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04年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并非平庸的一年。是年,白话文运动、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运动在热热闹闹地进行着;几家对近世文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报刊杂志问世;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林传甲、来裕恂、黄人等人开始尝试“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编撰实践——这些历史事件或文学现象,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历史走向与研究范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求新求变依然是该年度文学界发展变迁之大势。
关键词:1904;近代文学;白话;报刊;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5—0212—06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1904年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年。是年,“诗界革命”的实验已近尾声,被梁启超树为“诗界革命”一面旗帜的黄遵宪已于前年去世,旧诗坛也似乎没有什么引人瞩目的事件发生;“文界革命”的高亢热情已经衰退,“新文体”的风靡时期成为过往,一代古文大师吴汝伦已于上一年去世,革命大文豪章太炎则因“《苏报》案”身陷囹圄;“新小说”已于上一年出尽风头,小说界巨子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等都已爆得大名。然而,1904年在近代文学史上并非平庸的一年——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风头正旺的新小说高潮迭起,继续傲视文坛;几家对近世文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报刊杂志于是年问世;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林传甲、来裕恂、黄人等人开始尝试“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编撰实践——这些历史事件或文学现象,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历史走向或研究范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意义深远。这些极易为一般文学史家所忽视的事件的发生,注定让1904年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小觑的重要年份。
一
“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①1901年《清议报》上的这则极具历史眼光的名言,道出了近代报刊杂志的兴起对文章体式变革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已被历史证明是晚清最具预见性的论断之一”②。不过,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不仅仅是狭义的文章(散文),现代中国的诗歌、小说、戏剧等,无不受‘报章兴’这一历史变革的深刻影响”。③陈先生这番话,可谓道出了报刊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作为文学推广和传播媒介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平原断言:“研究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学,则必须把报章的崛起考虑在内。”④
1904年,以上海为中心,南方地区的白话报潮流达到高峰期。是年全国存世的20余种白话报刊中,尤以《中国白话报》最具代表性。该报的论说、历史、地理、实业、科学、学术、教育、时事问答、传记、小说、戏曲、歌谣等栏目都经营得有声有色,理融中外,学贯古今,内容丰富,明白晓畅、情感浓烈,文学性较强,尤重历史、学术和文艺,成为同时期成就最著、影响最大、思想最为激进的白话报刊。作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林獬、刘师培以白话为载体,以民族意识、民权意识、科学意识为主要内容对民众进行启蒙宣传,成绩卓著,为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作了先导。
1904年,刘师培依托《中国白话报》发表了40余篇白话文,成为近代白话文运动中杀出的一匹黑马,代表着当时白话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其中,尤以白话述学文、地理游记文和名人传记文最具代表性。刘师培的白话文,题材大都涉及他所熟悉的国学领域,思路均以讨论学术而隐喻民族主义和排满革命思想为旨归。其《学术》篇,不仅勾勒了中国历代学术之大略,而且为当下学术的发展制定了“讲国学”、“讲民族”、“主激烈”三大宗旨。其十多篇白话述学文虽观点不无偏颇,议论爱走极端,言辞颇为激烈,但无疑眼光敏锐,思想犀利,见解独到,极富冲击性和感染力。排满革命的宣传家的激烈,思想敏锐的学问家的识见,根柢深厚的文章家的笔力,共同建构了刘光汉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的白话述学文。其后,章太炎也依托《教育今语杂志》刊发了一批白话述学文。刘、章的白话述学文,“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无意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⑤
