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尽管越南战争的大部分历史描绘了南越女性作为受害者、妓女或游击队员，但本文将探讨她们努力制止战争并为国家带来和平的贡献。南越妇女们站在佛教努力结束敌对行动和参与无数的抗议行为中心，甚至自焚，为实现和平而不懈奋斗。她们参与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加入和平运动的女性通过牺牲自己来拯救国家。为和平而努力仍然是她们的主要动机，但是有些女性可能相信通过摧毁自己，她们永远可以逃脱父权制和转世。
关键词：佛教徒妇女；佛教；南越；反战
一、南越佛教徒危机爆发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支持一位名叫吴庭艳的天主教徒，扶植他作为南越的总统。在越南南部，佛教大约占1963年国家人口的70%至90%。美国认为他的宗教信仰深厚，便让他设置天主教徒会来保护越南南部的宗教信仰自由，但他却用自己的权力来镇压佛教并宣扬天主教，吴庭艳总统的亲天主教政策使许多佛教徒产生了敌对心理。作为天主教少数民族的一员，他的政府在公共服务和军事升迁以及土地分配，商业利益和税收优惠方面都偏向天主教徒。吴庭艳曾经告诉一位高级官员，忘记他是一名佛教徒，“把你的天主教官员放在敏感的地方，他们是值得信赖的。”越南共和国军队的许多军官都改信天主教，相信他们的职业前景依赖于天主教，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许多人都被拒绝晋升。此外，为打击越共游击队向村民自卫民兵分发枪支的做法，政府便把武器只交给天主教徒。一些天主教神父甚至招募私人军队，并在一些地区抢劫、炮击和拆除宝塔。这导致了一些佛教村庄集体转变为接受援助或避免被吴庭艳政权强行重新安置。
天主教教会是该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法国人对佛教施加的“私人”地位，需要官方许可进行公共活动，并未被吴庭艳废除。教会拥有的土地免于土地改革，天主教徒事实上也免除了所有的其他公民履行劳役的义务，公共支出不成比例地分配给信仰天主教的大多数村庄。在吴庭艳领导下，天主教会在财产收购方面享有特别豁免，这引起了佛教徒的强烈不满。梵蒂冈国旗经常在南越的主要公共活动场所中飘扬。早在1956年1月，吴庭艳颁布了第46号令，允许“被认为对国防和共同安全构成危险的个人将被行政命令限制在集中营”。这一命令用于持反对意见的佛教徒。南越政府禁止佛旗飘扬，导致1963年9名佛教平民被枪杀，最终导致佛教危机。
1967年5月，一位佛教妇女在越南南部的西贡自焚，宣布她打算利用她的“身体作为火炬，消散黑暗，并为越南带来和平。”尽管很少有历史学家研究过越南南方的反战运动，但她突如其来的死亡，表达了和平活动家们对这个国家肆虐的冲突感到的痛苦，并突出表现了南越妇女在佛教和平运动中的作用。事实上，尽管佛教徒在整个战争期间为和平而战斗，但大多数关于冲突的叙述都讨论了这场斗争的军事方面，很少有人关注旨在结束敌对行动的企图。同样的，虽然近年来人们对美国和越南妇女的军事贡献写了更多的文章，但很少有人提到那些在战斗中充当步兵的妇女。许多评论人士注意到越南妇女在战争期间和外国侵略期间地位的提高。一句越南的谚语说：“当战争打到家门口时，即使是妇女也要战斗。”这说明每一个越南人都需要抵抗外部的威胁。在越南战争期间，南越妇女便继续这一历史传统，加入民族解放阵线和北越军队。一些历史学家估计，参与民族解放阵线的妇女数量多达50%，而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妇女博物馆里，有大量的关于妇女战斗的照片和展览，这些照片和展品都有力地传达了维护家庭和国家的英雄女性形象。
