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英美现代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形式创新,这些形式是作家们基于对变化了的现实的理解而作出的创新。以福克纳为例,身处一个失去信仰的时代,他的多部小说中貌似随意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凝结着他反复探索帮助人类走出生存困境之方法的良苦用心。揭示形式特征之下的深层人文关怀有助于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更好地理解现代小说的形式特征,深入理解形式与作家世界观之间的联系,缩短他们与现代作家、作品之间的心理距离。
关键词:福克纳;时间性;空间性;人道主义;英美文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1-0166-03
现代小说中有两种常见的实现宏观特征:时间和空间。简单地说,时间形式指的是小说在时间安排上呈现出的前后相继性;空间形式则是指打破这种时间相继性,呈现出共存性。在二者之中,时间技巧较传统、更易理解,空间形式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本文以福克纳的两部长篇小说为例,展示时间和空间形式的区别、典型特征,并进而分析该空间形式与主题、作家创作心理的关系。
一、《喧哗与骚动》中的意识流保持鲜明的时间性
《喧哗与骚动》中班吉和昆丁叙述的部分是非常典型的意识流,我们认为这两部分虽然呈现出一些空间特征,但是,比较而言,时间性更为突出。
龙迪勇在剖析空间转向的生理基础时提到过,意识事件是“一节一节地拼起来的”,在意识中,“一个事件必须具备‘可认性’,才有可能把它置于一系列事件之中”[1]。在展示班吉内心中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穿梭时,福克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用正体和斜体标示两个不同的时空。这在某种程度上向读者暗示,在班吉内心中,不同时空是有界限的,因而是相继的不是同在的。在对昆丁的意识的描写中,福克纳也间或以斜体标示过去。比起白痴儿班吉的思绪,昆丁的意识流动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清晰的。尽管在自杀当天,他的思绪有些混乱,但他意识中的过去和现在大致仍可区分开来。他的过去充溢着对妹妹凯蒂的回忆,尤其是她要与多顿结婚的那段回忆。妹妹的堕落对他来说象征着以淑女观为核心的南方传统随风逝去。为了保住家族的荣誉,挽留住南方辉煌的过去,他甚至一再告诉父亲是他和妹妹犯了乱伦罪。这句话反复出现在他自杀前的意识里。在昆丁看来,时间无情的流逝带走了他无限眷恋的南方传统。因而,他的现在布满了影子、时间等对他来说驱不散、避不开的可怕意象。也就是说,在昆丁的意识里,过去和现在基本上可以区分。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两部分意识流描写中,福克纳展示的主要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穿梭,而不是并置。
班吉和昆丁的“向后看”除了是因为受到眼前某物的触发无意识中闪现以前类似的情景,也可能是下意识地回忆、怀念和哀悼美好的过去。当班吉穿越栅栏被钉子挂住的那一刻,似曾相识的情景触发了他对姐姐凯蒂的回忆。他的意识中出现了小时候,他同姐姐一起穿过栅栏时,他被钉子挂住,姐姐帮他拿开的情景。如今物是人非,他又被挂住时,却没有了姐姐的呵护,只有莱斯特对他的责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即使班吉是个低能儿,他也能感觉到今时不同往日,所以他才会因怀念姐姐的温暖而哭闹、号叫。昆丁的叙事总是纠缠于时间。自杀的当天,他仍然一遍遍地回忆他对父亲说他与妹妹犯了乱伦罪的话。潜意识里,他仍然希望能以此挽救家族荣誉、南方传统。在《叙事学研究中的空间转向》一文中,龙老师说,“如果说叙事凝固时间、建构历史的话,‘反叙事’则摧毁时间、消解历史”[1]。昆丁,这个南方传统的卫道士,不惜以宣称他与妹妹之间乱伦的方式消解并重写凯蒂堕落的历史,根本目的是要消解凯蒂的堕落象征的家族甚至整个南方衰败的历史。既然要刻意消解屈辱史、衰败史,昆丁意识流动中的向后流就不是纯粹的无意识活动,而是有意识的回头看。所以说,在班吉和昆丁的意识流动中,过去与现在空间并不是纠缠不清、同存并置的,而是更多地体现出他们对过去刻骨铭心的感情。过高频率地向后看使得他们无心看眼前,因而愈加觉得现实无法忍受。
在《喧哗与骚动》中,意识流仍然保留了鲜明的时间性,而在其他的作品中,它可能展示出相对突出的空间性。乔伊斯对意识流的应用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该技巧运用得最淋漓尽致的作品当属《尤利西斯》。在该小说中,人物意识跳跃得如此之快,受到眼前某物的触动立刻跳到一处,甚至还未来得及构成向这个方向的细流,便又因新的触动迅即跳到别处了。这样的意识流动比起福克纳笔下班吉和昆丁的意识流呈现出更强的空间性,因为在这里人物的思绪跳跃完全是受到眼前某物的触发,天马行空地联想,具有很强的无意识性,而且各个跳跃之处也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空间,而只是一张空间大网之中的一个个点,彼此相连,一触即发。同样是意识流大师,福克纳笔下的意识流动呈现出很强的时间性,展示出人物的“过去”情结, 他们在“哀悼一种生活方式”[2],乔伊斯人物的意识流动却具有很鲜明的空间性,展现出现代人纷乱的意识。
