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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印度文化，在4000多年前就沿着印度河流域繁荣起来，这里有着擅于雕刻的传统，历来是高超雕刻艺术的发源地。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多年，对印度传统文化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经典，如《梨俱吠陀》《梵书》《摩诃婆罗多》相继完成或开始编撰。在沿河而居的印度先民中，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多神信仰的婆罗门教开始形成。
尽管严格的种姓制度约束着古代印度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但在婆罗门教中，相信人本身即每个人都具有神性，之所以有高低贵贱，是由于“造业”所致。这也正是后来的佛教信仰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即佛陀是觉悟的人，而不是神，每个人都具有佛性，也即具有成佛的可能性。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乔达摩·悉达多在传统印度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佛教。随着佛教信仰的发展，佛教艺术也得以推广。众所周知，早期的佛教并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因为信仰者认为其深奥的学理已超越具体的形象，并且佛教特别强调舍弃肉身，最终达到无余涅槃，从而彻底摆脱六道轮回之苦。直到公元1世纪后期，贵霜时代才出现最初的佛像。
公元前4世纪，年轻气盛、雄心勃勃、意欲征服整个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率军到达波斯帝国最富庶的地区—犍陀罗和与之相邻的呾叉始罗城。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这次冒险给这支军队和年轻的帝王所带来的无法挽回的损失，以及对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孔雀王朝的建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要说的是由于这支希腊军队戏剧性的出现，从而书写了印度佛教艺术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页。古老而发达的希腊艺术，一直注重对人、神的具体表现，对此希腊、罗马工匠有着高超的表现技巧。由于这种传统的影响，一直隐而不现的佛陀最终以一位希腊神话中的形象—太阳神阿波罗的面貌出现在佛教艺术史最早的篇章里。在贵霜王朝雇佣的罗马工匠手下，以希腊化的风格加上波斯式的头光（日轮）组成最早的佛陀范样，与我们在印度的最北端—犍陀罗地区相遇。
公元1-2世纪，犍陀罗佛像出现之后，早期就已流行的佛教艺术题材—佛陀的圣迹及佛传故事也再次以新的形式被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印度教诸神也变幻形象，成为诸佛或菩萨的变化身形或护法神，佛教的众神谱系逐渐形成。
贵霜王朝佛教艺术的中心除犍陀罗外，另一个中心位于犍陀罗东部，是印度中部与西北部交通要塞的马图拉，此地自古以来就是北印度政治、经济、艺术，尤其是北印度雕刻的中心。这里是贵霜帝国的东都，当帝国的神殿在这里建立起来以后，古老的药叉、树神等，以其丰肥、健壮的造型影响了佛、菩萨的造像风格，构成独特的贵霜-马图拉样式。
印度艺术在贵霜时代，呈现为三大艺术流派鼎立之势，除了前面所说的属于贵霜帝国的北方犍陀罗、马图拉之外，还有一支南方的重要艺术流派：安达罗帝国的阿马拉瓦蒂。
残留在印度的希腊人被驱逐的同时，崛起于南部阿马拉瓦蒂的安达罗人统治了德干地区东部。公元2世纪，其势力达到顶点。而阿马拉瓦蒂地区成熟的艺术，也被世人认为具有印度艺术的独特风格。这一地区佛的面目特征在此时还没有呈现出笈多艺术以后所具有的印度土著人特征：直鼻大眼和丰厚的嘴唇。
贵霜时代的三大艺术流派：犍陀罗、马图拉和阿马拉瓦蒂，相互融合，本土与外来的因素逐渐融和，最终构成了印度笈多艺术独具特色的古典主义风格。
公元4世纪，继孔雀王朝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印度人自己建立的帝国—笈多帝国兴起，该帝国定都东北印度的华氏城。这一王朝持续了两百余年（320-550年），产生了著名的笈多、后笈多样式的佛教造像。这种样式继承了马图拉遗留的贵霜风格，以近乎全裸的样式表现了佛陀宁静的力量，继贵霜-马图拉佛像之后，经过两个多世纪佛像雕刻经验的积累，笈多-马图拉风格达到了佛教造像艺术的极致。
这一时期的佛像逐渐摆脱了希腊化的特征，呈现出更加印度化和理想化的面貌：眼帘比犍陀罗佛像垂得更低，更具有冥想的意味。鼻梁高隆笔直，下唇丰厚。颈部三道吉祥纹，顶上肉髻不是犍陀罗式的大波浪纹，也不是贵霜-马图拉式的光圆素发，而是呈现为排列整齐的右旋螺髻。
笈多时代佛教造像的中心除马图拉之外，另一个中心是佛陀初转法轮的萨尔那特。由于佛陀初转法轮于萨尔那特，因此萨尔那特成为佛教学术与艺术的中心。萨尔那特造像大约在4世纪受到马图拉造像样式的启发，在5世纪初开始盛行并逐渐达到其艺术的顶峰，创造了萨尔那特式的“裸体佛像”。因此，在笈多王朝统治的200多年里，通常我们看到的笈多佛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样式，一种是衣纹排列均匀而贴体的“湿衣”佛像，另一种是类似耆那教崇尚的“裸体”佛像。
佛传或大神迹内容是佛教艺术中所表现的最主要题材。从佛像一出现，此类题材作品便广为流行，如佛传故事中流行的“猕猴奉蜜”题材。传说在吠舍城，一只虔诚的猕猴向来访的释迦牟尼佛奉献了一钵蜜，之后猕猴落水而死。由于小猴信仰的虔诚，转生为婆罗门。这则故事反映了印度当时婆罗门教与佛教的消长关系。
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中国画史中记载的绘画巨匠和塑匠也都曾是佛画佛像的创作高手。但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问题，使相关的学者一直对于印度佛教的传播路线及中国佛教艺术在表现上与印度的异同存有诸多的疑问。比如青州出土的北齐佛像在样式上与笈多艺术的关系、藏传佛教后弘期造像与波罗样式之间的关系等。当我们在回顾印度精美文化艺术的同时，也应更深入地思考文化的传播与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