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 底层 消费主义 代言 异化 失语
摘 要: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形成蔚为壮观的一道文学风景。在这种底层叙事大潮中,小说《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具有别样的意义和价值。小说在故事文本覆盖下的隐含文本结构——关于底层叙事的叙事,暗含对底层叙事本身的理性反思。小说折射出了在当今浮躁喧嚣的消费时代,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异化和底层群体失语的精神之痛,在寓言或隐喻的层面,小说文本呈现出更加深邃的内涵。
东北作家马秋芬的中篇小说《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首次发表于《人民文学》(2008年第2期)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获2008年度“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孟繁华认为这部小说“将朱大琴在城市遭遇的精神盘剥和尊严践踏淋漓尽致地书写了出来……开辟了‘底层写作’新的思路,它的深刻性将这一题材的创作提到了新的高度。”①在几近泛滥的苦难叙事已经遭遇无数诟病的底层叙事大潮中,这部中篇对底层群体精神层面的关注独树一帜。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故事文本覆盖下的隐含文本结构——关于底层叙事的叙事,暗含了对近年来蔚为壮观的底层叙事本身的理性反思。小说折射出了在当今浮躁喧嚣的消费时代,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异化和底层群体失语的精神之痛,在寓言或隐喻的层面,小说文本呈现出更加深邃的内涵。
一、语境:浮躁喧嚣的消费时代
当下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物质的生产和消费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核心,消费主义思潮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商品的“文化化”和文化的“商品化”趋势愈演愈烈,在文学创作领域,消费主义文学思潮大行其道,它强调文学的市场化、大众化、娱乐化、快餐化。新世纪的底层叙事热潮便在这一语境下展开,底层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被消费的对象,为现代人几近麻木的视觉神经注入新的看点。当底层题材成为有利可图的新鲜资源,当底层写作成为捞取利益的工具并进而成为意识形态的时候,谁也无法阻挡掌握话语权的作家和传媒向风而动,于是一时间几乎所有作品都在写苦难凄惨的底层,所有媒体都在讲述底层的故事。有些作家既没有底层经验,又缺少底层关怀,只因题材热门、政治正确也来分一杯羹,寻求入场的捷径,而真正融入社会底层之中,把底层切切实实内化为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家却很少见。小说《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便以文学与电视传媒的合谋隐喻了底层在当下浮躁喧嚣的消费时代的生存境遇,将底层叙事的驳杂语境呈现出来。
小说开篇,某城市少年宫编导楚丹彤接到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本地电视台黄金档娱乐栏目《娱乐跑马场》策划人翁小淳交给她一个紧迫任务:必须连夜为一台与农民工维权相关的节目创作一首“正面一些、阳光一些”的儿童朗诵诗,为苦难偏多的访谈节目增加点暖色。楚丹彤绞尽脑汁却毫无收获。最终在她家里做保洁的农民工朱大琴和她的女儿小朵子给了她灵感。具有不凡创作能力的楚丹彤,将朱大琴(包括小朵子)藏在内心深处的对于故土家园的怀恋和惆怅,转换成了诗歌中丰富而鲜活的意象:家院屋后的枣树柿树豆角架,传了几代的石磨,一挂破马车……因为诗歌是以儿童的视角抒发感受而显得愈加纯朴、真切,也愈加感人。楚丹彤就这样成功地完成了一篇好评如潮的“命题作文”,随后引发翁小淳一番电视炒作,从而演出一场“寻找农民工朱大琴”的闹剧,借此赢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和热烈的社会反响。在少年宫转型后经济杠杆为主的分配制度下,在电视台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的节目体制下,楚丹彤和翁小淳这对同学兼好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完美合作,并各取所需。“两人成了流水作业的上下家,你传我递,组装完活儿就拉倒,没了一句多余的话。”②楚丹彤总会完美地为翁小淳的节目救场,而翁小淳的《娱乐跑马场》也给了少年宫不少演出机会,两者互利双赢。
