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骚”传统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为研究的对象，从跨文体的角度，阐释“诗骚”从诗歌到小说领域对其创作产生影响的具体体现与因由，概括总结其对“诗骚”传统的审美转化及其时代特质。
关键词：“诗骚”传统；凌叔华；跨文体；小说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6.07.045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7—0162—03
陈平原提出：“‘史传’与‘诗骚’，既是文学形式，又是文学精神”，中国诗歌历史悠远，“诗骚”在小说中被引入由来已久，但在20世纪初，这种跨文体的结合才激撞出更为独特的风貌。而此期的凌叔华在创作倾向上，也无不在行文字句中流露出“诗骚”传统的浸染。
一、影响：跨文体的碰撞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抒情诗在数量和成就上占据绝对优势，这种强大的“诗骚”传统必然对其他文学形式的发展产生影响。“诗骚”从诗歌跨越到小说领域，以一种外来的介质对小说三要素进行传统的浸染与改造。
（一）人物：角隅的女性，憨态的儿童
在“五四”之前，小说中的主角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以小人物来描写大时代，达到补正史之阙的目的。而在“五四”时期，凌叔华将目光聚焦到身边的人，描写她们的日常生活，从对外部世界的表现转移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
与同一时期的庐隐、冰心等女作家们相较，凌叔华笔下描写的多是妻子、小姐、婆婆等扮演着社会性别角色的女性，她们并非是理想型的、具有鲜明时代感的莎菲之类，而是社会化的、血肉丰满的真实女性。这些女性主要分为“旧式女性”（封建深闺的小姐与旧式太太）与“新式女性”（新型大家闺秀与新式太太）两大类，因为“小脚妇女、女工的生活毕竟与她们相隔遥远。”凌叔华所处的生活环境“使她从小就可以看到属于女人之间的种种争斗，听到属于女人之间的内心隐秘。”正是这些女性形象的问世，对妇女生活的深度描摹，使新文学的女性形象群雕更富有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穿透性。
（二）情节：体式的转变，叙事的变革
“五四”時期，非情节因素在小说逐渐由边缘向文学中心移动的过程中崛起的尤为明显。
作家们为了能够在较短的篇幅之内较好地凝聚感情，所以选择了篇幅精悍的短篇小说。这就促使情节在小说中的地位不断的降低，情感的喷薄与抒发则随着“五四”精神而日益高涨。凌叔华的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酒后》、《中秋晚》、《茶会之后》、《绣枕》等采用短篇的形式，多以横截面的结构，用一两个画面的拼接达到蒙太奇的效果来折射出时代的一些本质问题。
另外，在以往小说中，作者多采用全知的角度，而凌叔华却放弃了说书人姿态，打破单一的全知叙事，采用多种多样的叙事角度。“五四作家中真正掌握纯客观叙事技巧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凌叔华。”这都说明了“五四”作家在不断地摸索中冲破了传统叙事角度，促进了叙事模式转变的完成。
（三）环境：清新的诗趣，情调的捕捉
“诗骚”传统在凌叔华的小说中突出表现为对情调和意境的捕捉与营造，氤氲着一种清新的诗趣在里面，摒弃了对于大环境大时代大背景的追求与描述。
第一，不直接穿插诗词，而是通过故事的自然叙述，在其中行云流水般带出几句唐诗，吟唱几句宋词元曲，从而不显得突兀。
在《疯了的诗人》中有一段对雨后九龙山景致的描写：“山峰上的云气浩浩荡荡的……‘山万重兮一云，混天地兮不分’……。”觉生看到细雨微停之后，烟腾雾起，白云锁峰的场面，天与地不分，山与天相融，顿时诗性大起吟咏出王维《送友人归山歌二首》中的诗句，将王维笔下隐淡的诗味与米氏父子描摹的云山全都水墨般浸染在眼前，既显示出山天共一色的混沌，也使觉生的形象增添一丝恬淡的风骨。
第二，作家并不直接引用，而是巧妙地将旧诗词的境界诗化在场景的描写之中，使其营造出一种古典氛围。
在《花之寺》中，“西山隐隐约约露出峰峦林木寺院来，朝雾笼住山脚，很有宋元名画的风格……”淡雾萦绕，隐约之间露出山头，远处的林木呈现出一种漂浮着的孱薄青色，山晨林寺，仔细聆听便有远处袅袅的钟声，古寺红墙剥落掉一丝久远的灰土，几枝不安的海棠探头出墙，这种静谧安和如同画家纸上晕染出来的画卷，有着一股淡雅清幽，诗意空灵的美感意境。而在《茶会之后》中，冷雨寂夜与落花的意象，多出现在凄婉哀伤的古典诗词之中，化用在文中，不仅渲染出一种凄涩孤冷的氛围，同时用花易于凋零来象征女子青春易逝，突出她们内心的恐惧与哀伤。凌叔华用画笔来写小说，自觉地融诗、画、小说于一炉，随意挑拨，便是一幅散发古香意境的画卷，作品清新隽逸，意境典雅含蓄。
二、因由：审美与时代的抉择
（一）时代选择与“诗骚”精神的契合
伴随着“五四”时代的来临，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在中国大地上轰然而起。鲁迅提出“立人而后凡事举”的主张，“立人”意味着要解放人们的思想，对个性的张扬等都表明着被封建制度压制着的“人”的觉醒。
然而“诗骚”精神突出作家的主观情绪，重于言志抒情的特点，和“五四”时期在文学上的瞻望有很大相通之处，所以“五四”作家会先天性不自觉地倾向于“诗骚”传统。再者，对“人”的重视使得他们摒弃了“史传”传统对大时代历史的描写，而是更多地将目光倾注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上，凌叔华便在时代大潮之下描写身边女性真实的血肉性情。而且，凌叔华有着深厚的古典修养并在作品中不时流露。如在《花之寺》、《茶会以后》中对古诗词意境的化用，将诗词在整个气氛的渲染之中自然而然地插入到文章之中，去烘托氛围、营造情调、淌露人物心理等。
