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代小说中具有劝世主题，所谓劝世，乃勉励世人，使其知自迫自强之义，晓明处世之理，以今语言之，所谓获得人生之意义，实现存世之社会价值。这种现象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产生的，具体来书，受到中国传统史学、子学、经学的影响。
关键词：劝世；史学；子学；经学
在漫長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历程中，中国小说的表现形式、表现技艺及内容主题不断推进、丰富，然而也寓有诸多未尝变更的线索。其中，小说的劝世思想倾向，即为其一。
明代冯梦龙汇编“三言”，所谓《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劝世之旨，昭然在目。在此，先需明晰何谓劝世，方可凭此溯本回源，进而析分此现象的背后原因。
劝，《说文解字·力部》：“劝，勉也。”《段注》谓“勉之而悦从亦曰劝”又勉字下曰“凡言勉者，皆相迫之意。自勉者，自迫也。勉人者，迫人也。”由此，所谓劝世，乃勉励世人，使其知自迫自强之义，晓明处世之理，以今语言之，所谓获得人生之意义，实现存世之社会价值。
一、古代小说演进简述
欲晓古代小说劝世观念之来由，先需对其演进之历程作简要梳理。
1、基于远古传说而诞生的神话。
先民因对民族源起充满敬畏及神秘感，故而衍生出神话式的先祖诞生及事迹之述说，所谓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和炼五色石补天、皇帝战蚩尤、夸父追日、后羿射日，诸如此类，显示出先民对自我历史的追怀与尊重。而当这种对先祖的怀念衍生出对历史的尊重并在后世催生史类叙述异常发达之状时，“小说”的衍生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
2、基于述学背景下的先秦诸子语言
《庄子》一书中“寓言”一概念虽与后世有别，如饶龙隼先生所言：“庄子‘寓言’是著者假借他人之口来表达思想观点的一种言辞方式，诉诸书面而成为一个文辞体式；而诸子寓言是通过譬喻、虚构、荒诞等手法来表达思想观点的一种言辞片段，诉诸书面，就成为寓言故事。”[1]但诸子寓言确实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发。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诸子寓言是服务于其述学活动的，而这种述学活动，实乃输一己之念思入他人之思绪。或一己之哲学思想，或处世观念，或治国理想，或道德准则，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综而言之，儒墨道法阴阳纵横诸家，实皆欲售己之学于世，以期引领世人思想之潮流。
与这种浓重的用世思想相关涉的先秦诸子寓言，在影响后世小说之述写活动时，自然也把这种用世因素传递到小说文本中来。
3、因史传作品衍生出的杂闻轶事
《左传》、《国语》诸作品，较之《春秋》之记事，已是丰赡完备。在叙史之时，其细节之处，述作者亦为之作诸多添益。所谓密室之语，闺闱之事，谁得而知，又焉述于此。想述事者必推情度理，而做出一番引申敷衍。如此一来，史作中杂闻轶事便因史之存传而留响后世。当然，史的作用终不脱知古鉴今之效，杂闻轶事终不脱以史为鉴，垂戒世人之途。故后之好述者，受史作中杂闻逸事之影响，因奇闻而述长作，其中自不免界入史作中垂戒之意。
4、汉魏六朝志怪小说
汉代志怪小说，多为托名而作，推其实，则为六朝好事者而作，然其作，亦必渊源有自，非毫无凭据。诸如《神异经》、《十洲记》、《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洞冥记》、《列仙传》之作，多因史传人物所存余迹而增益其枝，衍于史传而寓其垂戒之意。
汉魏以降，释道之教渐兴，讲佛谈玄之风日盛，儒教之势日颓，世人风尚顿异于前，猎奇好异成为世人风尚；加之文学之风日兴，两相推澜，遂成魏晋志怪志人小说之大观。鬼怪神仙、地理杂传、宗教灵验、人物笑谈、逸闻趣事，诸如此类，空前而出。较之，以《搜神记》、《世说新语》为代表。干宝《晋书》本传，自谓其作《搜神记》，乃“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2]，且《搜神记》之类作品，于其时仍被列入史传之作，观其为文，其述作之意，亦未脱戒世鉴人之意。
5、文言传奇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谓“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承之而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3]，此皆述明唐人创作之意乃“设幻语”而非凭事实。虽唐之传奇间或有“实录”在内，如《莺莺传》、《长恨歌传》，然而《柳毅传》、《南柯太守记》、《枕中记》之类，“设幻语”之状显为人知。可是，仔细体味《柳毅传》诸作，实亦未脱戒世鉴人之寓意。以《柳毅传》为例，其讽洞庭龙王择婿之失，泾河龙王护子偏袒，泾河龙子戏弄感情，虐待贤妻，赞柳毅之诚直，对爱情之慎重。讽赞之意，显而易晓，喻世之心，可谓良苦。宋元传奇承唐传奇余绪，虽有新态，亦不出其囿。明清之作，诸如《剪灯新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远绍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其讽世、刺世，劝勉世人之意已达极致。
6、话本小说
宋元以来，以迄明世，话本小说兴迭代作，然考其述意之近市井百态，用语之浅近易晓，受众多为凡俗之民，虽迎合市民审美趣味，然终亦未脱去劝世之用心，更因其传播之泛广而惠众尤深。至明代冯梦龙之汇编“三言”，视其《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之题名，用世劝世之心，可谓极矣。
7、章回小说
兹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为例，各作或成于众人之手，或倾个人之心血，然皆至艺术之高境。其中关涉极为广泛，诸如君臣之道，治国理民之术，攻城略地之法，金兰之谊，男女之情，士子之心，夫妇长幼之伦，世情之百态，人心之百况，几无不包，或反而讥讽，或正而劝喻，皆不脱劝勉之苦心。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作者以血泪之笔，椎心而作，若仅以之为游戏之笔，恐未得其味，难晓其良苦用心。