谢有顺在谈到消费时代的小说叙事时说到:“消费的力量介入小说写作之后,使叙事发生了另外一种命运:叙事与商业的合谋,在电影、电视剧和畅销小说等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消费社会里新的叙事图景……”③在《启蒙的辩证法》等一系列著作中,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由电影、电视、唱片、无线广播、大众传媒构成的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中,文化产品并非产生于大众自发的文化需求,而是资本为获取利润而将其一手制造出来,它是被资本所主宰的行业;它的运作完全遵循商品原则和市场法则,目的在于操纵文化消费,垄断文化市场。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里,以人道和政治的名义,底层就这样沦为一道丰富的景观。小说中翁小淳的节目《娱乐跑马场》,为观众策划了三期反映农民工生活的专场节目。三场递进式的节目,连成一个大系列,表面上看起来是电视传媒对农民工的高度关注,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既赚取观众感动和收视率,又换来领导赞许和高额费用的常态节目制作过程。翁小淳拿朱大琴这个“道具”,一步步“扩大宣传”,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直播现场读完朱大琴的那封观众来信并宣称赠送其一台20英寸的液晶彩电后,对朱大琴来了一番真切查找,弄得悬念迭出,一波三折,令人动容。最后,楚丹彤责问翁小淳为什么失信没送彩电给朱大琴时,翁小淳的反应却像是一个搞笑小品的抖料包袱:“谁?谁是朱大琴?什么牛大琴、马大琴!”这次她们的合作选准了农民工维权这一看点,显然是敏感的电视传媒对当下社会热点的及时反映。不可否认,当下的“底层热”体现了包括文学艺术和电视传媒等领域在内的叙事者试图承担某种重任的精神理念,但是在商业化、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理念常常被异化成了叙事中不能承受之轻。
二、异化:代言作为他者的底层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理论,底层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印度史研究。1982年,由古哈、查特吉、哈蒂曼等六位研究南亚历史的历史学家撰写的《底层研究》第一卷,提出了这个研究命题。这些学者的基本学术立场,主要是确立了一种批判精英主义、强调自主的底层意识的历史观。④但在当下的底层叙事热潮中,“自主”的底层意识更多是通过作家的想象以代言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代言常常异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被代言者”⑤。
小说中楚丹彤有两次事实上的为作为底层的农民工代言。首先是那首令朱大琴“不住地哽咽,也不住地笑”的儿童诗《在爱的阳光下长大》。这个朗诵诗节目在电视中播出后,打动了包括楚丹彤在内的所有观众,似乎这些充满真切感受的诗句字字都写到了农民工的心坎儿里。但我们梳理一下这首儿童诗的来龙去脉便会发现,朱大琴们只是被利用的道具和摆设,没有人真正关心那些真正的主角——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从家政公司第一次将大琴领进家门的时候,楚丹彤本能地排斥她身上泛出的味道。”“自从她走进楚丹彤家后,这个浑身热气腾腾的乡下女人,不仅将一股酸不酸、甜不甜的气腥味儿带进她的家,还把她远在四百多公里以外的田野、草房、菜园、牛羊、猪狗,都一股脑儿地带进了她的家……从那一刻开始,楚丹彤就体会到这个女人不是一个人走进她的家,而是带着身后鸡鸭猪狗,里巴嗦一大群……”,这些让楚丹彤迸发灵感并大获成功的东西却是她从内心深处排斥和厌烦的。第二次代言是楚丹彤炮制的那封“观众来信”,在整个过程中,朱大琴不过是一只“风筝鸟”,那线绳却是攥在翁小淳和楚丹彤手里。翁小淳需要观众来信衬托她的节目,本来没有看过那场节目的半文盲的朱大琴在楚丹彤的口授下,给有关农民工维权专场节目的一位“大干部”,写了一封署名“农民工朱大琴”的观众来信。就是这封满篇错别字的观众来信引发了翁小淳“寻找农民工朱大琴”的闹剧,懵懂中,朱大琴成为翁小淳电视炒作的一个道具。
小说中朱大琴从楚丹彤家失望而归的路上有两处细节尤其令人深思。看着日新月异的江湾大道,朱大琴想起三年前进城时,丈夫旺田“每天一大早就上班,晚上落了黑才进家……没用两个月,这江湾老道,就扩建成一马平川的金光大道了……”,朱大琴的第一份工作是清扫这条街道,“她每天天不亮,就跟在洒水车后边,开着清扫车走一遍,再用抹布将沿路的摆设逐一擦出光亮。”她现在每天到楚丹彤家上班,来去都走江湾路。虽然辛苦,但可以感受到她内心曾是那样自豪和踏实,其中暗含着朱大琴对她自己和民工屯那些同乡城市生活的主体性认知:农民工为城市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为之自豪。但这种价值认同却只能来自于作为底层生存者的内心,外部世界对此漠不关心,无论是楚丹彤的儿童诗还是翁小淳的节目都无关于此。另一个极具意味的细节是,路边练歌房的“素面女人”理所当然地视朱大琴为做皮肉生意的女人,当朱大琴辩解自己只是想看看电视里是否在找她时,“素面女人”再次断定她是因被公安袭击才会有电视里的寻人。其中暗含的是欲望化的消费社会对朱大琴们的欲望化客体化曲解。两处似不经意的描写,构成了极大的反讽,底层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和情感诉求在消费社会的随意曲解中就这样被遮蔽了,底层的自主性意识就这样被话语强权者摈弃了。
