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伴随而来的有各种艺术，绘画艺术，即为其中之一。中国绘画，在佛教末传入以前，自具独特的风格。自受佛教艺术的影响，遂发生了不少变化。中国的艺术家们，为佛教服务，也创造了不少宝贵的成绩。
关键词：佛教；印度；宗教艺术
印度佛教的传人，是从西北陆路与西南海路，双方并进，绘画艺术输入的途径，也完全相同。自汉以后，甫朝与北朝，都很快的接受了佛教的绘画技法，各有发展，比画与绢素，也都各极其妙。至隋唐时代，而南北合流，融合了民族的传统，表现出优秀的佛教画风，在中国艺术史上，展现出中古时期光辉的成就。
印度原始的绘画与中国汉代以前的绘画，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因此风格互异，并无相似之点.到东汉明帝时，佛像随佛教传人，这是见于中国文献记载的开始。晋袁宏《后汉记》说：“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日：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遗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
塔里木盆地遗存妁古代佛画，为斯坦因、李考克等人劫取而去者颇多，高昌壁画的一部分，至今尚保存于德国的中央亚细亚博物馆中；闻保存于柏林民俗博物馆中的，业于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惟我国敦煌千佛洞的壁画，有丰富的遗存。北魏时代的遗物，尤其色恋绚烂，保存完好，为世界学术界所重视。以這一时期的壁画，来证明中国佛教绘画的初期情况，这是最好的证物。
佛教画的初期，大概依据的多是印度传来的图样，到梁代的张僧繇，善画佛像，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他开始有了很好的发展。他的儿子善果和仔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他用简炼的笔墨，绘画佛像，《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像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
其在北朝，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享盛名。曹氏来自中亚的曹国，带有域外的作风，他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种样式之一。其的特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为印度笈多朝式样，与吴道子的结合了中国传统的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
当隋以前，还有不少印度的画僧来到中国，为中国绘画，渗入了新的作风。新疆甘肃的洞窟壁画，曾有中亚细亚人、印度人来与中国画家们合作。来中国的画僧释迦佛陀、吉底俱、摩罗菩提等，都是擅长绘画的印度人。所以南朝陈时姚最《续画品》说：“右此数手，并外国比丘，既华戎殊体，无以定其差品。……下笔之妙，颇为京洛知闻。”观乎此，则中国画坛上佛教艺术所占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举“两京外寺观画壁”有上都寺观画壁一百四十余处，东都寺观画壁二十处，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吴道子画就有三十二处；杜甫诗称“画手看前辈，吴生独擅场”。吴画既精且多，享名不是偶然的。吴道子的画迹，多在寺观中，可惜这些宝贵的名作，当会昌五年时，多被破坏。据张彦远所记：“会昌五年，武宗毁天下寺塔，两京各留三两所，故名画在寺壁者，堆存一二。
南朝的寺观壁画，虽多毁去，但是北朝的洞窟壁画，却多有保存。在敦煌的千佛洞，所保存的即以唐代的壁画为最多，足补这个遗憾。这些洞窟壁画，虽则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画风，应该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相一致的。例如敦煌壁画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就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由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应有共同的画法，为当时的规范。
这些壁画的内容，为了宣扬怫教，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唐代佛画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烂，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唐代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宗，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表现得最多，约占二百二十八壁。其他经变如观经变相、药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用净土变相作为其主要的部分。
社会既有这样的要求，艺术家也都热心于佛画的创作。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自吴曹不兴，晋顾恺之、戴逵，宋陆探微，梁张僧繇，北齐曹仲达，隋郑法士、杨契丹，唐阎立本、阎立德、吴道子、周妨、卢楞迦之流及近代侯翼、朱繇、张图、武宗元、王瑾、高益、高文进、王霭、孙梦卿、王道真、李用及李象坤、蜀高道兴、孙位、孙知微、范琼、勾龙爽、石恪、金水石城、张元蒲、师训、江南曹仲元、陶守正、王齐翰、顾德谦之伦，无不以佛道为功，岂非释梵庄严，真仙显化，有以见雄才之浩博，尽学志之精深者乎！
到这时中国佛画不仅在形像上创造了多方面的优秀而完整的典范，在内容上也通过一些故事性的情节，表达了生活中的欢乐与希望，表达了极大的忍耐、镇静、牺牲的种种精神生活。例如在《维摩诘经变》中，以热烈的辩论，去追求真理：在《降魔变》中，以坚定的力量，去镇服邪念；在《劳度义斗变》中，以种种方法，克服了敌人等等。艺术家以丰富的想像力，把很难表达的情感，鲜明而深刻的表达出来，这在佛画艺术中，绘成了不少宝贵的名作。
唐代的佛教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可以说达到一个高潮；唐以后的佛画虽然仍继续演变，但气魄的宏大与构图的复杂，已不及唐时。在敦煌壁画中，宋代的洞窟壁画，已显得黯然失色，不似唐画的重彩显明。而且故事性的内容也较少，佛像多是依据一律的粉本，殊少变化。在佛画方面。至水墨画派兴起，佛像、菩萨像、罗汉像虽仍有画家去创作，但已在笔墨韵味上要求有特出的表现，与唐代及其以前的佛画也面目不同。此与北宋以来的禅宗盛行，不无关系。宋以后元明清清时代，中国与尼泊尔佛教艺术发生了关系。佛像的画法，由西藏传来，又有变化，遂开近代佛画的一个新的阶段。
佛教对于中国绘画，有很大的影响，以唐代为最深。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佛画，有两句卓见，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说：“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他对于佛画的色彩与线条，有很深的理解。而佛教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也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应该对这一部分宝贵的遗产加以好好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