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CGSS2010数据，从人际信任、社会参与、互惠规范三个维度探讨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人际信任是政治信任的强有力来源，基层选举参与助推政治信任的生成，互惠规范对政治信任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因此，从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出发，提高整个社会的人际信任水平、鼓励公民有序的基层选举参与、培育广泛的互助文化与合作精神，是社会转型期提升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政治信任；社会资本；人际信任；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8）06-116-009
古有名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对于任何政治系统而言，民心的得失实质上就是公民信任的托付与否。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河南省兰考县时指出：“古罗马历史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1]“塔西佗陷阱”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转型期公众政治信任缺失现实的敏锐感知，更是对当今突出社会问题的集中概括。因此，在社会转型期，政治信任研究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政治信任是民众对于政治系统是否值得托付所产生的一种信心与评价。众所周知，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政权兴亡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政治信任的现状并探寻背后的生成机制是社会转型期维护政治稳定、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应有之义。
但是，从什么样的研究视角来看待“政治信任”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长期的学术探讨与研究过程中，宏观上从制度生成论和文化生成论两种研究范式出发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不胜枚举，但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对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却鲜有提及，在现有的研究中，研究结论也众口不一、甚至相互矛盾。那么，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究竟存在何种关联？社会资本诸要素是否是影响政治信任生成的关键因素？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大约于20世纪8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首次明确提出并加以系统阐述，后又经过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帕特南、林南、福山等学者的发展与补充，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西方众多学科研究的主导范式与热点话题。在众多学者当中，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社会资本政治效应的学者是帕特南，他关注社会资本对制度绩效、政府信任与社会稳定等的影响，并以此来解释意大利南北地区政府之间的差异。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人际信任、社会参与以及互惠规范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彼此影响，并对社会的其它方面发挥作用。因此，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也大多依靠社会资本的三要素来展开。
（一）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关于人际信任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使学者们着重关注发生在社会领域范围内的人际信任是否具有“溢出”效应，即基于社团参与、人际合作所产生的信任能否延伸到政治领域，从而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在诸多实证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肯定了人际信任的“溢出”效应。莱恩就认为，政治信任就如同一个人对他人信任的函数，即信任政治系统被视为是信任他人的一种延伸。[3]Brehm也认为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两者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人际信任为政治信任的产生提供了微观基础上的解释。[4]
但Kim在检验韩国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时却对以上结论提出了质疑，他发现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之间的正向关系往往被政府绩效变量所中和，这显示出政府绩效、而非社会资本才是决定公民政治信任水平的关键变量。[5]国内学者熊美娟、肖唐镖、孟天广等学者也在研究中对此观点持肯定态度。[6][7][8]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复杂关系，这是因为不同的信任半径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往往不同。韦伯和福山就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信任往往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特定性信任，由于缺乏广泛的社会交往，其很难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因此，中国人对家族以外的陌生人往往普遍地不信任，更不用说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了。[9][10]国内学者胡荣、雷叙川、刘米娜等在实证研究中也部分地佐证了以上的结论。[11][12][13]不同类型的人际信任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仍有待做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因此，笔者在参考以往学者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不同性质的人际信任对政治信任产生不同的影响。
假设1a：亲缘性信任与政治信任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1b：关系性信任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1c：普遍性信任对政治信任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社会参与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在社会资本研究中，社会资本的另一重要维度就是社会参与，社会参与能为公民形成不同性质的关系网络，亦成为影响政治信任的重要变量。托克维尔认为，广泛参与正式社会团体以及非正式网络，将激励公众相互协作和信任，以至于他们会采取行动来監督政府行为，防止国家权力变异，从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14]依此逻辑，Yaojun在探究英国的社会参与和信任的关系时，他将社会参与区分为三种类型：社区参与、社团参与、公民政治参与，其中，社区参与及社团参与被定义为非正式参与，公民政治参与被定义为正式参与，研究发现，非正式参与，尤其是社区参与比正式参与更能促进信任的产生。[15]国内学者胡荣在测量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时，基于厦门市居民的问卷调查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社团参与、社会信任与公共事务的参与，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社会资本对政府信任产生积极的影响。[11]因此，公众参与社团活动、宗教活动、娱乐活动、各种聚会等集体活动越多，其社会网络就越广，就越可能获取高质量的关系资本，在此过程中，密集的社交网络不仅培育了公民的参政技能，也深刻地影响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知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