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攏一群久违的乡亲，聊一段自古流传的村史，看一部时下热映的电影，听一出浸润乡音的小戏，在今昔对比中打捞乡村变迁的美好记忆。如今，即使在偏僻的农村，乡亲们也能足不出村，畅享充满“文化范儿”的美好生活。
有人将农民文化乐园比作村头那棵高耸的大槐树，遥望乐园的方向，便会勾起对家乡的思念。乡村振兴离开了文化滋润，便没有了精神和灵魂。留住乡音，守护乡韵，记住乡愁，不仅在于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更在于激活乡村文化，让乡村文化焕发勃勃生机，用文化留住乡村的“根”，最终在美好生活的现实温度中，实现每一个人厚重充实愉悦的生命价值感。
许小颖：方言不应随波逐流
如果说乡愁是对故乡的深深怀念——怀念父老乡亲，也怀念温暖的乡音，那么，乡音就是母亲的呢喃，是故乡记忆的依托。当下中国所处的时代，正是人口频繁流动和城市化速度之快史无前例的时代，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而言，最大的乡愁，则莫过于传统乡音——方言的遗失。
在电视中，在广播里，在最通行无阻的网络世界中，普通话是中国人使用最为普遍的语言。相比之下，方言作为一种主流之外的“亚语言”，传承路径却愈加逼仄。在逐步失去大众媒体平台的依凭之际，方言作为一种曾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陪伴，正滑入岌岌可危的境地。那么，究竟方言的使用现状如何？我们又当如何应对？
曾几何时，在电视采访的镜头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作为方言忠诚维护者的上海人：采访的记者说普通话，当地人则自顾自地用方言回应；能够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甚至成为跻身当地社交圈的通行证。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上海父母选择与子女用普通话交流，大学校园里的上海学生已多半成了“只会听不会说”的“非典型”上海人。
连如此“心高气傲”的上海方言都面临危局，其他方言就更不容乐观。
在广西的一个小村庄，一位正在从事暑期语言调查项目的大学生录了一段八十岁老人讲的方言故事。据这位大学生介绍，她自己就生长在这个村，也会说这种方言，然而这位八十岁的邻居说的故事，她却听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的村子太大了，别家老人说的话我们听不懂。”
“你们村子有多大？”
“大概有两百多人吧。”
“两百多人也算大吗？”
“可能也有代沟的因素，年轻人接触新事物多，老一辈的很多用语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
通过这段对话可见，在流行语言冲击下，说同一种方言的年轻人和老人竟无法沟通，真可谓是“一种方言，一道鸿沟”。
在方言声调调查的过程中，还有另一种方言遗失现象。当我们要求受访者用方言念出被调查字时，即便是自认为方言地道的调查对象，也仅有三四百字的常用字以传统方言发音，其余往往用普通话语音类推方言语音。如今，青少年一代就算会说自己的方言，说的也是深受普通话影响的新方言。
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在长沙人当中盛行的“塑料普通话”。所谓“塑料普通话”，是在普通话中加入长沙话的语调、语气词和一些特别的词汇。这种具有长沙特色的普通话，正在逐步渗入长沙市民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分辨普通话和塑料普通话的不同，并在相应的场合选择性地使用两种方言。和有长沙口音的普通话完全不同，长沙方言的遗失催生了“塑料普通话”的出现，这是长沙人自主选择的新方言，他们希望借此留住一种特有的乡土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与方言遗失现象相反的例子发生在大学校园的宿舍里。当占到房间里一半人数的学生都来自广东，并且每日在宿舍说广东话，待到毕业之时，就连同宿舍的河北同学也受到濡染，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面临着最为猛烈的城镇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作为乡土文化重要载体的方言，其传承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深切感受到了方言的处境和可能带来的危机，不少保存方言和地方性文化的项目也陆续启动。
2008年10月，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录制项目。作为在政府层面实施的重大工程，该项目制定了科学规范的调查手册，并深入各地寻访老中青方言说话者，调查收集当代中国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普通话的实态、有声语料，并进行科学整理、加工和有效保存。而民间层面，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汪涵私人出资数百万元发起的方言调查“響應”计划，旨在对湘方言进行调查、分类、整理。这是社会力量参与语言资源保护的开端，名人的公益行为和明星效应也使得“方言保护”这一议题得以放大，在舆论场中备受关注。
然而，系统性、学术性的整理和保存只是方言保护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让正在逐步走向衰微的方言重新“活”起来。不少专家甚至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方言保护，是激活方言的传承和流通路径，而不是将其作为文物陈列在博物馆里。
