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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佛教艺术”与“藏汉佛教艺术”
近年来，藏传佛教艺术于世界佛教艺术研究领域和艺术市场均异军突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前几年，上海藏家刘益谦先生用天价买下了一张明代永乐年间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更令全社会开始特别关注明代的汉藏佛教艺术精品。颇为令人吃惊的是，与这幅永乐年间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类似的，而且现今依然保存于世的明代汉藏佛教艺术品，其数量相当可观。两年多前，笔者曾在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近年已改名为Giuseppe Tucci博物馆）中观赏了Tucci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多次入藏考察时携回的二百余幅唐卡，其中可以确定为明代的唐卡作品就有二十余幅。近年来，类似的藏传佛教艺术品于世界各地不断有新的发现，除了唐卡以外，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出品的金铜佛像也是其中极其珍贵的藏传佛教艺术精品，而其数量之大也同样不可小觑。
近一二十年来，佛教艺术史家们对这批明代藏传佛教艺术品做了精湛的研究，充分揭示它们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完美地融合了汉藏两种佛教艺术传统，是故西方的艺术史家们通常把明代出现的佛教艺术品，特别是金铜佛像，贴上“汉藏佛教艺术”（Sino-Tibetan Buddhist Art）的标签，说明它们是中国古代汉藏佛教艺术交流、交融的结晶。而细究起来，“汉藏佛教艺术”这个名称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既有明显的不同，但又难以截然分离的佛教艺术传统：一是深受中原汉地艺术风格影响的藏传佛教艺术；二是深受藏传佛教图像和艺术影响的汉传佛教艺术。因此，晚近又有西方学者建议分别用“汉藏”（Sino-Tibetan）和“藏汉”（Tibeto-Chinese）两个不同的名称来表征汉藏佛教艺术的两个不同方向。其中，“汉藏佛教艺术”指的是那些在西藏生产，其图像学特征明显是藏式的，但却反映出明显的汉传佛教艺术风格的绘画与雕塑。而“藏汉佛教艺术”则指那些在汉地生产，但其图像特征和艺术风格带有明显藏式影响的佛教艺术作品。“藏汉佛教艺术”传统事关图像学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的融合，而“汉藏佛教艺术”传统则主要是艺术风格的合流。
尽管，佛教艺术史家们对“汉藏佛教艺术”有如此细致的区分，但真要从明代流传至今大量的汉藏佛教艺术品中明确地区分出这两种不同的传统，则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事实上，在汉地制作的藏传佛像与在西藏甚至尼泊尔等地制作的藏传佛像，二者的形制十分相近，即使是专业的佛教艺术史家也很难仅仅依靠对传统艺术风格的把握，将这两种传统的艺术作品精确地区分开来，更不用说是非专业的普通鉴赏者了。
笔者从事汉藏佛教历史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了，虽然对于佛教艺术史是外行，但接触金铜佛像等明代汉藏佛教艺术品也有近十年了。从研究汉藏佛教交流史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但重视相关的汉、藏文文献资料，而且也同样关心与这段历史相关的艺术、图像等实物资料。以往学界对藏传密教于明代中国传播的历史所知甚少，甚至很不情愿相信像永乐这样有作为的皇帝也曾经是一位藏传密教的信徒，更想不到藏传佛教在他的支持和倡导下，曾经在中原得到了十分广泛的传播。可是，随着今天大量明代，特别是永、宣年间的汉藏佛教艺术品的再发现，以及大量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发现和认定，这一段长期被遗忘和忽略的历史重新被人记起和重视。人们终于认识到，藏传佛教于明代中国的传播是汉藏两个民族、两种佛教文化传统之交流和交融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非常值得珍惜的佳话。
也正是從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对汉藏佛教艺术及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觉得研究明代藏传佛教艺术，除了要研究它们作为艺术品的价值和意义以外，它们还具有比艺术更高一层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些作品除了反映出明代汉藏佛教艺术于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所取得的成就之外，它们还形象地反映出了汉藏两个民族在文化、宗教和艺术上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历史，而这是我们今天加强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共建我们的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多年以前，我们曾经借出版李巍先生收藏的金铜佛像图录《汉藏交融：金铜佛像荟粹》（中华书局2009年版）的机会，提出过“汉藏交融”的概念，今天我们试图将对汉藏佛教艺术这个问题的讨论提高到更高的层次，也就是建构我们共有的国家的文化认同这一高度。
何谓中国文化？
那么，何以在研究汉藏佛教艺术时，我们会联想到对国家的文化认同问题的讨论呢？汉藏佛教艺术以及它所反映出来的汉藏交融的特点，又与国家的文化认同有什么关联呢？在此，我们暂且放下汉藏佛教艺术，先来讨论一下国家的文化认同问题。
什么是国家的文化认同呢？什么是中国文化？进一步来说，谁是中国人？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有些人或许更愿意说自己是西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或者会更经常地被别人称为蒙古人、西藏人、维吾尔人。我在国外碰到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有意无意间显然更乐意强调自己作为中国人以外的少数民族身份。而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特别是在国外，自称中国人，实际上指的通常都是汉人；在西方人的词汇里，Chinese也基本上可以与汉人画等号，虽然有时他们会更准确地称呼我们为Han Chinese，但没有人会称一位藏族同胞为Tibetan Chinese，或者称蒙古族同胞为Mongolian Chinese。与此相应，China在西方的语境中，也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汉人的国家。可实际上，一个纯粹的汉人国家从来就没存在过，严格说来，古代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不是纯粹仅仅由汉人组成的。
