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要为天下奇”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韶山发蒙之初，和其他农家孩子没有两样，不过是略识之无，为谋生之备。他当时的读物，无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读本，《论语》《孟子》《诗经》等经学典籍，以及《左传》《纲鉴易知录》等史传著述。在韶山纪念馆，还陈列着他读过的《论语》《诗经》，封皮上有小时候的亲笔签名。这是他一生留下的最早阅读痕迹。此外，毛泽东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样，喜欢读《水浒传》《精忠传》《西游记》等传奇小说。这类读物，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延伸。
关于私塾时期的阅读感受，毛泽东晚年多次谈起，说是“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
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一心想的是把毛泽东培养成种田的好把式，最好像自己一样，兼做一些米谷生意，识些字，有纠纷能讲出道理；会用算盘，做生意时不至于吃亏。这种安排，使毛泽东在读了六年左右的私塾后，不得不延宕学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种田上面。
直到读郑观应那本他“非常喜欢的”《盛世危言》，知道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应该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才使毛泽东眼前出现了一片新天地。人生未曾远行，便有了新的遭遇。连铁路、电话都未曾见过的毛泽东，有了新的梦想，进而真正把读书与立志连在了一起。
1910年秋天，他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离家时抄写一首日本人写的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6岁的毛泽东，此时未必清楚志向究竟是什么，但以“学”立“志”，且志在四方之意，表达得很明白。
从1910年秋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到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近9年时间，除当兵半年，自学半年，他主要在学校读书。年龄比多数同学要大，社会经历也丰富一些。这使他在读书问题上多有主见。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是说源于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是说他和同学们谈论“立志”，常称“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把“读奇书”，当作了成为“奇男子”的关键条件。
在他的心目中，所立之志，相当程度上要靠读书才能接近和确定，由此宣称，“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1915年，22岁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阅读生涯，曾私下做过一番设计。在6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表示要效法康有为自称的阅读经历，即“40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40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由此觉得，目前学校的教育方式，不能满足自己这个要求，很是苦恼。经过反复权衡，还是认为古代书院那种主要靠自学的方式更好。9月间给朋友的信中表示，自己要退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去自学。所谓自学，就是找一个深山幽静处，“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涉其新”。这番表白，透露出对传统书院闭门求学方式的期期向往之心。后经朋友劝说，才打消退学念头。毛泽东后来对学校里“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一直不满，从这里倒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真正的阅读，不只是精神消费，也是一种精神生产。有两种阅读情况，一种是像收购废旧物资的商贩，把一些现成的别人用过的二手货拿来即可；一种是深入地下矿井的工人，靠自己去开掘和发现丰富的一手矿藏原料。崇尚自学的毛泽东，显然属于后者。
求学是为了立志。毛泽东求学期间要立的“志”，又是什么呢？
从他留下的文稿来看，最早谈到的读书目的，是“修学储能”，即为未来干事情储备知识才能，和今天的青少年学子所追求的，没什么两样。但很快，他的追求便超越了这个阶段。特别是在经历了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乱局后，他深感袁氏之流，不能说无才无能，甚至是有大才大能，但“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看来，光有才能智计，终不能做成大事。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他的老师黎锦熙写了封长信，对修学到底应该储什么“能”，读书到底应该立什么“志”，来了一番彻底的反思。他说：今天许多人读书立志，说是将来要当军事家、教育家等等，是出于对成功前辈的羡慕，模仿别人不算是真正的志向。只有根据“宇宙之真理”来“定吾人心”，才算真有志向。什么是“宇宙之真理”呢？毛泽东说那个东西叫“大本大源”。“本源”这个概念，源自朱熹，为近代湘学士风所追慕，说起来很虚玄，其实很有些像黑格尔说的那个“绝对真理”。要找到这个“本源”，途径在“倡学”。也就是说，读书学习的目的，在于寻找和确立心中的“本源”，然后“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青年毛泽东很敬佩曾国藩。曾国藩谈论本源，说“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把没得本源的人，比喻为“秋潦无源，浮萍无根”。意思一脉相承。毛泽东甚至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许多人对此不太理解，或者予以回避。正是在给黎锦熙的这封信中，毛泽东谈到当时敬佩曾国藩，是因为曾国藩能够以一介书生平定洪杨，在于他学有“本源”，并且能够用“本源”，去“动”湘军之“心”，“动”天下人之“心”，也就是说，他能够以传统的大道理和信念来治理湘军，感染天下士子。毛泽东所敬者，即在此耳。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说，近人当中，康有为“似略有本源”，无非也是看重康有为写出了《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这样的著述，提出了一些改良社会的目标理想。特别是其“大同”理想，很有些“宇宙之真理”的味道，而毛泽东当时的社会理想，恰恰也是让人人“共跻圣域”，“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和康有为的想法比较接近。直到1949年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把康有为作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说他写了《大同书》，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青年毛泽东提出“读书要为天下奇”，所“奇”者，看来就是求“本源”，而非一般的“储能”和“立志”。明了这个目的，他表示，“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所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毛泽东当时探讨“本源”的切入点，是人心。为此，很注重阅读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希望从中找到真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再沿着这个思路往前走，他1918年4月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提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这就把寻求学术真理，以动天下之心的目的具体化了。