二、《喧哗与骚动》不是“立体幻象”,也不是众声喧哗的空间形式
除了意识流外,《喧哗与骚动》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角度叙事。刘道全(2007:73)认为“福克纳的多角度叙事是与重复叙事融为一体的”,并且引用了托多罗夫对重复叙事的解释,“重复性叙事由下列几种因素产生:一个人物多次重复同一个故事;几个不同的人物对同一事实作补充叙述(这可产生一种‘立体幻象’);一个或数个人物相矛盾的叙事,使人对事实或一个具体事件的确切内涵产生怀疑”[3]。
《喧哗与骚动》包括四个叙述者对康普生家族故事的讲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种重复叙事是否包含在托多罗夫归纳的后两种由几个人物进行的重复叙事之中。小说前三章由康普生家族的三个儿子讲述,第四章由全知叙述者讲述。三兄弟的故事大都围绕着“凯蒂恋爱、失身、结婚、被遗弃几件事”[3]。但是,同是凯蒂的兄弟,他们却讲出三个不同的凯蒂故事。班吉懷念凯蒂对他的好,并且出于本能反应感觉到凯蒂“没有了树的香味”,昆丁则认为凯蒂的堕落代表了家族和南方的衰败,杰生因为凯蒂的堕落让他失去了垂手可得的工作而怀恨在心。因此,这里的重复叙事与托多罗夫的“立体幻象”不同。“立体幻象”是指几个人物讲述一个故事的不同方面、不同部分,互为补充,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暂时撇开第四章的全知叙事不谈,康普生三兄弟的故事就不是互为补充的关系,而是从不同角度讲述大致相同的故事。他们和托多罗夫提到的最后一种重复叙事也不一样。托多罗夫的最后一种重复叙事是指一个或几个人物提供了相互矛盾的版本,使读者无法确定真实故事究竟是怎样。但是,在《喧哗与骚动》中,四个不同的版本并不会给读者理解一个真实的凯蒂和整个康普生家族造成困惑。几个康普生兄弟以自我为中心来评判凯蒂的动机是不言自明的。更重要的是,福克纳进一步以全知叙述澄清了故事中的晦涩。福克纳对整部小说做这样的安排表明他并不想给读者留下几个相互冲突、“悬而未决”的凯蒂故事。在读者对小说的总体把握中,几个人物的声音并不能同存,而是被这个权威的叙述声音消解甚至嘲讽。因此,我们在阅读该小说之后头脑中只有一个关于整个康普生家族的故事。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多角度叙事形成众声喧哗、同存的空间形式。利施这样描述现代小说中典型的非线性叙述形式,“潘的小说中依据一种非线性的时间观念,其中同一事件的多个版本,相互矛盾的事件都同样可能”。他还提到“葛瑞丽特的小说也许是对叙事连贯性和线性的最大挑战,因为在他的世界中事件的各个不同版本尖锐冲突”,但是“葛瑞丽特对这些问题的评价却挫败了对事件的任何权威解释”[4]。显而易见,这两位小说家笔下的重复叙事与《喧哗与骚动》中的不同,读者读完他们的小说后头脑中存在的是多个并存、冲突的版本,找不出一个所谓的深层核心故事。这些空间模式被利施比喻为 “曲径分岔的花园”(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4]。如下图所示:
图1多角度叙事形成“曲径分岔的花园”空间形式
(注:核心故事以虚线和麻点标示,表示读者从相互冲突的版本中找不出一个权威的解释,一个所谓的核心故事。)
三、《八月之光》中的多线索并置、其他空间特征及其意义
《八月之光》中的多线索并置与多重故事体现出空间特征。在《八月之光》中,福克纳讲述了包括乔、莉娜、乔安娜、拜伦、海涅华还有海因斯在内的多重故事。其中的两条主线——乔和莉娜的故事几乎是完全互不干涉地发展。不过,这两条主线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莉娜所到之处引起的都是人的关爱,乔所到之处引起的总是暴力、凶杀、仇恨”[3]。“不同人物的故事和线索彼此独立形成对话,而不同的故事展示的思想内涵也各不相同,它们融汇在一起则表现了福克纳对南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3]。
除了多线索并置,《八月之光》中还有其他的空间形式特征。其中与主题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小说的总体结构设置。小说中两个主人公之一的莉娜的故事虽然占的比例不多,但是它占据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的关键位置。乔、乔安娜、拜伦、海涅华和海因斯的故事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了莉娜的故事中间。该小说最初被福克纳命名为《黑屋子》,后来改为《八月之光》。结构也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究竟怎样安排莉娜的故事是让福克纳很费了一番脑筋的。联系前后两个书名,再综观小说的结构,我们发现莉娜故事中夹着的正是一个大黑屋子。莉娜的到来,犹如夏日绚烂的阳光,照亮了这座黑屋子。她的平静、坦然感染着遇见她的每一个人,也使孤僻的拜伦和离群索居的海涅华重新融入现实生活中来。因此,福克纳匠心独运地以这种光明穿透黑暗的空间形式象征了小说主题,表达了他希望改变、拯救生活在黑屋子里的南方人的愿望。