近代白话地理游记文的出现,大概肇始于1904年1月《中国白话报》刊载的白话道人(林獬)的《黄河游》。此后,光汉(刘师培)的《长江游》、《西江游》等篇章亦刊载于该报。刘师培的游记文以时间为序,以空间转换为线索,随着游踪采用移步换形法,层次清晰,井然有序。所到之处,举凡当地地理沿革、名胜古迹、历史名人、军事交通、乡风民俗、物产商贸等材料,顺手拈来,颇富知识性和趣味性。山川形胜和重镇名城的自然风光,并非刘师培着意描画的重点;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与山河破碎、异族侵凌、主权沦丧、国家危亡、生灵涂炭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所激发的忧患意识、种族思想、反帝倾向、排满情绪、革命精神、爱国情怀,才是其游记文的灵魂所在。丰富的知识性和鲜明的思想性,为其质朴浅白、铅华洗尽的白话语言,平添了几分厚重与凝练。刘师培的白话地理游记文,文学色彩较浓,篇章结构亦佳,在清末报刊白话文中成就突出,颇具文类价值。
1904年3月,张元济主持的《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刊。这份中国历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历时45年,以其高度的严肃性、学术性和丰富的时代内容,被誉为“杂志界的重镇”和“杂志的杂志”,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学术界享有极高声望。该刊初创时,以“介绍新知”和“启导国民”为宗旨,坚持独立自主、兼容并包的办刊方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时政性与学术性兼备,汇存了近现代中国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思想材料。《东方杂志》是东方文化的弘扬者,数十年如一日,自觉地担当起弘扬东方文化的历史使命。
1904年6月,狄楚青主持的《时报》在上海创刊。是年,“日俄战争的发生,愈加使中国的智识阶级坚信维新的效果。日本节节胜利,中国人士受的刺激更重,然鉴于清政府的顽固不可为,就自然地转向社会文化运动方面去苦干。所以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以后出版的报纸极多,而且内容很进步。《时报》尤为其间的最成功者”⑥。这份近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大型日报,“出世不久就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⑦,对文学界贡献良多。在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领袖胡适看来,《时报》之所以受到当年像他一样的求知欲旺盛的青少年“爱恋”的两大原因,一是“时评”专栏切中时弊、短小精悍、引人入胜的短评,二是其开辟出的文艺附张。作为《时报》特色栏目的“时评”,切中时弊,犀利明快,一改当时报纸上的长篇论说之冗,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创造的“时评”在日报上发挥到极致。陈景韩“冷血体”与梁启超“新民体”并称,呈一时之胜。大量“时评”和“闲评”已略现现代文章体式的端倪,不仅此后逐渐变成了中国报界的公用文体,而且直开《新青年》“随感录”之先河,具有重要的文类意义和文体价值。陈景韩(冷、冷血)、包天笑(笑)等以《时报》为阵地的风靡一时的译著小说,尤其是冷血的白话翻译小说和新体短篇小说,对于新体白话文学语言和体式的试验与推广,贡献甚巨,实不可等闲视之。
1904年9月,陈景韩主编的《新新小说》月刊在上海问世,是为继《新小说》(1902)、《绣像小说》(1903)之后又一份重要的小说杂志。阿英《清末小说杂志略》“附记”言:《新新小说》“其以对翻译最有关系,创作殊少建树,故不列入‘四大’之内”,但却认为在清末四大小说杂志之外,“当以此种为主要”。⑧《新新小说》沿袭《新小说》之板式体例,文白兼采,标榜译著参半,实以译作为主,张扬侠客主义精神,充溢着一股慷慨悲凉之气,以别样的姿态回应了《新小说》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严肃主题。冷血和侠民译著的具有豪侠之气、尚武精神和慷慨悲壮格调的虚无党小说、侦探小说、侠义小说,在小说类型、体式、语言、叙事模式等方面均具开拓意义。
1904年10月,陈去病、柳亚子、汪笑侬主编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是为近代中国第一份以戏剧为主的文艺期刊。其创刊宗旨,“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⑨柳亚子所撰《发刊词》和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为其倡导的戏曲改良定下了理论基调和取材倾向。与梁启超大力提升小说的社会政治功效一样,陈去病、柳亚子等人也是抱着强烈的政教功利主义态度高度评价戏曲的价值,视其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启蒙利器,大力鼓吹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他们为改良戏曲指明了两条取材路径:借古讽今、借洋讽中——“或编明季稗史,而演汉族灭亡记;或采欧美近事,而演维新活历史”⑩;同时在创作实践上标示了反映现实时事的取材倾向。该刊虽因言论激烈仅出两期就遭清廷封杀,却集中反映了其戏曲革新主张,社会反响甚大,在戏曲界起到引领风潮的历史作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大舞台上演了一幕幕或可悲、或可叹、或可赞的历史活剧,中国的戏曲界也伴随时代的沧桑巨变发生着重大变革,《二十世纪大舞台》无疑是吹响这一时代变革的号角。在那个“张目四顾,山河如死”的悲哀的年代,《二十世纪大舞台》大张“梨园革命军”,“独于黑暗世界,灼然放一线之光明”。(11)该刊创刊之后,戏曲改良成绩斐然,借古讽今之历史剧、借洋讽中之西洋题材短剧、时事新剧纷纷出台,给沉闷的戏曲舞台吹进一股刚劲之风。是年,戏曲创作数量在晚清创下了历史之最。
二