二、劝世原因解析
1、传统史学的影响
古代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自殷商之际，先民已重视对自我民族历史的载记，所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以强化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民族意识。自兹以往以迄周秦两汉，形成了浓厚的记史观念。而在日益丰赡的史学典籍中，从载记远古史迹的传说记闻到《左传》、《国语》及《史记》对部分史迹的场景化和揆情度理式的细节记载，无不服务于对民族经验教训的积累承记之中。
受史册逸闻轶事传述载记的影响，因史迹敷衍而成的诸多作品，亦遵循着垂戒后训于世人的作传观念，诸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之类，敷衍之余，终未脱离喻说之旨。
2、子书的影响
先秦诸子，多家争流，自易带来學术发展和文化水平之提升。诸子欲售其学，竞宣其说，虽存功利之心，实亦欲以己之良思脱时民于礼崩乐坏之时局。其悯人悲天之情怀，实阔远崇高，想孔、孟困顿之游学，墨、农苦身之自修，法家殒身之为法，诸如此类，其人格情怀，远响异世。故其后世成贤成圣，恐亦无可厚非。受此情怀之影响，民族之群体意识大为激增，为民请命之廉吏，为民求法之高僧，代世不绝，故于文学小说创作之中，此等情怀自不能不流荡其中，以己之薄力，助民族之演进，生民之福祉。故而劝世之念，终不能忘怀。
3、经学之影响
经学对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儒家传、记类文本对小说创作的启发。如汉代《公羊传》、《谷梁传》为实现其对《春秋》经之“义”的解说，而衍生诸多说解，敷之以较为细致生动的史事载记。然而衡之以《左传》，二传所记多有失实，可是，如此敷衍之法，实有益于后世因史敷衍而作文本，且使创作者所敷衍之史实多为符合儒家传统观念的典型事件。如《东周列国志》对齐桓公“尊王攘夷”之一系列事迹的极力书写与赞扬。
其次，儒家入世观念的强烈影响。前述先秦诸子之人格情怀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在古代社会，这种影响更突出地表现在儒家经典对世人的影响上。自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到孟子养“浩然之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再到《荀子》中《劝学》之篇，励勉君子、世人修身养德，以期惠泽后世。及至汉武黜百家尊儒术之后，儒家之影响愈益深远。后之世人，自幼熟习经书，此类用世思维在日后小说书写创作中，自会影响到文本之用意主题。
如《三国演义》中关云长这一形象，是以儒家入世之标准来反复刻画，以使之成为一个近乎完美的形象。如鲁迅曾谓：“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4]再参之《三国演义》乃长期流传汇成于众人之手，故可见出一个创作群体对这一形象的塑造都是依之以儒家用世之标准的。
最后，“立言”观念的影响。古人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著书立说之观念，渐入世人之心而影响深远。司马迁所谓“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报任少卿书》），虽被极刑仍隐忍著述，其用心之著，显而可知。在“立言”观的影响下，心怀苍生而身擅述写的小说家们，无不援笔而作，寓劝世之意于谑笑放浪的文字之下。
以上三个方面，是从创作者所受文化熏染的角度而言的。史学、子学、经学带给他们的世界观、价值取向以深刻的影响，从而在深层次上影响到他们创作时劝世的寓意取向。
当然，作为社会成员，其创作自然不能不受到当时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及地域、民俗风尚等多方面的影响，然而诸多因素，毕竟是作者创作机制中的外围因素，推其作品劝世之主因，不能不从作者内在所受思想观念之影响这一层面寻求。
另外，本文分析古代小说中劝世现象的原因，并不是极力推崇这一现象的存在，而只是推求这种现象存在的社会文化原因。同时也应看到，受传统史学、子学、经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的劝世意念、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者对作品艺术性的重视，许多作品存在程式化的弊端；主题先行，限制了作者创作的艺术思维和作品的艺术性及感染力，因而使作品流于说教，反而很快被历史抛弃。
注释：
[1]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中华书局，2009年1月第1版，第304页。
[2]（唐）房玄龄等著《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版，第2151页。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1月第1版，第39页。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1月第1版，第78页。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赖振寅.中国小说[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4]黄毅 许建平﹒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角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纪德君.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8]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田玉龙（1988-），男，山东莒县人，上海大学文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