从寻找“本源”到“改良学术人心”的阅读追求，是毛泽东稍后为寻求“主义”而阅读的前奏。早期这种独具特色的阅读追求，是一条不可小看的伏线。他后来那样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思想意识，或发端于此。
“择书”而读，读出个湖湘学风
如何读书，才能找到“本源”，毛泽东的思路是比较清楚的。他在1917年8月23日谈论“本源”的信中讲，“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为求“本源”，他求学时期下功夫读的书，首推经史子集中的国学经典。
青年毛泽东阅读中国传统文史哲典籍的情况，可从他在湖南第四师范（不久并入第一师范）留下的一册听课笔记《讲堂录》，窥知大概。这册《讲堂录》记于1913年10月至12月，内容是修身课和国文课。讲修身课的杨昌济，深研宋明理学和康德哲学，讲课中很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处事等方面来教育学生，毛泽东所记，主要是传统经典讲修身方面的内容。讲国文课的袁仲谦，特别喜欢唐代韩愈文章，毛泽东所记，主要是韩愈文章的一些词句解释。从他当时的通信和留下的其他文稿看，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文史子集，有《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大学》和《朱子语类》《张子语类》等诸子经典；有《尚书》《左传》《汉书》《史记》《昭明文选》《昌黎先生集》（《韩昌黎全集》）《古文辞类纂》《读史方舆纪要》等。这番阅读，为他打下终生受用的国学基础。
阅读传统典籍，是那时学子们的普遍现象。毛泽东的特点不是被动接受，更多是带着研究的眼光来读。如果有兴趣翻看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湖南省委共同编辑的《毛泽东早期文稿》，很容易引发一个猜想：假设他后来没有成为革命家，而是当学者做学问，也一定会成为文史领域很有建树的学问家。
毛泽东1915年6月和1917年8月，在两封给同学的信中，都主张为学之道在“先中而后西”。这个思路，可以解释毛泽东稍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选择出国留学。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表示，自己仍然坚持在国内学习，理由是：“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青年时代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浓厚兴趣和深厚积累，使毛泽东后来和那些年轻时就到外国留学，习惯“言必称希腊”的知识分子，习惯照搬马列词句的教条主义者相比，思想起点是不一样的。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比较注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拥有丰富的思想资源，盖因于此。
渐渐地，毛泽东意识到，要读尽经史子集是不可能的，由此提出了一个变通的法子，叫“择书”。1915年22岁那年，作为湖南一师二年级学生，毛泽东在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中，选出77种经、史、子、集，开列给朋友萧子升，并在信中说，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这封谈论“择书”的信留存了下来，可惜开列的书目却佚失了。不然，我们今天会更确切知悉青年毛泽东究竟受哪些传统经典的影响多一些。
所幸的是，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例举了一本他推崇的书，为其所“择”的范本。就是曾国藩编辑的《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杂钞》是曾国藩选编的一部古文选集，所选文章上自先秦的《尚书》，下迄清代姚鼐的作品，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七百多篇文章，是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又一部系统的国学经典读本。在编选标准上，除姚鼐强调的义理、词章、考据外，曾氏又增加了一条“经济”，即“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目的是使选文与政事结合，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以了解历代的治乱兴衰。《经史百家杂钞》是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曾国藩，为教育子侄后辈成才而编纂，本意为自用，后来付梓。清末民初，流行一时。
毛泽东在信中对该书的评价是，“尽抡四部精要”。意思是该书从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个方面，把经、史、子、集的精要都提炼出来了。他还说：国学的精髓在于“文”与“道”的统合相融，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畸于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却“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毛泽东的学风，由此奠定基础。他当时比较多地受到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影响。杨昌济提倡研究船山（王夫之）学问，并以曾国藩这样的“异才”多出自农家，来鼓励毛泽东；毛泽东则经常到传承和发扬王夫之学术精神的船山学社听课，他稍后创办的自修大学，也借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对顾炎武的《日知录》，他读得很熟，推崇其“经世要务，一一讲求”的学风和作风；岳麓书院在传播湖湘文化上居功至伟，毛泽东耳濡目染书院的文化气氛，刻在院门上的“实事求是”，以及山门上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对他的影响不可小看；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谭嗣同的《仁学》，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对他早期思想学风的浸润，更是多多。
曾国藩治学，讲求“本源”，才干出那样大的事情。青年毛泽东“择书”而读，读出个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风，是在情理之中。湖湘学风对他的影响，当时主要在修学储能和修身处世方面，既张扬进取又勤苦务实。他在当时的书信、笔记或文章中，经常引用《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中一些修身立志方面的话来自励。诸如，“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等。不能小看这类像人生格言的东西，湖南近代出那么多杰出人物，不能说和湖湘文化在学子中的普及浸润，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