1904年,“一纸风行,风光无限;一飞冲天,傲视文坛”的新小说,(12)继续领跑文学界,保持着着“一枝独秀”的发展态势。是年,戏曲改良运动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改良戏曲创作也由于阵地的扩大,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是年5月,李伯元代表作《官场现形记》二编六册由世界繁华报馆出版。6月17日《世界繁华报》刊登的售书广告云:“中国官场,魑魅魍魉靡所不有,实为世界一大污点。然数千年以来,从未有人为之发其奸摘其覆者,有之,则自南亭此书始。此书措词诙谐,不减于《儒林外史》;叙事详尽,不亚于《石头记》。”10月,粤东书局出版《官场现形记》石印本。是年,吴趼人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继续在《新小说》上连载,影响日甚一日。他的那部后来被胡适盛誉为“中国近代的一部全德的小说”、“在技术一方面要算最完备的一部小说”(13)——《九命奇冤》,也自12月在《新小说》第12号开始连载,标“社会小说”,署“岭南将叟重编”。是年11月,曾朴开始接金松岑原作,续作《孽海花》;手拟全书人物名单,与金氏商订六十回目;至12月底,写成20回,由上海小说林社分初集、二集出版。据曾朴后来交代:“金君的原稿,过于注意主人公,不过描写一个奇突的妓女,略映带些相关的时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陈圆圆的《沧桑艳》,已算顶好的成绩了,而且照此写来,只怕笔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传》的蹊径。在我的意思却不然,想借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14)正是金松岑的慧眼识英杰和主动让贤,以及曾朴杰出的文学天赋和当仁不让、勇于任事的精神,成就了这部百年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是年,白话道人(林獬)《玫瑰花》、《娘子军》、《新儒林外史》在《中国白话报》刊载,是为早期白话报刊小说中成绩较著、影响较大者。《玫瑰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小说和理想小说,通篇采用隐喻叙事,叙写富庶安逸的玫瑰村二百多年前被兽居村强盗霸占,以志士钟国洪和豪杰玫瑰花为首领的一帮热血青年组织光复会,历经挫折和磨难,终于“庆光复三军唱凯歌,谋自治合村开议会”(15),意在表现革命党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理想,掺杂着英雄美人的结构模式和时代审美风向标。玫瑰村就是中国的象征,兽居村的强盗隐指满清统治者。狭隘的民主主义情绪和鼓吹暗杀、以暴易暴的革命主张与手段,均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主人公钟国洪和玫瑰花,则是符合时代潮流、适应读者阅读期待的英雄美人之偶像,可谓中国版的玛志尼与苏菲亚。20世纪几度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主题模式和小说潮流,追根溯源,《玫瑰花》恐怕是首开其端者。《娘子军》叙述卢太太创办迦因女学校的种种情形,将宣扬妇女解放和民主革命主题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和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尚武精神。《新儒林外史》是清末颇为流行的新小说家族中的重要类型——翻新小说的始作俑者,开启了这一新小说类型“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意向。(16)
是年,林纾、魏易将《莎士比亚故事集》全部20个故事译出,题名《英国诗人吟边燕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国最初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多以此书为蓝本改编为台词。原剧直到1920年始有译本。
是年9月,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11期发表《论戏曲》一文,署名“三爱”。该文纠正了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把唱戏当作贱业”的旧观念,语出惊人地称演戏活动“可算得是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理直气壮地亮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的观点,从而将戏曲和演员的社会文化地位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并提出了五点戏曲改良主张,不啻为近代戏曲改革的宣言书。陈独秀在戏曲改革问题上,已经萌发出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服务现实、注重内容、推陈出新等思想原则。而其指出或暗示的思想导向,大体包括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操、尚武精神和英雄主义、民族独立和反帝排满、科学思想和民主主义等内涵。陈氏所主持的《安徽俗话报》特别重视戏曲作品,辟有“戏曲”专栏,刊登了《睡狮园》、《团匪魁》、《瓜种兰因》等六部闪烁着其戏曲革新思想的新剧本;其中,《睡狮园》、《康茂才投军》、《薛虑祭江》三部,出自于这位投身革命事业的大忙人的手笔;即便是其所编发的作品,亦可视为其戏曲革新理论之实践。
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为代表的南方白话报刊所刊登的改良戏曲,语言和形式上与传统戏曲有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出近代化改革趋向。戏曲语言的通俗化和口语化,形制的简短化,人物的精简化,都是其突出特点。
与热热闹闹的小说界和戏曲界相比,1904年的诗坛和文坛也并非一片沉寂,波澜不惊。政治思想上有改良派与革命派之激战,文学观念上有革新派与守旧派之纷争。新派诗人群体依托《新民丛报》之“诗界潮音集”专栏,依然固我地弹奏着“诗界革命”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宗唐、宗宋、宗汉魏六朝等复古旗帜依然在诗坛飘扬,同光体诗派依然端坐旧诗坛的头把交椅,并没有因为新派诗人将其推到了“旧派”的位置上而动摇其诗坛正宗地位,然而其诗学主张却随时代变迁而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其创作面貌亦受时代影响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文言文仍然居于主流地位,然而古文的文坛正宗地位已随一代宗师吴汝纶的谢世一去不复返,近世中国文坛进入众声喧哗的多元发展时期。是年,新文体的流行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白话文的倡导和实践也在踏踏实实进行着。不过,在新的文学因素加速萌育、成长和重新组合的同时,沿袭古范的旧派文学亦悄然在传统规范的范围内自我调整以求延存。
