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二题

摘 要:《康巴》用多元的视角,戏剧化地展现了上个世纪前50年整整三代人所折射出的整个康巴社会的现状和“秘史”,用史诗般的叙述将 “云遮雾罩”的康巴地区向外界作力所能及的解密。字里行间,康巴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风、民俗恰到好处地与故事融合在一起。面对那些带有猎奇心态和视角的对康藏地区的误读,《康巴》用小说的巨大空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最为真实却又神秘的康巴社会,将普通人的命运故事放置在茶马贸易的大背景中,展现出藏、汉、回等民族在这一地区相互融合最为真实的一面。

关键词:小说《康巴》;达真;康巴社会;史诗性

《康巴》:民族融合的人性史诗

小说《康巴》是好友麦家在2007年5月推荐给我看的,麦家把《康巴》复印本、多达235页的A4纸,往我车上一撂说:“这是一部深度描写康巴的具有史诗意义的作品,抽时间看看吧。”

我一向信赖麦家的阅读水准,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读完了这部近50万字的初稿,确认小说《康巴》是首部现实关注藏人题材的大部头作品;是一部藏人用多元的视角深度呈现康巴“秘史”的长篇小说。随后我与麦家通话,除了对作品的赞赏之外,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并告诉麦家有机会在成都与本书的作者达真见见面,麦家后来将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达真。后来在我小疾住院期间,达真给我来过电话,我当时告诉他,我们的交谈(指谈文学)不是一两句话在电话里说得清楚的……遗憾的是,直到我给达真的小说《康巴》写推介,直到这部小说出版,直到我为达真的小说写评论,都未曾与达真见过面,颇有中国古典文人故事中隔河观景、以文会友的情致,这种精神的愉悦不受时空的限制。更何况达真同我一样生长在川西高地,如出一辙,相同的地域、环境、生活习俗、语言和心理认同,心有灵犀的趋同使我在过目他的小说仅仅数行便有了把握,就如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和新浪访谈说的那样,“我写作的目的是要还原真实的西藏”。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向外界化解那些像藤蔓一样七缠八绕地绞在一起的那种“雾障”,欣喜的是达真的小说也在作同样的努力,我们的目标是在向外界作真实的呈现,告知外界一个一直“被遮蔽的西藏”。

达真的小说首先是在向外界作多层面、多视角的真实呈现。小说中代表不同阶层的云登格龙、尔金呷、郑云龙等人物的命运,完全是一种具体化,或者说是一种戏剧化的充分展现,从个人尺度上,展现了上个世纪前50年整整三代人所折射出的整个康巴社会的现状。通过人物命运对时代和环境的描述,是精准而客观的,充满了深刻的真实。小说用史诗般的叙述将上个世纪前50年“云遮雾罩”的藏地真实的社会生活向外界作力所能及的解密,用小说的手段呈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怎样顽强生活的生命力量。这是展现人性、展现人物命运、关注生命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的感人所致,字里行间,康巴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风、民俗自然地恰到好处地与故事融在一起,既不夸张,也未缩水,真实在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段谈话中自然留露出来,深动、感人、不生硬、不呆板、不矫揉造作。这与作者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息息相关,字里行间透出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各民族冷静而穿心透骨的热爱,这种准备非一时一刻,是心静气和地在写作,心平气和地在呈现,由真实、细致的工笔画描摹而成的史诗,大气、磅礴,看不出当下某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境。

