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凯恩斯学派,有时又叫做“剑桥派凯恩斯主义”,一般通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是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其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近年来又取得若干令人瞩目的新发展。本文拟对其方法论思想特征及其近年来的新发展做一较为详细的追踪梳理与考察分析,并探讨其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所具有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8000309
一、后凯恩斯学派以往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后凯恩斯学派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力图通过复兴古典经济学传统来推进“凯恩斯革命”,进而掀起反对新古典经济思想回潮的“反边际主义革命”(AntiMarginalist Revolution)理论运动中形成的。这一学派从一开始就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新古典主流派的鲜明特征。
第一,他们拒绝抽象的、原子式的经济人假设,代之以具有特定社会内涵的组合行为主体。经济学如何刻画和设定“人”这一行为主体,始终是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将人视为脱离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简单、抽象、均质的行为人,这遭到后凯恩斯学派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人并非是一种抽象物,现实中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之下,这种社会结构包含了制度、惯例、阶级和国家等等因素,而处于不同社会结构背景下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将是不同的。如果抽象掉这些因素,将难以揭示人的行为方式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人还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经济活动总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在这种相互关联的行为当中,才能准确地把握个体的行为规律与特征。所以,对于行为主体不能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也不能采用简单的集体主义方法论,而应当坚持“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思想原则。
第二,他们摈弃理性行为假设,代之以“惯例”、“经验”等行为规则。理性行为是主流派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假设,其分析体系往往从理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人们在各种经济环境下的基本行为规则,诸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等,进而运用数学优化方法论证实现这种最大化或最小化的均衡条件。可以说,理性假设是贯穿主流派经济思想体系中的一条“红线”。然而,后凯恩斯学派对此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这一假说高估或理想化了人的行为能力,人们不可能总是经过谨慎的分析、明智的判断、准确的预期和精确的计算,做出最佳的经济决策。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经济是一种处于历史时间中的过程,其未来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无法为人们所完全认识和把握。所以理性规则没有用,现实中人们往往依据经验规则(rules of thumb)、惯例(convention)、常规习俗(habits or routines)、甚至血气冲动(animal spirits)等等来行事。这些程序看似与新古典的理性行为格格不入,实际上恰是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明智选择,它反映了一种“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因此,要想恢复经济学的现实性品格,就必须用“惯例”、“经验”的行为规则或者程序理性假说来取代完全理性行为假说。
第三,他们坚持以生产、供给为重心,反对市场供求均衡分析方法。所谓以生产和供给为重心,就是不再把经济学视为以研究市场交换和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科学,不再采用供求分析的均衡方法和边际分析的优化方法来确定价格决定、收入分配等问题,不再把供求分析方法简单地推广到宏观层面,而是着重从生产和供给方面来研究这些问题。正是基于这种不同的分析视角,使凯恩斯经济学家对于现代经济的运行描绘出了与新古典模式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例如: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交换经济,而是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的生产经济(monetary production),这一经济不可能有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它总是动态、单向地向前发展的,并且这种特点乃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一切不确定性的根源。再如:经济主体的角色主要表现为生产当事人,或者是工资劳动者,或者是资产所有者和投资者,他们之间在生产领域的关系决定了收入分配。这种分配关系既通过加成机制决定了微观相对价格,也通过工资谈判机制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而生产的部门结构关系会同时决定实际总产出及其分配格局。这样,无论是传统的马歇尔剪刀式的定价模型,还是流行的总供求模型,就都无立足之地了。
第四,他们坚持从现实出发的方法论原则。尽管没有哪一派学者公开否认经济研究应该紧密联系现实这一原则,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研究工作中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能够始终一贯地坚持现实主义的方法论。罗宾逊夫人曾指出,主流经济学传统中产生了“一些坏习惯”,“总是习惯于建立模拟的代表现实的模型”,而不考虑这些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相符合,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完全竞争模型。与此不同,后凯恩斯学派坚持从现实出发,不回避现实中的矛盾和难题,不屑于为了追求理论模型的完美性、对称性而牺牲其现实性。当然,他们并不反对理论抽象。“经济研究需要抽象分析和建立模型,而建模就意味着简化”,1∶1的地图对于旅客是没用的。问题在于抽象要有科学限度,即必须保留现实的本质特征,像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关系,就不能被抽象掉。而新古典理论之所以缺乏现实性,恰恰就在于它完全回避了这些特征,为了追求理论模型的完美性而牺牲了太多的现实因素,从而犯了抽象过度的毛病。
第五,他们反对将数学式的演绎建模(mathematicaldeductive modeling)方法普遍地应用于经济分析。应该说,后凯恩斯学派一般地并不反对在经济研究中使用数学方法,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也常常采用他们认为是适当的数学方法,无论是早期的卡莱斯基、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还是后来的许多学者,都是如此。他们这样运用数学方法实际上是把它作为对复杂现实进行适当抽象分析的一种工具。所以,只要肯定科学的抽象分析的必要性,就不会否认适当运用数学工具的必要性。那么,他们所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反对的是滥用数学,即把数学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普遍化的、甚至是惟一的工具。他们认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主流派无历史、无时间、无货币的所谓一般竞争均衡模型,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数学游戏,没有包含任何有价值的思想。
上述共同特征是后凯恩斯学派在反边际主义的旗帜下所形成的基本倾向,它们构成了这一学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当然,其内部不同学者由于思想背景与研究视角不尽相同,也存在着具体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的区别。虽然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分析中一般都包含有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但是他们在时间视角方面的着重点却不一样。美国的后凯恩斯学派,即所谓凯恩斯学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 Keynesians),以及由卡莱斯基―罗宾逊等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属于短期分析,而斯拉法等人为复兴古典传统所从事的理论建构则主要属于长期分析。前者更注重对于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不稳定性、非均衡性等等状态的分析,后者主要是沿袭古典学派的“引力中心”(centre of gravitation)分析传统,注重探讨经济在恒常的稳定状态下所可能有的各种性质与特征。其二,关于货币的经济作用评价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学者十分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认为货币是现代社会中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制度工具,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注重长期分析的学者则不大重视货币的作用与职能分析。在他们看来,在引力中心的状态下,货币对于商品自然价格的决定是不起作用的。其三,对于预期因素的关注程度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学者必然要重视预期因素的作用,因为在这里经济主体的决策离不开预期。这就需要研究预期的形成机制、经验、惯例、未来不确定性与预期的相互影响,血气冲动与创造性等等因素对预期的影响。而在长期分析的体系中,经济具有自动趋向“引力中心”位置的特性,故而预期因素的作用空间基本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