三
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横空出世,张之洞主导的《奏定章程》的颁行以及林传甲、来裕恂、黄人等的“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编撰实践,对于中国文论界和文学史学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得书写上一笔。
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问世,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向来缺乏推理之思辨,故而不易建立严密的理论体系,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涌入,则成为促成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与方法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巨大助力。如何借助西方异质的文化资源和理论方法建立起中国有系统的批评理论,有两种不同的取范路径:其一是完全凭借西方既有的理论体系,将其应用到中国文学批评中来;其二是摒弃西方的理论体系而将其适用于中国的某些重要概念借过来为我所用,并将其融入中国文学的精神生命之中,从而构建起自己的一套批评理论和话语体系。这两种取范路径,王国维都是先驱者和奠基人。《〈红楼梦〉评论》是前一种尝试之代表,其后的《人间词话》则是后一种尝试之典范。自严复、夏曾佑和梁启超等发表了新小说的宣言书以后,小说批评在晚清渐成时尚,有关《红楼梦》的各种讨论也为数不少,但立论和视角大都集中在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层面,批评形式和方法也还是传统的,鲜有真正的理论建树。直到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出场,具有近代眼光和近代形态的文学研究论文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理论时代的到来。
该文的首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真正运用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名著,提出了与以往迥乎不同的全新的观点,在思维方式和理论开掘上为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开辟了新天地。尽管王国维在该文中存在着双重的“误读”——对西方理论的“误读”和对其解读对象的“误读”——其看法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能够取法新思想和新理论,思辨性地演绎出崭新的文艺美学观,显示出引领时代潮流的毋庸置疑的先锋性和开创性,确是王氏的过人之处和不朽功业。这篇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开山创始之作”,“仅是这种富有开创意味的精神和眼光,便已足以在中国文学批评拓新的途径上占有不朽之地位了”。(17)其次,该文在形式上采取了西方现代学术论文的行文格式,用指导全篇的理论高屋建瓴,用演绎法层层推论,逻辑缜密,结构精严,形式规范,其言说方式、逻辑推演方式和展开理路的方式均与传统论文截然不同。这一初步具备“现代形态”的论文写作方式,使得王国维的文学研究已经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脱离出来,建立其自己的一套理论批评体系与言说方式,从而具有了现代人文历史研究的性质。不仅如此,该著第一次从哲学和美学的理论高度真正把《红楼梦》当做世界名著来进行阐释,对其艺术价值做了全面和全新的评估,突破了索隐派和考据派的旧套,因其视野与方法的新颖和立论的深刻而在事实上成为“新红学”的开山之作。日后胡适、俞平伯等人的红学研究,即是沿着王氏指明的途径继续开掘的结果。至于其所表达出的迥异时人而又超绝独诣的悲剧文学观,所隐隐流露出的艺术“无用之用”之“主体性”的揭示,在当时都是具有超前性的精警之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904年1月,张之洞主导的《奏定章程》被清政府批准颁行,“中国文学”作为“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预备科)和“文学科大学”的必修课程被钦定下来。这一举措,不仅为新式学堂中“中国文学”的学科地位立下了规模,而且启动了“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活动。是年5月,弱冠之年的林传甲经同乡严复推荐,被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新设师范馆国文教习。他遵照《奏定大学堂章程》教学大纲之要求,边授课边赶编讲义,“奋笔疾书,日率千数百字”(18),至年底学期结束时草成七万言的“国文讲义”,以“京师大学堂讲义”《中国文学史》之名出版。无独有偶,几乎与林传甲同时,来裕恂也完成了他的《中国文学史》。大约同一时期,东吴大学国文教授黄人也开始了那部二十九分册、计约一百七十万言的“空前巨著”《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以林传甲、来裕恂、黄人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编撰活动,打破了此前“中国文学史”只能由外国学者编撰的尴尬局面,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进程。“此后,‘文学史’作为一种必修课程、一种著述体例以及一种知识体系,便在中国学界落地生根了。此举不仅改变了中国人传习‘文学’的方式,甚至影响到日后的文学革新进程。”(19)