小说里深刻的人性刻画,如果说产生了某种传奇性或政治的效果,那都只是额外的,真实的呈现才是该小说的首要目的。云登格龙为了保住自己在交汇地的实际统治地位,既要看朝廷的脸色,也要顾及西藏上层的态度,他绞尽脑汁想出营造“康巴宗教博物馆”,那种“既不惹火烧身,又不伤害他人”的平衡各方的智慧,一直湮没于历史深处。在描写康定遭到兵匪抢劫的那一段,云登格龙的复杂人性获得了精准的呈现,“看见一双双企盼的眼睛,云登大有众望所归之感,没落土司权力的欲望再一次得到了空前地满足,为此,他暗自激动不已,过去他总认为这些外来人凭借满人和汉人的势力抢占了他的地盘,与自己属下的锅庄抢生意,他从骨子里排斥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信仰和习俗。眼下,共同的磨难让他同这些人走到一起,主人翁的意识在心里再现,厅堂中央的那幅百鸟朝凤的画面提醒了他,他仍然是权力的中心,突然间,他感到一股血液从心脏直奔拳头,过去对所有外来人的不满甚至紧握的拳头,此时松开了。行!云登爽快地答应了全城人的请求。于是,人们自发地出钱出力,成立临时的保卫康定的自卫队。当人们推举云登为队长的时候,他深深地意识到,平日这些与他互不往来的人们,在困难时期,却唇齿相依地拧在了一起,抢劫事件改变了他对外来人的肤浅理解。认为,当生存的底线摆着让你去死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顽强的活下来。这时,藏族、汉族、回族这抽象的赋予人的符号像是悬浮在半空,而人却牢牢地站在大地上,共同组成了一道保卫家园的生命之墙,各族人的空前团结令他感动不已。”突显的事实让他深知:康定的确是一片大爱之地;又如在描写尔金呷家族与降央土司家族冤冤相报的仇杀中,尔金呷在行使穷尽家业的复仇过程中最后发现女儿与仇家的儿子相恋,深藏在心底的人性之善最终喊出“孩子,你和土登的事怎么不早些告诉阿爸呀,是阿爸害了你和全家啊!也许康波的用意是对的”了悟之声,人性深处的善良和愿望最终彰显;再如,笃信伊斯兰教的郑云龙,虽然伊斯兰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反差极大,但为了在藏地进入主流社会,他藏好了心中的安拉,顺应了康巴人的生活方式,在融入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其实是融入了当地的文化氛围,以开放的心态和固守传统的根基找到了飞黄腾达的人生之路,内心的复杂呈现得彻头彻尾。

46万字的小说,将那些逝去的历史瞬间工笔画式的一个一个呈现出来,一气呵成,书中几十个栩栩如生的生命群像格央宗夫人、绒巴、多吉顿珠、松吉罗布、嘎斯初、阿满初、泽央措、达瓦、降央、拥珍、王正西、王震康、王开琼、琼雪卓玛、郑显康、郑安康、曹淑云、益邛、鲁尼、戴卫妮……浮雕式的镌刻在康巴大地,绽放出康巴人与险恶的自然环境、复杂的社会环境相抗争的生命活力和人性的美好。

众所周知,世界有三极,南极、北极和广袤的青藏高原,南极北极除了企鹅和北极熊外是没有人的生命迹象的,而从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就有人类在活动,外界惊呼,处于第三极的青藏高原的极寒地带居然有人类的活动,居然创造出了与之环境相适应的灿烂悠久的藏文化独特的建筑、服饰、饮食、语言文字等,而这种文化却因地理屏障的层层阻隔疏于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因此难以避免外界的误读和误解并被别有用心地神秘化。最近我在一篇访谈文章中看到,法国汉学家、前外交官魏柳南这样对记者讲:“在法国人眼里,所有的西藏人民都是信仰佛教的喇嘛,他们没有想到在西藏也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他们没有看到事实上很多西藏人并不是喇嘛,西藏也有一些激进分子。”由此可见,这种误读、误传、误解的病毒持续上百年,蔓延在整个西方世界。这除了我们的努力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力度,在世界的话语权上占足自己的份额外,那种西方强势的文化霸权思维和偏见只有通过《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所描绘的那样逐渐自行消失。

评论界也许感兴趣的是藏地的独特,面对千人一面的都市经验的审美疲劳,面对新鲜的、未知的、甚至带有猎奇心态和视角进入藏地的人,达真的小说,像是一种真诚的邀请,一个大胆的手势,用小说的巨大空间呈现一个被误读的神秘西藏。你可以在达真笔下奇妙的康巴大地游历,那些风雪中与大地对话的驮队;那些披着毪衫在碉楼下幽会的情人;那些红墙下默默吟诵的僧侣;那些……一个真实的康巴藏地在全息式的呈现中满足读者的阅读经历。