虽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关注底层的行列,或撰写学术文章,或进行乡村调查,或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或进行以底层为直接目的的志愿者活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标榜自己已然进入到底层人物内心深处并完整地体会到底层的真实状态,他们的言说也始终仅仅是作为“他者”的底层代言,这正如在真正的底层眼中,所谓的“底层文学”永远也是无法找到太多共鸣的“他者”一样。
三、失语:被建构的底层
与掌握权力话语和文化话语的上层和中层相比,底层在自我表述方面的确存在障碍。“底层可以直接通过历史学家书写发出声音的想法其实只是一个神话。斯皮瓦克说事实上,只是历史学家在历史的页码间表述底层,底层不会发声。”⑥底层的表达障碍激发了知识分子代言的激情和责任感,然而进入叙事者视野中的底层归根结底是他们建构出来的,他们能够通过语言接近和呈现底层自身吗?“在知识分子被代言的激情所驱使时,底层依然在那儿,在语言的表达之外存在。”⑦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底层本来也一直在言说和表述,这不仅仅体现在《最新底层生活小说》、《中国打工诗选》以及大量的网络文学、短信文学和打工文学等已经浮出海面的文本中,更以民谣、流行语、日常对话的形式存在。不断在说话的底层之所以“无法发出声音”,是因为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缺乏传达底层话语的有效机制。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中作为底层百姓的朱大琴屡次欲说不能便暗喻了这一现象。朱大琴的每一次开口说话都要征求东家楚丹彤的同意,无论是平时的唠嗑还是在电视寻人的激动时刻。“很久以来朱大琴孤单单地光干活,不说话,晚上回家一开口,嗓子都是哑的。”但事实上,楚丹彤很清楚,只要一搭话,“朱大琴脸上立马灿烂起来”,所以每次回家为了不被这个“话痨”“绊住”,楚丹彤都是径直进书房。朱大琴也很本分地尽量轻手轻脚不去打扰书房中的主人。当确信电视台发布了“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的寻人启事时,她“浑身换得簇新”飞快地去找楚丹彤报告消息。面对朱大琴“一副把持不住的样子”,楚丹彤心里却不太舒服,认为朱大琴“太拿自己当回事”,“仅当了一把誊抄工具,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楚丹彤马上沉下脸,给朱大琴一盆兜头凉水。应该说,楚丹彤对朱大琴在内心深处还是充满人道主义同情的。朱大琴喜欢跪地用抹布擦地,“一见她这四腿着地的爬姿,楚丹彤就觉得扎眼睛,就像自己不人道,伤了人家的人格尊严。”她虽然内心仍保留着一份良知和正义感,但是由俯视与同情所获得的底层生活注定是主观、片面、肤浅、不真实、不可靠的,更谈不上对底层百姓的生存现状和精神世界有着怎样切实的理解与把握。从始至终,朱大琴这个认真对待包括抹地和写字在内所有事情的实在女人,不过是在充当被别人利用的道具。小说结尾处,作为朱大琴彩电未能兑现的补偿,楚丹彤和她的同事们获得了在电视台更多的曝光机会,一笔交易皆大欢喜,而这一切已与农民工朱大琴毫无关联。在楚丹彤、翁小淳那里,底层叙事成了功利叙事,把“为底层说话”变成了“拿底层说事儿”。⑧言说者对于底层的隔膜可见一斑,在所谓代言者的话语强权下,朱大琴们再次失语和沉默,只能在逼仄的卫生间以哗哗流水声掩饰泪水滚滚而下。
当朱大琴失望而归回到民工屯住地后,那些同乡很纳闷:“公家的电视,还兴跟老百姓逗闷子?”这种疑问来自农民代代因袭的对“公家”的信任。“大伙都不明白个中蹊跷,好在乡下人也都不较真。”但是,就在这种“不较真”背后,底层百姓对“公家”的信任也在无形中大打折扣。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以巨大力量摧毁着农民世代以来的价值观,农民对这个世界最朴素最本真的认识被宣布为错误的,也许诚信社会的建立因此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底层情感的空间和表达的欲望并不因为底层的困顿而消失,但却可能因其边缘状态而受到压抑、忽略甚至剥夺。底层叙述首先需要的不是渲染和虚伪,而是朴素和诚恳,这样才能呈现出底层生活的某些本质和真相,真正进入底层内心。发自肺腑的底层情怀和生命体验是成就底层写作的先决条件,就如老舍先生的底层写作,他选取那些题材显然不是由于要为底层立言的明确功利目的,而是那些浸润在他生命中的形象已经成为他创作中最得心应手的部分。唯其如此,底层叙述才能传达真正的底层声音。
作者简介:李雪梅,三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级博士研究生。
①孟繁华:《比苦难严酷的是精神遭遇》,《文艺报》2008年4月1日第2版。
②马秋芬:《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人民文学》2008年第2期。
③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④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
⑤南帆:《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11期。
⑥ 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
⑦ 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2006年第4期。
⑧ 邵燕君:《2005:从期刊看小说》,《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