“文学史”是西方转道日本的舶来品,是近代“科学”精神、“进化”观念和“系统”方法的产物,而其赖以支撑的重要基础则是肇始于19世纪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文学史借助科学的手段,以回溯的方式展开对于民族精神的想像与重塑,意在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和民主主义精神。最早的出自西方和日本学者之手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置身的就是这样一种近代化、国际化的学术语境,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的便是这样的“文学史”。林传甲等人的“中国文学史”建构,与近代中国努力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探索新的自我定位刚好同步。作为国人自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从林传甲的章目内容设置来看,他所理解的“文学”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所有内容,甚至文字、音韵、训诂、辞章、书法等也被他纳入文学的范畴。这种“泛文学”观念使得林氏在20世纪20—30年代颇受“所编著的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20)之讥。然而,考虑到该著不过是一本“贯彻教学刚要的教科书”,而非“个人独立的撰著”,(21)我们不应苛责这位学界前辈,而应由此反思教育法规对于学术转向的诱导与限制,以及文学史教科书编撰方式的流行与流弊。作为中国学者最早撰著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文学史著作,它们启动了借文学史编写重建民族灵魂与国家精神的系统工程。
1904年,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运动尚在热热闹闹地进行,以《新民丛报》为主阵地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尝试则已过了高潮期;然而,中国文学仍然朝着近代化的目标迈进。是年,《中国白话报》之于清末白话文运动,《东方杂志》之于近现代文化学术,《时报》之于近现代报刊短评和文艺附刊,《新新小说》之于清末翻译小说,《二十世纪大舞台》之于清末戏曲革新运动,均具重要意义。近代白话述学文和白话地理游记文以及《时报》特色栏目“时评”的出现,直开五四时期此类白话文体之先河,具有重要的文类价值和文体意义。是年,李伯元、吴趼人、曾朴等的小说创作,引领着时代潮流,显示了新小说的创作实绩;白话道人的白话小说则代表着此期白话报刊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问世,《奏定章程》的颁行及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行世,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论界和文学史学界乃至中国文学的历史走向。求新求变依然是该年度文学界发展变迁之大势。
注释
①《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②③陈平原:《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序》,《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④陈平原:《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学者的人间情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38页。
⑤陈平原:《章太炎的白话述学文体》,《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⑥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第45页。
⑦胡适:《十七年的回顾》,《时报》1921年10月10日。
⑧阿英:《清末小说杂志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110页。
⑨《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招股启并简章》,《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第1期。
⑩佩忍:《论戏剧之有益》,《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第1期。
(11)亚卢:《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第1期。
(12)胡全章:《1903:一枝独秀与众声喧哗》,《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
(1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馆,1924年,第70页。
(14)曾朴:《孽海花》,真美善书店,1928年,第1页。
(15)白话道人:《玫瑰花》,《中国白话报》第15期,1904年7月12日。
(16)胡全章:《晚清新小说的独特文体——作为小说类型的“翻新小说”》,《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17)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18)江绍铨:《中国文学史序》,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0年,第1页。
(19)陈平原:《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序》,《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0)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32年,第1页。
(21)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