小说《康巴》的可贵之处是浓墨重彩地将普通人的命运故事放在伟大的茶马贸易的大背景中,呈现普通人的命运,我多年来一直力图淡描僧侣文化,倡导关注普通藏人的命运。《康巴》给予了积极地呼应,小说写道,“从此,这片数千年来仅为神提供的广袤大地上,充满僧侣文化的土地上,开始有了人,开始有了广大‘凡夫俗子’们的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大西南历史上因‘马易茶’而起的一次人性的伟大解放。以物易物,以币换物的人类文明进程的曙光穿越神界的高墙,初照这片沉寂的大地,从过去神与神交流的天堂,演变成为神与神、神与人、人与人的交往的多元乐土,它串缀了沿途汉、藏、羌、回、纳西等二十七个民族的交流、融合。”这正是交流产生的和平结晶,“是茶马古道的脚步敲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使中国历史上寂寞千年的大西南开始空谷传音,开始蠕动,开始苏醒,开始繁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相信聪明好斗的康巴人是不拒绝进步的,因为康巴人把茶马古道从汉地的一端连接到藏地的另一端,甚至不息生命将古茶道延伸到了印度和尼泊尔,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生存史上的一大奇迹。通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交流,意味着各族之间的互动,意味着发展,意味着和平。这种不拿武器的商战,它所蕴含的魅力,超过了狰狞怒目、兵戎相见的战争,它在经商的表面的背后隐含的是一条震撼人类灵魂的和平之路。”

如此呈现,充满一种自信的相邀,正如我为《康巴》作推介所写的那样,“康巴,这片广阔高地的故事,总是具备了一切传奇的要素,但又不仅仅是传奇,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这部小说的出版尤是值得期待的。”

云登家族败落兴衰的家族传奇

像《康巴》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云登家族败落兴盛衰亡的家族传奇,是很典型的英雄传奇的叙述方式,这里的气魄非常大。这部小说有一个对历史暴力的思考,康巴怎么通过历史的暴力获得了新生,这个思想性是很重要的,我们欢呼现代到来,但是历史在这里起了一个什么作用,这是血淋淋的康巴的大声势,作者对历史暴力的批判和反思非常深刻。这样一个文化的小说,是我们汉语小说在21世纪依然保持着的,是别的文化中没有的。我很欣赏这部小说有很深的诗意,这也是它可贵的一点。

我读这部作品投入的功夫不够,因为这是一本大书,很有分量,它的印刷非常下工夫、下本钱,这本书确实非常沉甸甸的,我相信它在最近几年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小说。虽然我下的功夫不多,下的功夫不多是指这本书确实要经得起多方面的阅读,需要大家投入很多的精力和方法去阅读它。

但是这部小说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读它,我们不能用一般的方式。比如我们读小说还是浪漫主义的小说,比如在国外,作为一个出版商出小说会有要求,比如一定要写得简单明晰,看《达芬奇密码》的出版商和作者的关系,一定要明晰,人物少、主线清晰。两个人物最好,三个人物也可以,四个人物就多了,是这种。写家族要写一个家族,而这本书一下搞三个家族,对于出版商来说出版会有问题。但是恰恰中国在西方文学经验的基础上,要有中国的特色。我原来看鸿毅的小说,指导他写K的时候才抓住西方经典浪漫主义小说的热点,就是两三个故事是他处理的,这就是他独特的中国经验起的作用。

回过头来看,中国可能确实有其本身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所以真正要有一部汉语小说,是中国文化底蕴的小说,可能这是和西方现代小说阅读不一样的,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读这部小说是很大的挑战,确实里面的东西太丰富了,甚至是超小说。如果说用什么概念去阐释它的话,可能它就是文化主义的小说,就是文化至上,就是冲着文化去写的。这和西方现代的小说,写人物也好,当然是以人物为主,或者以艺术为主。最经典的西方小说,现在获奖的那些小说,都是非常精简的,像《太阳小说》就是两个人物,他和他的妹妹,周围的几个人围绕他们。当然中国的小说有它的特点,有非常老到的小说的艺术经验。我认为有一种汉语小说的经验,我们不应该抛掉这个,在21世纪汉语小说有它的很高的起点,有它超越西方小说的东西。西方现代的商业小说也是从新小说中获得意识的源泉。特别是对有独特文化底蕴的小说怎么去看,而且确实有我们非常强大的优势。