二、越南妇女和越南佛教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宗教伦理和对父权制抵抗的结合，导致许多妇女接受南越日益增长的和平运动。进入二十世纪后越南妇女感受到与日俱增的权力意识，她们在同情和非暴力的传统佛教信仰中成长，她们希望从毁灭性的战争中拯救他们的国家。当她们的宗教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重新定义自己时，一些佛教徒断言越南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来实现对独立的追求。对于二十世纪的佛教女性，尤其是与女性和同情心联系在一起的流行态度，给她们注入了强烈的愿望，通过在社会上积极运用佛教教义来帮助他们的人民。越南佛教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妇女的宗教，而越南的慈悲菩萨观音，亦是一个女性神。据一位学者说，大多数越南人认为女性同情心更大。她对结束人类苦难的强烈兴趣，增强了妇女作为国家同情解放者的形象。她的雕像装饰着南越几乎每座宝塔的庭院，而且经常会看到妇女祈求她的代祷。
虽然非暴力和慈悲为怀構成了佛教的精髓，但越南人期望妇女为人类服务。然而，这并不代表生物决定论。相反，越南人一直在社会化，认为妇女仍然比男人更有同情心，并以压倒性地的观点赞同越南妇女的仁慈本性。事实上，许多妇女将这一普遍信仰内化，视自己为佛教徒的代理人。越南修女的主要目的是为佛陀和人民服务，表面上导致了屈从和矛盾的生活。当一个女儿因为失去了谋生能力和与家人的分离而加入寺庙时，她们普遍表示遗憾。然而，她们也感到自豪的是，女儿已经决定为自己的宗教工作，并赞赏她服务社会和从佛教中获得更多的灵性。然而，进入修道院也代表了逃避父权制的第一步，因为尼姑庵倾向于高度自治。修女们遵循艰巨的修道院规章和政策，包括严格的饮食规则和比对僧侣强加的更严格的日常安排。更重要的是，她们必须满怀爱心和仁慈，从不表现出愤怒或敌意。因此，修女们在她们的尼姑庵中获得了姐妹情谊、权力与和谐感。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入了宗教秩序，但是由于不遵守规则而被开除仍然是非常少见的。大多数人声称，她们没有丈夫或孩子，但没有觉得有损失的感觉。相反，她们对生活在志同道合的社会中表示高兴。事实上，有的修女觉得为了佛陀放弃婚姻和家庭是自己崇高的使命。
考虑到大多数人加入到尼姑庵的集体愿望是来实践同情心和帮助人们，以实现社会的平等与和谐。有些妇女甚至接受了佛教中的从属地位，部分原因是佛陀对神职人员入学的矛盾心理，同时也由于亚洲妇女的次要地位。没有关于妇女在越南佛教中地位的一般协议存在。一些僧侣和修女强调男女平等，而另一些人则主张男性和女性的优越性是迈向启蒙的一步。然而，尽管结构和规则的区别，人和妇女有平等的地位，因为所有人都拥有佛陀的本性，并努力结束痛苦。谭浩泰否认妇女在越南佛教中地位较低的说法是 “西方误解”。他断言妇女必须遵守比男性更多的规章制度，因为妇女遭受了更多的规则。因为男性掌权是佛陀时代的传统，僧侣和修女接受了不同的待遇，但是，修女比男人有更好的精神精神。其他修女辩称，她们比僧侣获得更多的尊重，因为她们在社区工作，支持慈善组织、穷人和残疾儿童。
尽管佛教的等级结构表面上授予男性更多的权力，但妇女在为自己开辟独立空间的同时，也从事各种反抗父权的行为。越南修女经常对男性主导的社会表示保留，同时主张她们与男人平等的感觉。事实上，有一位修女辩称，当男人进入修道院时，女人失去了力量。她辩解说，妇女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在社会上她们行使较少的权力。为了结束战争，并决心减轻人民的巨大贫困和比例失调的财富，迫使无数的佛教徒妇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对南越政府（GVN）。反战运动的大多数成员把法国人和美国人视为侵略者，他们把他们陷入不必要的战争中，以建立对他们国家的霸权。此外，在越南战争期间，反战武装分子断言，南越被卷入了美国和共产主义中国之间的一场代理战争，越南人对此几乎没有控制权。她们认为，和平、独立和正义只能伴随美国人离开她们的国家而来。
参考文献
[1]Karen Gottschang Turner，Even the Women Must Fight：Memories of War from North Vietnam，New York：Wiley，1998.
[2]Nguyen，“Woman and Buddhism in Vietnam，” 14–31；and Thich Man Giac，interview with author，Los Angeles，California，March 2002.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