（二）审美倾向对“诗骚”传统的呼应
第一，对外国文学的吸收与借鉴。
在“五四”时期，作家抛洒出巨大的热情，开创了译介外国文学的轰烈局面，欧美作品的涌入促进思想的解放。另外，凌叔华与伍尔夫进行长达三年左右的书信往来，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上的指引，使其打开国际化的视野，创作出《古韵》这本以英文读者为主要接受群体的自叙传性质的小说。在凌叔华抵达英国之后，其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交流，也证明着其文学的选择。另外，凌叔华也偏向于曼殊菲尔德以及契诃夫，在创作中多有相似与借鉴之处。
第二，在对民族文化的提炼中不断靠拢。
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主情倾向。“五四”时期，作家们对于“情调”的捕捉，从而淡化情节，使得小说流露出浓浓的韵味，凌叔华的小说《疯了的诗人》、《花之寺》等自觉地调动深厚的传统文学修养，向诗文辞赋伸出触角，从而亲近“诗骚”传统的内核。
第三，画家与作家双重身份在创作上的交融。
凌叔华自幼同宫廷画师王竹林等名师学画，造诣颇深。文人画家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绘画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画苑高手，凌叔华融中西画法之长为一身，以一个山水花卉画家的身份和修养，使作品清疏秀逸，在意境营造上也显示出了一种含蓄美。“作为意境营造的最重要手段——自然景物的描绘、烘托，作者更是运用到了极致，达到了景、画、情三者合一的境界。”
凌叔华在创作中将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和“肖像画”创作精神融入进来。其小说多“文人画”的空白理论而给读者广阔涵涌回味的空间，同时写出“画簿”结构作品，正如《古韵》由18个章节组成，每一章节都是独立的风景。她也注重将绘画的色彩融入在字里行间，使之具有一种绘画的色彩美。
三、特质：时空的过渡。审美的转化
（一）情感要素的突出，心理世界的挖掘
凌叔华在小说创作中接受“诗骚”传统的熏染，摒弃传统小说中对于故事呆板的连贯叙述，而是注重对于情绪的表现。在行文中，她对倒装与交错叙述的灵活运用，按照人物的情绪来安排叙事时间，并在创作中采用内视角来描写，即“从叙述者的视角转换成作品人物的视角，完全按照人物的眼光、感觉和心理来观察感受事物。”
由此而观，“五四”作家用第一人称来用“我”的主观感受把握故事发展的轻重缓急，使得小说显得更加地真实可信，情感抒发更加的淋漓酣畅，心理刻画以及深度挖掘更加的深邃透彻，从而突出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除了《古韵》采用自叙传形式，像鲁迅《狂人日记》的独白，郁达夫小说中对“零余者”形象的塑造挖掘等，无不体现着小说家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视与不断探索。“五四”小说中从对人外部世界的观察到内心世界挖掘的转型，使得从“五四”作家开始“真正执行对自我灵魂的严格拷打”。
（二）对于角隅女性的关注，儿童的表达
“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对“人”的发现最突出的便是对女性与儿童的重视。随着思想的启蒙，长期被历史所遮蔽的女性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出现了大批量的女作家以及许多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像凌叔华的《绣枕》、《女儿身世太凄凉》等。除了女性，“儿童”也在此时开始获得“人”的资格，如凌叔华《小哥儿俩》、叶圣陶《稻草人》等都能作为“五四”时期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人”这个群体的发现与突破，也是对后世作品关于“人”的启蒙。
（三）小说体式的突破，叙事角度的变革
在传统小说创作中，长篇章回体小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且情节的曲折性是作家用來招徕读者的一种重要手段。新的体式的出现，使情节在小说中不断下降，抒情成分在不断增加。因此，凌叔华在内的“五四”作家对于“诗骚”因素的倾向，使得其创作冲破传统小说的藩篱。情节因素地位的下降，并不能说明“五四”作家不善于编构情节，而是他们将降低情节的地位作为提升读者阅读水平和改善中国小说的一种重要途径。
在以往小说写作中，作者多采用全知的叙事角度，保持说书人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作者的创造力，出现模式化的倾向。到“五四”，作家们打破单一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采用多种多样的叙事角度。鲁迅的《孔乙己》采用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叙事角度，凌叔华在创作中也较为熟练地掌握了纯客观的叙述手法，这都说明了“五四”作家在不断地摸索中冲破了传统叙事角度，对叙事角度进行变革，从而促进了叙事模式转变的完成。
四、结语
凌叔华在小说写作中深受“诗骚”传统的影响，她在人物、情节、环境等方面不断地进行改造，从而在不断地写作实践中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典型，同时也注重将绘画融于创作，这是促使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一个推动力，推动中国小说更为辉煌的局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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