更为明显的是，当我们谈到中国文化的时候，一般只讨论汉族的古代文化。有一种流行说法——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释道，但很多人或许连这样的说法都不乐意接受，因为其中的“释”，即佛教，它本来就不是古代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是来自印度的一种宗教传统。以前，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工作，我们常常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国学”？有不少人认为国学就是四书五经，也就是汉族所传承的儒家文化传统。对此，笔者个人当然非常地不认同，如果说中国的国学就是儒家文化、四书五经的话，那么佛教文化不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再进一步问的话，那么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满族的文化，它们还是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呢？如果都不是的话，那么中国人不就只是汉人了吗？中国不就只等于汉人居住的“中原汉地”了吗？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说法也就很难以成立了。
说到底，这些把中国人等同于汉人、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的想法和说法是不恰当的。我们一方面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一体的国家，另一方面在谈具体民族及其文化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会说“我们中国人”、“他们新疆人”、“他们西藏人”、“他们蒙古人”，这很容易会伤害到少数民族同胞们的感情，从而损害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我们千万不能认为中国的地大物博指的就是汉族聚居区，更不能把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完全归功于儒家文化，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也绝不仅仅是汉族的文明。
在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张艺谋导演借助声光电技术，美轮美奂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给全世界的观众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可是，他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介绍，为何截止于明末中国的文化了呢？持续了三百多年的大清呢？难道它不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吗？试想，当代中国的形塑，少得了大清三百余年的历史吗？清朝的历史文化怎么可以被一笔勾去呢？可是，这样的现象事实上层出不穷，它非常突出地表明当下社会对中国的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和缺陷。
可是，当别人明里暗里对清朝是否可以算是中国提出疑问时，我们又特别的敏感，甚至不惜用赤裸裸的政治语言来批评被西方人包装得十分精致的学术作品。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最受关注，也最能引出火药味的一个议题就是对西方所谓“新清史”的讨论和批判。因为“新清史”不但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给予了批判和解构，重新评价了“汉化”和“朝贡体系”这两个最传统的历史概念对于清代历史研究的意义，而且指出清是由中原和内亚这两个帝国组成的，现代中国形成一个新的和更大的国家，实际上是清的创造和遗产。
按照这种说法，清与内亚的交涉或比其与中原汉地（汉人）的交涉更加深入，而像西藏、新疆和蒙古等所谓内亚地区，实际上也是在清代才被并入中国版图的，由此，西藏、新疆和蒙古的归属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很敏感和不确定的历史遗留问题了。西方的新清史家们不但没有很清楚地说明“清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反而认为，正因为西藏、新疆和蒙古等所谓“内亚地区”的归附是大清的创造，所以今天当我们要把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在西藏、新疆和蒙古等地区推广时，自然会遇到问题和抵抗。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新清史”才会触动那么多中国学者的神经。事实上，如果我们自己抛开“汉族中心主义”来重审中国的古代历史，不把中国历史看成是一个始终以汉族为主体的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那么，不管是“新元史”，还是“新清史”，它们都无损于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元中国（Yuan China）也好，清中国（Qing China）也好，它们都是中国，它们的历史遗产都是今日多民族一体的新中国可以继承的财富。相反，如果我们固守“汉族中心主义”的中国历史观，坚持要以“汉化”或者“朝贡制度”等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主线来构建一套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叙事，那么，我们就难以将元、清这样明显是由非汉族势力通过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王朝的历史，与宋、明等以汉族为主体的王朝的历史等而视之，并连贯起来。