《康巴》接受了藏族史诗的背景,史诗讲起来非常漫长,故事叙述起来有非常深远的背景,这是史诗很典型的叙述方式。《康巴》在这里获得了新的历史视野。所以这部小说是把传统的史诗和现代的事业加在一起,所以有一个很高的起点。我感到惊叹的是,他把非常小的一个人物典当到云登家族里面做佣人,逃亡出来之后成长为英雄式的人物,这点写得惊心动魄,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线。但是这里确实把现代的康巴写出来了,它是古代和现代交汇的康巴。这是很令人惊喜的,这也是现代写作藏族小说的一个普遍的模式,也是因为这段历史是最丰富、最复杂、最值得挖掘的。像阿来的《尘埃落定》,都是现代进入藏族文化,藏族进入现代,它和现代相遇的命运,这也是非常有历史深度的东西。作者抓住这样一个历史环节去写,这个纬度把握得非常好,就是在一个史诗的创作中有一个现代的视野、一个现代的转型裂变,从衰败到兴盛的境界,也可以说是一个涅的历史。

作者对历史暴力的批判和反思很深刻。他看到这样一个历史暴力对于一个文化、一个民族在生与死的状况中的作用。我记得书中写到赵尔丰,他建了学校,培养一代又一代康巴人,但是他带来了历史暴力。作者写得非常有历史眼光,他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看到历史之恶。历史之恶往往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所以在这里的进步是需要打上引号和反思的。作者对历史暴力的思考融入到作为史诗叙述的框架中,这种反思有它的深度。

文化小说是我们汉语小说在21世纪依然保持的,是别的文化中没有的。我们看英国的小说也好,美国的小说也好,西方的小说是从浪漫主义传统,影响了随后所有的世纪,整个西方是受这个影响的,而中国没有这样的浪漫主义。当然这些在历史学家的划分中非常复杂,有不同的学说,我们很难依照学说来认定。中国对文化的理解、我们文化的积淀,到今天为止还是混杂了很多很丰厚的、多样化文化。在西方经历浪漫主义之后它的文化是很单一的,中国是多民族的交汇,又是历史传承和今天的重叠,所以在这里挖掘的话,这部小说本身文化的含量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可以做很多的研究。

我很欣赏这部小说有很深的诗意,这也是它可贵的一点。在整个语言方面,我们说小说优美,但是这还不够。文化主流的小说有很重的抒情意味,这是西方现代小说再也不敢碰的东西。浪漫派的小说有很强的抒情性,但是已经终结了。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氛围里,作者还敢抒情,而且很能感动人。这是因为有强大的文化在背后做支撑,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贵的。小说本身艺术的元素非常丰富,史诗的元素,同时写人物也写得非常透彻,叶梅主编认为历史的背景很强大,但是我觉得人物也写得很生动,在强调历史的背景下,还能够把人物写得生动,包括云登、绒巴,甚至里面出现的白阿佳。《康巴》有史诗的结构,有对历史暴力批判的反思,有政治的视野,有作者生活的质感。作者写藏族的庆典、礼仪、用的器皿,都写得非常到位,让我这个外行人是读不出什么破绽的,让我很感到惊讶。我认为在小说宏大的结构方面,在抒情性方面,在历史眼光方面,在语言方面,这部小说的艺术品质是非常丰富的,有相当高的素质。

说到语言,我提一点小的意见,我觉得作者有时候叙述的语序还是有一点问题。比如说书中第167页,“来不及向草丛解释………也许曹大人不会计较这些,是我多心了,望着曹山远去的背影。”整个的叙述,本来这是写曹山要骑马逃走,中间这句“曹山的马一溜烟消失”,我认为应该在“一派胡言”的前面,而不是在后面,在后面的话读起来有点别扭,汉族有这样一个习惯。有些地方会有这样的疙瘩。今后在叙述的时候,叙述的时间上想一下要说的话和视线转移的关系。

(作者单位:阿来,四川省作家协会;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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