目前，国家针对方言保护的方针政策正在逐步调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方针，政府、学校开始为方言的生存提供一定的空间。2011年底，广东省政府通过《广东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定》，规定广播电视方言播音要经过政府审批，引发了人们对“推普废粤”的担忧。随后广东省相关部门出面澄清说，不会限制方言播音，并强调弘扬包括粤、潮、客等方言文化在内的岭南文化和推广普通话一样，都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同年，厦门市出台《厦门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推进闽南方言与文化课程进入中小学，形成国家教育、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有机统一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这与以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的规定形成鲜明对照，也是方言遗失过程中教育部门保护方言的重要举措。
此外，一些城市也开始采取行动，一边推动城市务工人员自觉维持家乡方言，一边帮助这些家庭努力习用务工地语言。对于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而言，诸如此类的举措，既能帮助他们更有效便利地融入当地的生活，又能为他们留住寄寓在乡音里的浓浓乡愁。
政府職能部门或个人在宏观意义上对方言保存和方言保护的推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弱势方言使用的颓势。不过，要真正实现语言的活态传承，仍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尤其是语言教育的摇篮——家庭之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于方言的传承而言，家庭也是最基本的单位。在家庭中传承方言，既需要家庭在国家语言规划实践中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也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有自觉传承方言的意识，尤其是家长，更要坚持与子女用方言沟通。
对于移民城市中的外来家庭而言，方言要在异域将传统延续下去，却并非易事。以笔者本人为例，我出生于浙江平阳，受成长环境的影响，能讲温州话和浙南闽南话，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习用了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多年来培养形成了多语种交流的能力。但笔者的下一代却殊难继承这种多语言的传统——女儿在北京成长，到美国念书，除说普通话和英语外，只能听懂简单的温州话，浙南闽南话几乎完全没有接触。尽管强烈希望女儿能学会温州话，她却无论如何不愿意开口。这一过程也使我深感方言保护的困难。
“移家南渡久，童稚解方言。”事实上，无论如何时移境迁，方言保护的要诀仍是“事在人为”。年代的渐变，文化的迥异，环境的压力，很多时候会使生活其中的人无暇顾及传统与传承。但方言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作为归属的象征，却并不应当随波逐流。对个人也好，群体也罢，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好个体赖以维系的立身之本，也是给自己留下一方记忆里的美丽乡音与动人乡愁。
徐云方：乡村民俗，需要拯救
一头耕牛，一袭蓑笠，一湾泥水，一缕青烟，一段乡戏……这是我们对儿时乡村的美好记忆，但不限于此，戏声悠悠，突然想起迅哥儿绍兴的社戏，多么令人眼馋的习俗。虽然无福享受，但在字里行间就能感受到那些令人神往的习俗。记忆在尘封里发酵。我们在不断成长，也在不断忘记，但在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有些东西，是任由岁月淘洗冲刷都无法抹去的，那便是乡俗。
而乡俗里，特别是在农村，你总也绕不开家乡戏而单独来说乡俗，那是一代人的整体记忆，不管你喜欢还是厌恶，戏里的乡村总是让你记忆深刻。特别是“家乡戏”系列的出品，更是让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萌动发酵，突然间，“乡愁”就开始酝酿了。然而，当我们每次回乡，都有不同的感受，或者是渐进式的感受，家乡戏被搬上了荧幕，而乡里的戏声渐唱渐微，甚至慢慢消失在乡土中国，心里总不是滋味。乡俗在现代里迷失。不仅是家乡戏，还有更多的乡村民俗，从热闹走向“清净”，以至于慢慢迷失。笔者的家乡在鲁西南，那里是一个“戏曲窝”，因为地处几个省的交界，所以戏曲种类多元。早些年间，那里的乡民总是面临幸福的烦恼，豫剧、黄梅戏、山东梆子等戏种，选哪一种，就会忽略另一种。“唱大戏”可谓是鲁西南一道别致的风景，每逢红白喜事，都热闹非凡，一是因为人多，二是因为还能吃到好吃食，三是还有大戏看。不管是否有钱，办丧事时，总会请来乡村“专业”戏曲表演者，唢呐一响，整个村子都沸腾了，丧事却是这般讨喜，当真不多见。然而，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好转，以“乡戏”为代表的乡村民俗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难得回乡，碰上谁家办丧事，戏不唱了，电影也不放了，就是简单吃一顿了事，有些怀旧的，可能还会请人来热闹一下，但早已不是戏声悠悠了，他们的地位被流行歌曲所取代，想听曲儿，已然不易。其实，笔者并非胡乱怀旧之人，与时俱进当然是好事，我们不能将自己对某种文化现象的叹息强加于人，毕竟习俗的存留有它既定的规律，不放任也不苛求，这是对待传统农村习俗的合理心态。
