后世官私目录所沿用。
这便令人心生疑惑，书籍种类日益繁多，图书分类却反而由繁趋简。对此疑惑，特别是对子部的质疑，前人早有论及。近人江瑔曾云：“然分类之难，不难于经、史、集，而难于子。盖经、史、集三类颇有畛域，易于判别，若子类则无畛域之可言，判别惟艰，故古人或分或合，议论纷然，莫衷一是。”③子部畛域为何独独难以判别，究其原因，一则因实际需要，分类不宜过繁。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因后代目录家对“子”的内涵的认识已非先秦“诸子”之“子”所指之内涵。汉代刘歆撰《七略》，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所继承，认为先秦诸子各家各有家数渊源，皆为阐述其“道”而作。这一情形在四部分类法出现后，特别是子部的内容越发庞杂而发生改变。清人章学诚曰：“分部皆按书籍之性质。如《七略》兵书、方技、数术为三部，列于诸子之外者，诸子立言明道，兵书、方技、数术皆守法以传艺，虚理实事，义不同科也。至四部而皆列子类矣。”这就指出子部书籍本有自身的特性，但因其后其他性质的书籍强入子部，方造成了子部的混杂。后世四部中的“子部” 内涵与外延逐渐扩大，已不复先秦之旧，四部分类法的缺陷日益明显。余嘉锡针对这种分类法的缺陷指出：
四部之法，本不与《七略》同，史出《春秋》，可以自为一部，则凡后人所创作，古人所未有，当别为部类者，亦已多矣。限之以四部，而强被以经史子集之名，经之与史，史之与子，已多互相出入。又于一切古无今有，无部可归之书，悉举而纳之子部……名实相舛，莫此为甚。
随着新的书籍类型不断涌现，历代目录家依然遵循旧法，将这些新出书籍强行塞入四部之中，而在强行归类时又多出己意，由此造成经与史、史与子，互相出入的情况。这一情况因“唐宋以后，著述日繁。核其体例，多非古之四部所能包”而更加突出。但又有一个现实问题无法回避，中国古代目录一般为藏书目录，编纂目录的目的是供人检阅，既供检阅，当力求简便，这就造成了“藏书家之书目”与“读书家之书目”分类要求之间的矛盾：“藏书之目，故所编之目与所藏之书必相副，收藏陈设之间，当酌量卷册之多少厚薄。从来官撰书目，大抵记载公家藏书，是以门类不能过于繁碎。”“后世之书日多，而学有绝续，体有因创，少至一二，多或千百，其数大相径庭。为书目者，既欲便检查，又欲究源流，于是左支右绌，顾此失彼，而郑樵焦竑之徒得从而议其后，亦势之所必至也。”③藏书目录当求实用，学术史对书籍的分类力求准确，实则不能一概统一论之。
鉴于四部分类的局限性以及子部内涵与外延的逐渐扩大，这一局限性，在历代目录中尚无“笔记体”的情况下，对其著录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通过以上部类著录笔记的分析，大量笔记由此分散于经、史、子、集各类，而在历代目录的各部类中，主要以史部和子部为主，经、集二部极少著录，在子、史二部中，笔记又主要集中于史部的“杂史类”“地理类”“杂传（记）类”，子部的“杂家类”“小说家类”，这一分布情况在历代公私目录中基本得到了延续。
（二）笔记的特征及其与四部之关系
宋代目录笔记著录格局的形成，除了传统目录部类划分规则的原因外，笔记作为一种极为自由的著述类型，自身内容庞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要深入了解笔记的特点，还需对四部各部类作一番考察。
经部中与笔记关系较为密切的是“语录体”作品。经部著录的作品除了经书本身外，大部分是与经相辅而行的传、说、记类作品，《汉书·河间献王传》曰：“献王所得书……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传、说、记是与经相对而言的著述体式，其中传、说二者，实即一物，都是“翼经”之作。“说”即口说经义，将口说之内容书于竹帛，即成为“语录体”。“语录体”除了记录口说经义，还可以记录见闻轶事，这通过《语录》其书的著录情况可得到印证。刘知几《史通·杂述篇》“琐言”著录《世说新语》《谈薮》《语录》《语林》等作品⑥，《旧唐志》“史部·杂史类”著录孔尚思《宋齐语录》，此《宋齐语录》似即上述之《语录》。《语录》虽早已亡佚，《藝文类聚》《太平御览》《初学记》等类书中尚存一些佚文，内容以记人事与神怪灵异者为主。这表明《语录》主要以记录人事、异闻为主，故刘知几将其与《世说新语》等作品一起归为“琐言”类。由此可知，“语录体”作为记载人物言语的文体具有两重内涵：一种记录经义为主，以历代禅宗语录、以及宋明理学家的讲学语录《朱子语类》《龟山先生语录》《上蔡先生语录》等最为典型。一种记录见闻轶事为主，如《晁氏客语》《王氏谈录》《贾氏谈录》等。这些作品虽都具备“口耳相传”的性质，但口传的具体方式和内容已大为不同，渐由记录“言语”扩展为记录“传闻”，已与纯粹的“语录”渐行渐远，而更接近记事记言的笔记。
史部中与笔记关系最密切的是“杂史类”“杂传类”和“地理类”。《隋志》“杂史类”其序云：“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有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文献通考》卷一九五中，引《宋三朝志》同样说道：“杂史者，正史、编年之外，别为一家，体制不一，事多异闻，言过其实。”足可见杂史杂传多记载一些为正史忽略或舍弃异闻琐事，甚或有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传说。这种内涵特征正与杂史杂传体笔记相契合，笔记中限知的叙事视角、述而不作的叙事原则以及部分笔记逐日记录史实的叙事时限，均具有了杂史杂传的性质和特点。