显而易见，对国家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讨论和确认在今天的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中國现在已被视作大国、强国，可是，近年来我们还常常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中华民族？或者说到底有没有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还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换句话说，我们还不是非常明白作为一个大国、强国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何等样的存在？不管是主张要从周边、从边疆，还是主张要从历史、从现实来看中国，总之，我们今天还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早已经确立了。因此，树立起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树立起一个中华民族的认同——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乐于接受的全民族的认同，并用这个认同来消减中国人对各自地方、区域、民族及其文化认同的执着，这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尽快去除在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和迷思，积极地思考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及以与此相应的特征、责任和义务。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和强国。
全球化背景与国家文化认同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全国各地因宗教引发的冲突时有所闻，很多人非常不明白，觉得中国现在的发展越来越好，经济越来越发达，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要，可是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呢？为此，我们都很用心地去寻找原因，但通常只是救火式地寻求解决方法，而这些问题显然一时没法得到根本解决。实际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加剧还有一个更大的、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潮流。我们探索解决目前出现的与民族、宗教相关的各种具体问题的正确途径，无疑应该和全球化这个背景连在一起。
表面上看，现在世界似乎走向了大同和一体。今天的世界交通那么发达，信息交流那么迅速，但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的距离反而没有越来越近呢？或者说，眼下全世界共享的物质文明差别越来越小，多年前曾听人这样说过，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间曾有过很多的差别，但在全球化后东、西方人的差别也就是有的人喜欢喝可口可乐，而有的人更喜欢喝百事可乐而已，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了。但是，眼下各个民族之间、各种宗教信仰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为什么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不断地出现和加剧了呢？应该说这与全球化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后者对当今世界民族主义情绪、行为和冲突的加剧有非常大的影响。
不可否认，全球化对于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相对弱势的民族来说，具有不可避免的摧毁性的打击。所以，面对来势汹涌的全球化大潮，弱势民族一定会非常地担心，甚至恐惧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身份会变得越来越淡漠，甚至完全被取消。全球化的进程是如此的迅猛，我们甚至来不及思考、抵抗，很快就恐惧地发现，我们珍视的那些可以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民族和文化特性在不知不觉间就已经很快地失去了。
即便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即便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汉族和汉族文化，事实上也不例外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渐渐地丢失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身份认同。现在走到北京街头，已经很难找到真正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了。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被全球化的浪潮裹挟着往前走，我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西方种种话语霸权的压迫，并按着别人的设计在走路。但是，对此我们大概并没有那么警觉，也并没有那么害怕，因为我们是泱泱大国，有足够的民族和文化自信，尽管这样的自信有时也是很盲目的。
可是，对于那些人口不多，文化也没有那么强势的少数民族，对于那些传承者不够众多、影响不够巨大的宗教或者文化传统，他们当然有足够多的理由会担心、害怕自己很快就会失去民族和文化认同，所以，他们自然会因此而抗拒，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抗全球化的进程。在这当中，一个十分常见和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特别强调本民族及其文化的种种特性，积极地建构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以至于忽略甚至遗忘和别的民族在长期交流和共存过程中形成的许多共性，甚至导致不客观、不理性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出现和泛滥。
以前，笔者对全球化背景与世界各地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泛滥，以及文化、宗教冲突层出不穷之间的关联，并没有特别深刻的理解，直到2015年，笔者在德国柏林工作一年期间，注意到德国的著名城市德累斯顿成了部分极端的德国人聚集起来反对外国人、反对伊斯兰的大本营，在那里，每个周末都有一伙德国人组织起一场阵势或大或小的反伊斯兰、反外国人的游行。而德国的主流社会，像笔者当时居住的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主流的声音都是要建立一个各民族友好共处的多元文化社会（Multi-Kulti Gesellschaft）， 听上去很先进，感觉也很和谐。但先听德国朋友说，再注意德国的新闻报道才知道，德国很多地方的排外倾向很严重，而像德累斯顿这个城市，实际上很少有外国人，城市内几乎没有外国移民，与德国其他城市相比较，伊斯兰教在那里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为什么偏偏在这样一个地方却每周都会有不少人组织起来举行反外国人和反伊斯兰的示威游行呢？后来，有人对这些参与排外游行的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正是因为那个地方是相对比较纯种的德国人聚居的地方，经济形势又不是太好，所以他们就特别担心，德意志民族和德国文化终有一天会走向衰落，会被那些外来的民族和外来的文化所淹没、吞并和消灭，德国人会失去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所以他们要以十分激进，甚至暴力的手段，组织起来抵抗外国人和外来宗教、文化对德意志民族和文化的侵袭。这让我瞠目结舌，也恍然大悟：德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尚且如此，遑论那些处于世界边缘位置的民族和宗教了。
