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中国史是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一门学科，也是最富发展潜力的一门学科，其优势和活力主要表现在能够充分借鉴、运用和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当代中国史学科中提倡跨学科研究，一方面是指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宽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范围，从而更好地体现当代中国史学科的整体性、综合性；另一方面是指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新的视角或新的思路拓展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度，增强其学术性与科学性。越来越多的学术实践表明，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自身的进步已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
[关键词]当代中国史学科建设跨学科研究
[中图分类号]K27；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2－0039－07
当代中国史的学科特性与跨学科研究的特色
在以往的“通史”概念中，通史即“纵通”，意指贯通古今。但是“通史”还有另一个层面上的意义，那就是“横通”。如赵翼称司马迁的《史记》是“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赵翼所说的“全史”就是指《史记》记载范围的广泛。尽管当代中国史“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科，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研究方法和独立的学科理论”，学者们对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内容与任务等方面的认识也还存在分歧，但对国史“通”的特性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凡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民族、社会、人口、宗教、疆域、地理、区划、灾害、气候、生态、资源、军事、国防、外交、对外联系和国际反应等各个层面，均在研究范围之内。
作为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新学科，当代中国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从而决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对象处于过去与现在的交界，既不同于已经远离现实的历史研究，也不同于对现实的零距离研究。当代史家若以“求真务实”为治史要务，就必须把当代中国史作为一门严谨的学科来建设，而不是只对现实做浮光掠影的考察，“要使当代史具有永久的价值，那么对当代各种事件的分析就必须具有‘深度’，而这种深度分析丝毫不亚于(甚至要超过)任何非当代史的研究。”学术性与科学性亦是当代史的学科取向，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史研究必须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诚然，当代中国史研究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应该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但它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不同，当代中国史研究更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借鉴一些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从当代中国史的学科特性来说，一些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具有更强的适用性。一方面，从研究内容的综合性、整体性来说，“当代中国史研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境内社会与自然界发展变化为对象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距离现在很近，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发展着。”它不仅涉及1949年以后的中国史，还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军事学、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环境学等多个学科，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从跨学科研究对史料的要求来说，当代中国史学科的现实性为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因为跨学科方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眼光向下”，依靠的不仅是档案文献，还需要做大量的社会调查。在跨学科的背景下，“史料”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不仅包括可以在各级档案馆查阅到的档案文献，还包括对一些口述史料以及研究者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的现场观察记录等。
跨学科研究打破了现代学科划分过细的研究壁垒，有助于以开放的学术视野进行学术研究。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因此研究视野应该更加开阔，研究方法应该更加多种多样。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提倡跨学科研究，一方面是指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新的视角或以新的思路加深理解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对象，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另一方面是指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宽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范围，更好地体现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整体性、综合性。跨学科研究相对于当代中国史研究不仅仅是一些具体方法的借鉴，而且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体现。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运用跨学科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青睐表明，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自身的进步已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跨学科研究可以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跨学科绝不是多学科的简单合作，肤浅的、不融通的跨学科研究会使学科失去专业特色。因此，在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当务之急就是认真反思并总结跨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局限性，以促进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发展。
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宽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广度，更好地体现当代中国史学科的整体性、综合性
当代中国史是“全史”、“综合史”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史研究者的共识，而且研究者们开始致力于探讨如何拓展当代中国史的研究领域。有学者针对目前国史对社会动态和现状研究不足的问题撰文指出：“必须改变这种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研究现状，加大力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打破以往的当代经济史、当代政治史和当代文化史三足鼎立、三分天下的研究格局，把当代社会史研究摆到重要的位置上。”同时呼吁要从“小社会”人手，“‘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切入点，也就是‘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既要重视国家层面的决策过程，又要重视社会层面的反应和动态，这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跨学科研究不仅能开辟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能够解决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课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总体史观”为跨学科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即提倡研究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人类历史发展多方面在内的“总体历史”，这就需要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合作。如社会学以研究当代社会为主，对社会现象提出了大量概括性和原则性的认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原理、概念和方法。前苏联史家米罗诺夫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一书中曾提出，历史学与社会学合作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范畴，重新解释历史资料；二是一开始就借助社会学的全部方法来认识历史现象。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心理关系和规律的学科，以解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己任。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关注的是微型社区，最终反映的是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变迁。在西方，几乎所有取得进展的历史研究都借助于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在跨学科的背景下，史料取材范围极其广泛，不但包括公开发表的政令、法规、公告、文件和目前可以在各级档案馆查阅到的档案文献，而且还包括散落在民间的私人笔记、日记、手稿等，包括口述史料以及现场调查记录等。运用这些新史料进行国史研究，必然会有新的突破和进展，确如美国学者伊格尔斯所言：“当历史学家开始挖
