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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官修丛书的《四库全书》，是国家文化政策的具象折射，它反映乾嘉时期黜虚尚实的学术风气。托志幽冥的《聊斋志异》被斥逐的命运，是特定时代与主纂官个人嗜好的双重选择的结果。注重经世致用的纪昀，构筑了迥异于《聊斋志异》的《阅微草堂笔记》小说创作模式，取法理路的差异，展示了不同的小说观念。小说之被官修丛书冷落是一种普泛的文化现象，《四库全书》不收《聊斋志异》，恰好折射了小说备受轻视的经年的文化宿命。
关键词：四库全书；聊斋志异；选目标准；小说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11)02－0032－08
搜奇志怪、说狐谈鬼，蒲松龄《聊斋志异》标领有清笔记小说的一代风骚，层见叠出的意象点染与各级变化的形象塑造，宣告了中国文言小说高峰时代的来临。《四库全书》博综群言、包罗万象，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这部规模宏大的丛书杰构，积十年之功纂修而成，阐明学术、考镜源流，其征引之富，遍及宇内，却漠视业已蓬勃发展的明清小说潮流，忽视了《聊斋志异》已风行近百年的文化现象。作为《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的纪昀，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晚年撰写《阅微草堂笔记》，试图于《聊斋志异》之外另张一军，标举言必有征的文言小说创作模式。纪昀恪守《四库全书》的采录体例，坚持标准而一以贯之，裁定《聊斋志异》黜而不载的历史命运，标举了其于世有补的小说观念。
一、秉承圣谕：取录标准的原因
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蒲松龄天才早秀，却科场蹭蹬，屡困场屋。蒲箬《祭父文》云：“我父少有才名，为海内所推重，而沦落不偶，仅托诸悲歌慷慨之间。……暮年著《聊斋志异》八卷，每卷各数万言。高司寇、唐太史两先生序传于首，渔洋先生评跋于后，大抵皆愤抑无聊，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非仅为诙谐调笑而已。”蒲松龄孤高自傲的抱负在残酷的现实坚壁上被摔得粉碎，经年的郁闷蕴积成一股思想的热浪播洒于《聊斋志异》的创作之中，不随时俯仰的耿直性格促使其不时借书以抒怀，或非议前贤，或诋讥时政。徐珂云：“《聊斋志异》之不为《四库全书》说部所收者，盖以《罗刹海市》一则，含有讥讽满人、非刺时政之意，如云女子效男儿装，乃言旗俗，遂与美不见容丑乃愈贵诸事，同遭摈弃也。”揆诸事实，以他人之酒杯、浇己之块垒，是千古文人传承发扬的骚怨情结，若单以讥刺满人易服之事，来断论《四库全书》不录《聊斋志异》之因，似不足为范。女效男装，原来有自，谢肇潮《五杂组》卷之八云：“木兰为男妆，出戍远征而人不知也，可谓难矣。祝英台同学三年，黄崇嘏遂官司户，娄逞位至议曹，石氏衔兼祭酒，张簪之妇授官至御史大夫，七十之年复嫁，生二子，亦亘代之异人也。”蒲松龄向壁虚构，借物寄托，在《聊斋》之中所在多是，像《狐谐》之骂狐、《席方平》之詈鬼、《王子安》对科举制度的揶揄与嘲讽等，锋芒所向，均以抨击现实社会为指归，不能缘此而简单地断论《聊斋志异》不被选目之因。
万物皆有因果，断论《四库全书》不录《聊斋》之因还得从《四库全书》收录小说的选目标准人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类云：“张衡《西京赋》日：‘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而不载焉。”标举了近雅驯、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的取录原则与筛选标准。如其对宋人朱或《萍洲可谈》价值的认定：“所记土俗民风、朝章国典，皆颇足以资考证。即轶闻琐事，亦往往有裨劝戒，较他小说之侈神怪，肆诙嘲，徒供谈噱之用者，犹有取焉。”宋人曾憷《高斋漫录》在其看来，“其征引丛杂，不无琐屑，要其可取者多，固远胜于游谈无根者也。”这展示了四库馆臣黜虚崇实的价值取向。
《四库全书》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官修丛书，是朝廷意旨的集中体现。《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收录的二十五道乾隆圣谕，就彰显着清廷的国家意识和乾隆皇帝本人的价值取向，也沉淀为一种无形的权威震慑，绳墨着四库馆臣的编纂话语。《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其一云：“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或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屑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于此，乾隆凸显了书籍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经世致用观。