我们只能延缓某些习俗的衰老，不强行干预才好，在适当的时候拯救一下，或许是对先人最好的交待。拯救乡俗，不能止步于“乡愁”，需要更多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城市新风尚不断给农村注入活力，但同时也将农村旧习俗驱逐到主流生活之外，“边缘化”的农村乡俗不能只出现在诗篇里，或者离人的回忆里，应该逃离“要么存活，要么死亡”的怪圈。留住乡俗要靠自觉。如果你不愿意去做某种事情，却又不得不做，到最后的成果一定是不伦不类，因此，农村乡俗是不是有留存的必要，还是乡民说了算。但有时候，中国乡土孕育的不仅是美好的习俗，还有乡土文化孕育的短视行为，人们对于习俗的重要性并没有很深的认知，因此，自觉之外，还要靠外力推动。这个外力可能是乡贤，也可能是政府行为，单纯的自发行为太散，或许还没有等到人们乡俗情结酝酿完毕时，乡俗已然不在了。因此，政府除了大力建设文明城市的同时，应该把繁荣农村文化市场放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钱与物的多少决定着留住乡俗的程度，但关键是政府的态度，只要多加留意，农村乡俗并不会大面积流失，离人乡愁也不再仅仅是“过往的美好”。戏里乡村，应该有耕牛，有蓑笠，有泥泞，有炊烟袅袅，有乡音阵阵，营造这样的氛围，乡俗不可或缺。
程正龙：充分发挥“乡愁”的精神力量
从出现在余光中的诗歌中，到如今被媒体反复提及、凝聚越来越广泛共识，乡愁从来都是我们心底难以抹去的情怀。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不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落正在凋敝，一些传统乡村文化正在流失。如何保护历史文化村落，留住乡愁与发展乡村如何实现共生共赢，这是摆在乡村振兴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时光流逝，历史在发生变化。乡愁从抽象的感情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表达。从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到乡愁旅游线路市场发掘，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到个体情感的释放，都能找到让乡愁安放的意义存在和价值空间。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从这个意义来看，乡愁就是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事实上，记得住乡愁是人们追求更加富足的精神生活的必然要求。而这也应是支撑乡村振兴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或许有人会说乡愁只是一种情怀，不能当饭吃，但是乡愁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农村发展的“助推器”。要从乡愁中汲取振兴乡村的力量，就要在准确理解乡愁的基础上，充分释放它的精神动力，让情感得到共鸣，让价值得到认同，让更多有思想、有情怀、有能力的乡贤返乡，让更多的资源汇聚到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传承之中，推动乡村振兴从战略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只有保护好传统村落，延续历史文化脉络，才能真正实现“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才能让乡村振兴拥有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
各地过年乡俗一览
当孟浩然游历在外，“蓟门看火树，疑是烛龙燃”方发觉“异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在中国，各地过年习俗各有特点，乡俗不一。
重庆 每年除夕夜，重庆华岩寺都会迎接上万名来寺敬香礼佛的市民。震耳欲聋的礼炮声、五彩缤纷的烟火，寺内人头攒动，大家采用烧香、敲钟、灯供、拜金佛等传统形式为家人和朋友祈福。
汕头 每逢过年，汕头市南砂乡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游灯盛会，当地男女老少提着写有自家姓氏的灯笼，穿梭在村中巷陌，到处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汕头游灯风俗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旨在祈求新年五谷丰登、百姓康泰。
三水 广东三水史书有话“正月初一花朝节，女子红妆祀花神”。古人以农历正月初一作为百花的生日，故称这天为花朝节。
北京 只要在北京这地界儿上过大年的，不去庙会逛上一逛，就如同在年三十夜里头熬稀粥——不像个年样儿。庙会上冰糖葫芦、兔儿爷，大红灯笼、吹糖人、玩杂耍、敲大鼓，应有尽有……
即墨 古老的祭祀仪式、盛大的祭海典礼、原始的三牲祭品展……在山东省即墨市田横镇，已有500余年历史的田横祭海节祭海典礼是春节后即墨人最重要的活动。
霍州 霍州古城历史悠久，千年传承，各个村镇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手表演绝活，来自三教乡库拔村的霍州秧歌就是其中的一种，主要流传于山西省霍州一带，载歌载舞，有很浓郁的乡土气息。
杨桥古镇 常州杨桥古镇百年前商贾云集、贸易发达，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每年农历春节，这里会举办庙会，“杨桥调三十六行”民俗表演总会适时上演，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来此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