掘新资料时，他们不仅探索表达清楚的历史，而且，也探索表达不太清楚的历史。这些新资料能让人认识大众生活和大众文化以及非意识的领域。”例如，近年来中国一些学者开始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人民公社，通过对以往被忽视的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工分制、家庭副业、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反应等研究，在吸收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跨学科的研究理念并占有大量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让历史文献与口述资料互证，取得了更全面、更完整的研究成果，因而更具有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如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等。
在跨学科方法的指引下，学者们走出书斋进行社会调查，寻找到大量弥足珍贵的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生活的历史资料，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增添了活力，开拓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在这种新的研究理念的支配下，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当然，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当代中国史，并不是说政治史研究不重要，政治史研究仍然是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环，但是如果能够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考量政治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就可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从社会的动荡中找到内在原因，进一步深化原有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跨学科研究本身所含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解析方法对当代中国史研究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当代中国史处于历史与现实的融会点上，研究主体如何根据当代中国史的特点，在历史和现实的融会点上构建自己的问题意识?纯粹的历史叙事或孤立地对现实对策的探讨，都会影响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要想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就要求研究者借鉴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推动其问题意识的转型。例如程漱兰的《中国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就是一部运用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综合研究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发轫之作。该书运用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精当详实的史料深刻分析和全面总结了当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当代中国史研究只有在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的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去理解和认识，才能更加全面和深刻。伴随着跨学科方法的引进，我们将会逐渐看到当代中国史研究呈现出从宏观研究向区域研究、城市研究向农村研究的拓展；内容上从政治、经济、文化向社会组织、社会风俗、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拓展。
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发掘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度，增强其学术性与科学性
尽管当代中国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当代史研究是一门学问，是一项学术性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更不是宣传工作”，不能违背历史学的学术规范、科学理念和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是史学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史学科学化的重要手段。因此，跨学科研究在拓宽历史研究广度的同时，必须不断发掘历史研究的深度。有学者认为，“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即利用心理学的发现，特别是利用心理分析的各派理论来研究的历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心理史学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上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作用、影响。以下将从心理史学方法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效用方面做一重点分析。
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有两次重大转型，即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而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社会心理的巨大变迁，同时，社会心理的变化也深深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1949～1956年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不能不考察当时的社会心理。如果不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领导的变化，就无法说明在新政权刚刚建立、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如何能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完成，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施的结果，当时的社会心理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前，向往社会主义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得以完成。目前，社会心理研究已经引起国史学界一些学者的重视，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也有了方法论的自觉，但还远远不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社会心理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察社会心理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是当代中国史研究应予以关注的重大课题。
英国史家彼得·伯克曾经对心理学理论对史料考订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对当代中国史史料的处理同样如此，传记、回忆录和日记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可以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对象加深理解，但关键是如何有效地使用它。心理史学方法往往受制于心理学理论，比如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偏颇之处可能导致应用中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如以美国学者卢西恩·派伊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牵强附会的成分较多。因此，如何判断和确定心理学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便成为关键性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但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效能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学家不一定要做心理学家才可以利用心理学的发明或学说。这种发明和学说必然可以对历史学家贡献一种新的见解，而新的解释则可以帮助历史学家纠正许多误解，改正存在于历史著作中许多陈腐观点。”
当代中国史学科的现实性为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