《四库全书》凡例亦标示了其选书的实学原则：“是书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辩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至于马班之史、李杜之诗、韩柳欧苏之文章、濂洛关闽之道学，定论久孚，无庸更赘一语者，则但论其刊刻传写之异同，编次增删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而已。盖不可不辨者，不敢因袭旧文，无可复议者，亦不敢横生别解。凡以求归至当，以昭去取之至公。”《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乾隆朝整理古今文献的高潮，它体现当下的国家文化政策，也是乾嘉汉学学术思想的具体反映。诋毁宋儒之学、不语怪力乱神，恍惚幻妄、光怪陆离的《聊斋志异》不进入四库馆臣的选目视野，亦在情理之中。
《四库提要总目》是纪昀文学批评思想的真实面影，清人刘权之《纪文达公遗集序》云：“乾隆三十七年，朱笥河学士奏闻高宗纯皇帝，敕辑《永乐大典》，并搜罗遗书，特命吾师总纂《四库全书总目》，俱经一手裁定，故所存者惟此独全。”嘉庆学者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载：“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四库全书总目》采录不少纪昀同时代人的著作入目，像钱大听、王鸣盛、姜炳章之辈。翁方纲《复初斋集外诗》卷十三记载了纪昀将钱大昕《曹全碑跋尾》著于《四库全书总目》之中，翁氏赋诗记之，并加注云：“辛楣近尤殚心史学，故云尔，昨见晓岚援辛楣《曹公碑跋尾》一条，着于《四库书录》。不特征定论之公，亦见友朋服善之益也。”时人服善之益，从侧面道出纪昀编纂《四库总目》的事实。《清史稿》卷三二〇《纪昀传》亦云：“昀学问淹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旨，始终条理，蔚为巨观。”职是之故，学界多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出自纪昀之手，即使不排除陆锡熊、邵晋涵、戴震等人之力，就总体思想而论，展示纪昀的学术观点还是大致可信的。孙楷第先生以《四库全书提要》与《阅微草堂笔记》互核，循文衍义，考证出《四库全书提要》子部出于纪昀之手。其实，纪昀早在《济众新编序》中就夫子自道：“余校录《四库全书》，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谓礼乐兵刑
工国之大柄也。”
《四库全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书，乾隆一朝，出于其统治之需，假纂修之名，行毁书之实，从一定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纂修就是一场文化浩劫，遵循乾隆帝的圣谕，四库之书经纪昀之手而禁毁删改的，就不在少数。《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中只是有所选择地辑录了部分文言小说，而对通俗小说则一概摒弃，更何况作为一部丛书巨幅，难免不有遗漏。阮元就先后征集四库未收书达一百七十多种，仿效《四库全书总目》给每篇撰写提要。未收书目里至少涉及文言小说有唐人皇甫枚《三水小牍》、宋人孔平仲《续世说》、洪迈《夷坚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元人李志常《长春子游记》诸书，若以阮元为洪书撰写的提要来观：“宋洪迈撰，……此本甲志序已佚，余三序存，与《宾退录》所举相合。每卷之下注明若干事，每事亦必注明某人所说，以著其非妄。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然而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其间。”《夷坚志》完全符合《四库全书》的选目资格，其未收的事实，恰从另一侧面点明了小说作品之被官修书目冷落的集体宿命。
二、途径自殊：小说观念的差异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清廷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的体现，它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次年在北京设立四库全书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一分《四库全书》告竣成功，此后的几年是《四库全书》的增改和缮写时期，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完全成功。