笔者另文分析了《八月之光》中福克纳对乔的叙述形成的空间形式[5]。大意如下:福克纳在叙述乔一生的不同阶段时,用了不同的指称方式。当乔出生后没多久在圣诞夜被外祖父扔在孤儿院时,他被孤儿院的人给了姓——克里斯马斯(Christmas)。在他33岁到达杰弗逊镇之前,福克纳曾以“这个孩子”、“这个男孩”及乔称呼他。在他到了杰弗逊镇,即他生命的最后一站时,福克纳却改用克里斯马斯来指称他。笔者认为,福克纳对乔的指称方式构成了一种首尾相合的环形空间模式[5]。如下图所示:
图2 福克纳在乔一生中不同阶段使用的不同指称构成的环形模式
福克纳通过改变对乔的指称方式,尤其是在乔生命的最后一段采用克里斯马斯这个姓,与他人生的起点汇合。这个克里斯马斯不只是个指称,它同时暗示了主人公在杰弗逊镇甚至整个世界都没有归属的命运,因为克里斯马斯这个不成姓的姓象征他异类的身份。同时,首尾指称的相合透露出乔将在这里给他的人生画上句号,回归生命的最初。这个与耶稣名字相似的指称还流露出福克纳对乔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乔获得重生所寄予的希望。
对《八月之光》的分析说明一个作品可能会形成多个总体或局部的空间模式。对这些空间模式的发现要求我们要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高屋建瓴地把握作品的宏观层次。当我们真正摆脱了细节的纠缠的时候,一个个宏观模式就会从作品表层浮现出来。
四、多角度叙事和多条线索并置反映了福克纳对人类终极走向的关怀
叙事学家利施(1986:91)认为小说倾向于关注一个理想主义的主人公与未知世界之间的冲突。人与世界冲突的方式经由早期的希腊悲剧,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再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中,悲剧总是展示可以采取自由行动的人,这时的悲剧隐含的世界观是人可以通过自由行动与世界抗争。经由描写残酷现实的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时期,人被认为受制于遗传与外界因素,不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更别说与世界抗争了。当小说发展到现代主义时期,作家纷纷从描写外在现实转向描写人物纷乱的内心意识。在他们的笔下,人更不具有采取自由行动的能力,成了小写的人。
如果说福克纳的意识流描写迎合了上述现代主义创作向内转的趋势的话,他的多角度、多线索、多重故事的技巧则反映了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他曾多次表示他关心的是人类的终极走向问题。人为何从大写的人沦落为受制于外界的小写的人,为何在与世界的抗争中失败?叙事学家特瑞林的答案是,“人与世界的冲突更确切地是看世界的不同方式之间的冲突”[5]。福克纳在他的多部小说中以多角度、多线索、多重故事这些技巧,探讨了不同的人因为对生活采取不同的态度而导致不同的命运。这主要体现在《喧哗与骚动》中迪尔西与康普生家族成员的对比、《八月之光》中乔与莉娜的对比以及《去吧,摩西》中以赛克与山姆·法则斯的对比。福克纳通过对比这些人物因对生活态度不同而命运不同,得出“忍受”是人類生存的法宝,是人对生活应该持有的态度。这包括忍受生活施加的各种变故、不幸和痛苦。“忍受”是现代社会里人能采取的与世界抗争的唯一方式。在福克纳看来,人唯有对生活中的一切苦难抱着既来之则忍之的态度,才能不被命运的重负压垮,傲然挺立在天地之间,重写大写的人。
本文以福克纳的小说为例,展示了宏观层面上时间和空间形式的差别,并重点例示了空间形式的生成。希望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对以福克纳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作品不要止于模糊、肤浅的印象式认识,而能够透过其个性化的文风、形式特征感悟大师们的深沉人文关怀。只要学生们能够与这些文学大师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他们就会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参考文献:
[1]龙迪勇.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J].江西社会科学,2006,(10):61—72.
[2]潘小松.福克纳全传[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5.
[3]刘道全.论福克纳小说的空间形式[J].国外文学.2007,(2):71—77.
[4]Leitch,Thomas M.What Stories Are[M].Pennsylvani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
[5]贾晓庆.小指称,大用处[J].山东外语教学,2008,(1):22—25.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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