跨学科方法的学术理念是“自下而上”，可以为历史研究开拓广阔的学术空间，当代中国史研究具有丰富的资料来源，其中社会历史调查是最重要的渠道。社会历史调查是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各种手段直接获取社会历史现象的各种信息和数据，并通过对信息和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形成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规律性认识。由于当代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大量的空间场景可供我们实地勘查，丰富的民间资料等待我们收集、整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依然健在，为我们倾听各种历史表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通过社会历史调查能够获取图书馆里得不到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1956～1964年，在我国开展了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次调查主要是围绕社会结构、民族族群变迁、分布地域、经济生活、语言文字、心理素质等展开的，是由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及其众多部门与领域共同参与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这次调查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几部。此外还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这次社会历史调查不仅为民族识别提供了历史依据，而且基本廓清了民族地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基本上反映了民族地区的社会状况，比较详细、忠实地记录了各民族历史和现状，因此对新中国的民族发展史进行研究，这些调查所得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从这些调查中我们可以得到方法论上的一些启示：社会历史调查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丰富国史研究的资料，逐步完善当代中国史的学科门类。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关于当代中国史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库可以说是目
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有些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如社会学学者孙立平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就是从田野中直接获得研究材料，从分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人手，对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深层次的解读。
计量史学方法曾在史学界掀起过一场“计量化革命”，但计量史学是从数量关系上辅助历史研究揭示事物本质的，所以要求详尽而准确的数据，否则将会适得其反。赵光贤在分析计量史学的局限性时曾指出：美国由于历史比较短，政府的档案、记录比较完备，可以搞计量史学。至于年代久远的国家，历史书籍虽丰富，却缺乏第一手的精确数字，即使统计出一些数字来，多半也是出于估算、推算，难以成为信史。而当代中国史以1949年以后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新中国各级各类专门的统计机构为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如针对一些学者对1959～1961年自然灾害的不同看法，陈东林在《“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一文中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以确凿的数据反驳了“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的说法。
计量史学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表现为对数量型材料的运用，而且发展为对纯文字材料进行分析的“文献分析法”。如日本学者村田忠禧在《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用字和用词的频率进行了统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变动。村田忠禧认为，作为能够表现各个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对时代认识的政治报告，形式和内容都相当规范，是进行计量研究的极好素材。他还撰有《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统计了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的变化。这些基本词汇的变化“可以宏观地观察历史变动。这些数值所显示的结果不是推翻过去对历史的解释，而是进一步地补充”。他表示将进一步采用同样的方法，对一些关键词汇进行分析，对当代中国史进行深入研究。由于当代中国史的现实性特色，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
结语
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经说过：“历史学中的新趋势是对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反应。惟有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才可能使历史学有所发展。”而且“对这些新方法进行试验是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许还确实是历史学的未来所系”。作为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当代中国史研究更应从这些新方法中汲取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其发展进程中，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这既是当代中国史学科的特性所决定的，也是当代中国史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跨学科研究是对传统史学研究理念和方法局限性的超越。大力提倡跨学科研究，目的在于不断拓展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视野、确定新的研究范畴、构建新的论述体系以及对新材料的获得和运用，使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更富于多方面的价值。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跨学科研究对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能够拓展学科研究的理论视野，丰富其研究途径，为学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如果应用不当又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学科的重心位移，使学科自身丧失主体地位，甚至面临自我消解的危机。这样，就有了跨学科方法介入的限度问题。应用者必须明确：“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新方法无疑很粗糙，还有待于不断完善”，否则的话，“便要冒一场有失去自己地位的风险，既不成为一门科学，也不成为一门艺术，只能成为一门‘业余爱好’而苟延残喘下去。这样的历史学无疑还会受到尊重，而且非常流行，但被剥夺了真正的意义，失去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能力。”因此，在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建设中，既要继承传统史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又要积极地吸收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任何方法都要在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下运用，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仍是当代中国史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
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既有优势，也有局限性。对于跨学科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我们应该主要借鉴其方法，吸收其研究理念，而不是停留在新概念、新名词的生搬硬套方面。这就要求国史研究者要对知识进行整合。这种整合要求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是跨学科的，即要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当代中国史研究。当前，在当代中国史学界，一些学者有注重拓宽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意识，但不注意或很少注意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所需要的跨学科知识结构的培养。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优势和活力主要表现在学科整合方面的得天独厚，即它本身方面的特质，使它能够充分借鉴、运用和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另外，身处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要互相交流，共谋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荟萃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等不同方向和不同层次的学者，各有专业特长，如果缺乏沟通和交流，就会形成独守一隅、各自为战的局面。避免板块式的分离而达到一种有机的融合，是关系到当代中国史学科能否健康发展和如何健康发展的重大学科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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