它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数百年而下，仍沾溉学人。四库全书馆开馆之后，大批汉学家进驻，它成了汉学家的大本营，像戴震、朱筠、程晋芳、王念孙等。乾嘉汉学家往往斥逐和厌薄宋学，掊击和讪笑宋学的无根空疏，在小说观念上便取道汉儒。《汉书·艺文志》有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间里小知者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班固列天下学术为九流十家，小说家更在九流之外，影响甚微。就其著录《伊尹说》、《鬻子说》、《周考》等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存目观之，小说家著作体例不外乎笔记、杂事之属。追求实录的观念，在《四库全书》得以有力的传承与发扬。原《四库全书》编纂凡例，就有“左传类对赋之属旧入春秋类，今以其但取俪辞，无关经义。改隶类书。《孝经集灵》旧入孝经类，《穆天子传》旧入起居注类，《山海经》、《十洲记》旧人地理类，《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今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均改隶小说”之论，于此，《四库全书》的小说著录体例改变了史传与小说杂合的畛域，凸显了汉学家的正统守旧的小说观念。
在《四库全书》编纂的后期，纪昀开始撰写《阅微草堂笔记》。是书的最早一部《滦阳消夏录》完成于公元1789年，纪昀自序云：“乾隆己酉夏，以编排秘籍。于役滦阳。时校理久竞，特督视官吏题签庋架而已，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聊付抄胥存之，命日：《滦阳消夏录》云尔。”校理久竟的秘籍当为《四库全书》，就自序考察，亦显示了纪昀劝惩补世的传统小说观。纪昀的门人盛时彦《阅微草堂笔记序》深谙其师之道，其申之云：“文以载道，儒者无不能言之。……再降而稗官小说，似无与于道矣。然《汉书·艺文志》列为一家，历代书目亦皆著录，岂非以荒诞悖妄者?虽不足数，其近于正者，于人心世道亦未尝无所裨欤!河间先生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亦不喜才人放诞诗社酒社，夸名士风流。是以退食之余，惟耽怀典籍，老而懒于考索，乃采掇异闻，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滦阳消夏录》等五书，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洗洋恣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相对而论，纪昀恪守小说“大旨要归于醇正”的审美趋向，于《聊斋志异》创作理路之外另起炉灶，这种小说观念的阐释与《四库全书》小说类的选目原则是异曲而同工的。
同是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取法传奇，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阅微草堂笔记》则追踪六朝，质木无文，标示清代文言小说双峰对峙、途径自殊的创作模式。备受学者称引的是盛时彦的《姑妄听之跋》，其云：“故不明著书之理者，虽诂经评史，不杂则陋；明著书之理者，虽稗官脞记，亦具有体例。先生尝日：‘《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人之笔，非著书人之笔也。……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元之传，得诸樊匿，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妮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盛跋深得纪昀小说三昧，著书者之笔，意即追求笔法简约，发对踵事增华，这是从学术的角度而非文学的角度来体认小说特征。鲁迅《小说旧闻钞》引清儒俞樾《春在堂随笔》云：“纪文达公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缋，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观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然《聊斋》藻缋，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恶不堪入目，犹自诩为步武《聊斋》，何留仙之不幸也。”俞氏之论，显有壁垒之见，区分了两种小说创作方式，并点出效《聊斋》末流的弊端，倒不失为确论。对于两种创作模式的接受分析，与纪昀同时代的学者余集，亦曾参与《四库全书》的纂修，其《聊斋志异序》就隐隐为《聊斋志异》抱不平：“夫《易》筮载鬼，《传》纪降神，妖降灾异，炳于经籍。天地至大，无所不有；小儒视不越几席之外，履不出里巷之中，非以情揣，即以理格，是惉惉者又甚于井蠡之见也。”余序以“悲先生之志”命意，将蒲松龄与屈原作比，认可《聊斋志异》的“孤愤之书”价值。“非以情揣，即以理格”，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文字狱的残酷法则，也预先告知了《聊斋志异》黜而不载的文学命运。