《隋志》史部地理类著录的《山海经》，记载了大量动植物产、名山大川、远国异民等内容，被誉为我国最早的地理博物体志怪笔记，之后受其影响的还有《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博物志》等，这些作品均体现出“博”“杂”以及以地理方位为基本框架的特征，如《山海经》分为 《山经》《海经》《荒经》，《神异经》分为《东荒经》《西荒经》《南荒经》《北荒经》等九篇。相较而言，《博物志》等后期的志怪，则以杂记各种逸闻及奇花异草、飞禽走兽与神山仙境为主，与《山海经》《神异经》相同但有所擴大。如《博物志》内容包括地理山水、异域遐方、异产异俗、方术杂说、史补杂考等，诚如崔世节在其《博物志跋》中所谓“天地之高厚，日月之晦明，四方人物之不同，昆虫草木之淑妙者，无不备载”。地理类博物体重在其所表现的地理博物的内容，对笔记内容杂、以地理方位为基本框架产生了深远影响。
子部中与笔记关系密切的是“小说家”类。从《汉志》将“小说家”置于子之末来看，“小说”与子书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并对笔记的观念内涵、形态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性质的相似性，“小说家”虽被视为“小道”，终究是诸子系统中的一家，因此，“小说家”具备子书的性质，中国“小说”一直有浓厚的“子书”的特质。二是形态的相似性，子书形态上的特征是“杂”，“小说家”因其自产生之初便被赋予的“街谈巷语”“道听涂说”“残丛小语”的特征，在形态上也具有“杂”的特点，这一特点实继承自子书传统。其杂采前代史传、子书中的故事，开创“以类相从”“条别篇目”的编纂方式，遂为后世笔记作者和编者所继承和发展。三是内容的相似性。子书的内容大多数是论政说理，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形象叙事”;诸子为了说服、打动诸侯，在逻辑严密的推理论说中旁征博引，甚至编造故事、创作寓言使论说变得形象有趣，这使子书中包含了大量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街谈巷语③。子书中的这些内容与笔记有高度的契合性，同时也对笔记在后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素材来源。
集部中有些记录诗歌本事的作品，亦与笔记有着紧密的关系。章学诚《文史通义》论“诗话”道：
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
从诗话兼通史部传记、经部小学、子部杂家的特点看，它与笔记几乎可等量齐观、不分彼此。笔记中可以兼有诗话，诗话又可采笔记之体。宋代以后书目“集部”设有“诗文评类”，其中的诗话类与笔记密切相关，郭绍虞指出宋代“诗话既笔记化而体成繁猥，笔记亦诗话化而转进专门”。张伯伟也指出“从体制上来看，诗话与笔记小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还指出所谓“话”即故事之意，“说话”即讲故事，而文学批评中“诗话”之“话”亦与“说话”之“话”相似。
综上，可知宋代目录家在笔记分类上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是以“崇文”馆臣和史官为代表，主张小说与杂体史料分流，形成一个文类纯粹体，这种文献编排模式得到宋代官、私目录家的普遍认同;另一种思路是《通志》与《玉海》为代表的少数派，开始注重笔记的文体特征，并尝试以文章的视角区别传体与记体，体现出现实创作对目录分类的影响。遗憾的是，郑樵和王应麟对笔记文体分类的探索没有得到太多响应，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依旧遵循《崇文总目》以来的小说分类法，《宋史·艺文志》更是依据宋代的几种国史《艺文志》编撰而成，分类思路上无太多变化。至清代四库馆臣，杂记类名下的作品更为庞杂，用以容纳史部各类难容之作品。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抵因目录分类主要关注的是文类背后的学术渊源，以及目录体系的完整与合理，宋代笔记文体的存在并未获得目录家的充分重视。只是在宋代目录著述中，笔记的分类亦反映了不少新的趋向，一部分杂传作品被划入“小说”，史部杂传数量相对减少;杂体史料与传记分离，类目名下所收录的作品更具有文体上的一致性;史部杂史类著录大量笔记作品，凸显了笔记的驳杂特征;地理类中的作品，进一步体现笔记归类的细化。可见，笔记文体地位的确立，不仅是文体形式与作品存在方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文体内涵是否能得到广泛认识与认同的问题。
作者简介：刘师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文学与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