面对全球化的大潮，当我们站在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角度上，就自然会首先强调本民族的认同，强调自己是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强调“我”和“你”的不同。在这样的时候，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基于现实的考量，我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去忘记，中国的各个民族之间，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曾有过非常紧密的亲和关系，不同宗教、文化经历了长期的交流和融合，都有很多共同的特性。我们往往更多地去注意汉族与少数民族，或者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在宗教、文化上的种种不同。这样的努力如果引导得当，或将有助于维护和传承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但若努力过头，就会走上激进的民族主义道路，势将给自己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带来严重的损害。
汉藏交融与国家认同
2016年8月，笔者有幸参观了浙江美术馆举办的“汉风藏韵：中国古代金铜佛像艺术特展”，在欣赏精湛的汉藏佛教艺术的同时，我再次对前述那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即在众多金铜佛像中，我们实际上很难分辨出哪些是汉族的佛像，哪些又是藏族的佛像？再次深刻体会到在这些中国古代金铜佛像身上，汉藏佛教艺术本来就是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不管我们称它们是“汉藏佛教艺术”，还是“藏汉佛教艺术”，明代藏传佛教金铜佛像的最关键、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汉藏交融。
推而论之，汉藏交融的事实并不只反映在明代藏传佛教艺术作品之中，而同样反映在汉藏两个民族的其他文化和宗教特性之中。以前我们经常强调汉藏同宗同源，或者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些说法太过笼统，都很值得推敲，因为“汉人”、“藏人”或者“西藏”、“中国”等，都不是古已有之的概念，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形成的概念。若不把这些概念首先根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加以界定，我们就无法笼统地讨论上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反面，否认汉藏之间长期存在的民族上的亲和关系和精神文化上的交融状态。
譬如说，关于汉藏同宗同源的问题，最近西方史前人种研究的学术成就渐渐表明，汉藏原本确属同宗，汉藏分离实际上是相当晚才发生的事情。若从行政统治的角度来谈汉藏关系，则同样有很多的误解和误区，不但汉族古代历史上根本没有民族、国家、主权等概念，藏族历史书写的传统中同样也没有这些近代才出现的政治意识，而且在讨论西藏是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如何定义“中国”？如何定义“西藏”？因为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个朝代而没有一个具体的中国，中国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同样，西藏也是一个近代的概念，是历史长期变化、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地域概念，同样并非古已有之，而且一成不变。松赞干布时候的吐蕃与今天的西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汉藏两个民族之间，不管是民族、人种之间的亲和关系，还是宗教、文化上的相互交融，二者在上千年发展历史中都是紧密相连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形成的这种民族和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作为一种文化和情感资源，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用来构建汉藏共同的国家和文化认同，进而构建中华民族的认同。虽然，汉藏两个民族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但二者之间也有很多的共同点，这都应当成为二者共同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汉藏佛教艺术对于构建中华民族之国家和文化认同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我们研究汉藏宗教文化交流的历史，欣赏汉藏佛教交融的成果，都是要把它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巨大和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总而言之，今天我们讨论汉藏佛教艺术，讨论汉藏交融与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不过是想以汉藏交融为例来说明，即使是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也曾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很难被割裂开来，它们的历史共同组成了中国的歷史。所以，今天我们既不应该继续以汉族中心主义来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将元、清这样非汉族统治中国的历史排斥于中国古代历史之外，或者否认和弱化这些王朝具有与汉族统治不一样的形式和特征，也不应该单方面地强调或汉或藏的单一民族/族群的认同，而应该找到汉藏之间共有的特征和共有的身份认同，找到联结汉藏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之间的共性，从而自觉、自愿地认同二者共同属于、共同拥有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与社科高等研究所）
注释：
本文系根据笔者2016年8月于浙江美术馆举办的“汉藏佛像艺术与国家文化认同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整理修订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