纪昀取法汉儒的小说观念，显示其小说创作模式和体认法则的复古与回归，但并不意味着其一味地排斥小说的虚构能事，《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类道出事情的原委。《世说新语三卷》提要云：“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笑。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拟不于伦，未为通论。”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二卷别录一卷》提要亦载：“乃知小说记事，苟非耳目亲接，安可轻书耶云云。则处诲是书亦不尽实录，然小说所记。真伪相参，自古已然，不独处诲。在博考而慎取之，固不能以一二事之失实，遂废此一书也。《避暑录话》又曰：‘卢怀慎好俭，家无珠玉锦绣之饰。’此固善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饿，宋璟等过之，门不施箔，风雨至，引席自障，则恐无此理。此
事盖出郑处诲《明皇杂录》，而史臣妄信之云云。今本无此一条，然则亦有所有佚脱，非完帙矣。”以此观之，纪昀并非混淆小说与史传的界限，相反，它对小说的虚构本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纪昀排斥唐传奇的绮丽想象，亲自撰写《阅微草堂笔记》作为示范，以显示其真正的“小说家法”。《聊斋志异》卷十一《齐天大圣》云《西游记》出自丘处机之手，而至《阅微草堂笔记》之《如是我闻》，作者不厌其烦地考证：“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司马，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进而断论“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一泄其宏识广智，展示其尚实的学术追求。相似的章法亦见于《槐西杂志》，其叙写河图洛书，不失其汉学根底：“《洪范》初一日五行全载此一章，云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计天言简要，必无次第之数。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之也；其敬用农用等一十八字，大刘及顾氏以为龟背先有总三十八字，小刘以为敬用等禹所第叙，其龟文惟有二十字云云。虽所说字数不同，而足见由汉至唐，”洛书“无黑白点之伪图也。”他如《滦阳消夏录》中的“胡御史牧亭言”、“爱堂先生言”，《如是我闻》中的“太原折生遇兰言”、“史太常松涛言”等话语表达，以及采撷父亲纪容舒、哥哥纪啤、自己、儿子纪汝估、学生朱子颖的事实入小说，就是为了体现其言必有征的小说观念。《阅微草堂笔记》附录纪汝佶六则，其《序》记录汝估之死：“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意沉沦不返，以迄于亡。”将汝佶之死坐实为阅读《聊斋志异》，似难以信人，其中倒道出纪昀步武小说有补于世的小说价值观。从这一层面上说，纪昀非议和排斥《聊斋》，就是试图建构信实、于世有补的小说观念体系。
三、结语
作为官修丛书的《四库全书》，是国家文化政策的具象折射，它反映乾嘉时期黜虚尚实的学术风气。文字狱的人肉碎片、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纪昀局限于皇帝的意志框架内来话语表达，以不拂逆圣谕、紧跟皇上的步伐为指归。乾隆三十八年(1773)纪昀《与陆锡熊同被恩命升授翰林院侍读，呈请奏谢折子》抖露了这种心理，其云：“伏念昀等起诸谪籍，重植槐厅；锡熊拔自曹郎，许登藜阁。八砖翔步，已叨再造之仁；三馆抽毫，滥预殊常之选。何期金坡旧路，更荷隆施；玉署新除，弥沾恺泽。一时佳话，为缙绅之所争夸；千载奇逢，实梦寐之所不及。顶祝而祗深抃舞，省循而俞切兢惭。昀等惟有悉意丹铅，殚精编纂。文章报国，冀少酬高厚之恩；夙夜在公，益勉竭驽骀之力。”弥沾恺泽、文章报国，并非全是迎合皇权的官场话语，其间不无纪昀感恩戴德的真挚内心表达。托志幽冥的《聊斋志异》被斥逐的命运，是特定时代与主纂官个人嗜好的双重选择的结果。《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这两种小说创作模式，在有清呈二水分流之势，取法理路的差异，固无上下优劣之别，诚不可厚此而薄彼。小说打一产生，其小道卑体的文类认定，就框定和设置了小说文类的尴尬地位，小说之被正统丛书冷落是一种普泛的文化现象，《四库全书》不收《聊斋志异》，恰好折射了小说备受轻视的经年的文化宿命。
(责任编辑 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