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拓展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审美活动已经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美学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形态应运而生，表明了中国美学正不断走向成熟。生活美学倡导环境审美模式，强调淡化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注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互融合，其兴起和发展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艺术新生。生活美学的理论意义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美学重构；社会意义在于有利于“和谐”意识的传达；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助推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理想的追求。生活美学倡导人们以积极和奋斗的心态实现人自身和社会环境的美化，这不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们使“幸福生活”变为现实的途径。
关键词：文化自觉；生活美学 ；文化渊源；价值取向；时代精神；美好生活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5-0101-00
当今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国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拓展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之相应，人们的审美活动已经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十三个地方提到“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成为报告的开篇语，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时代的使命和初心，以继续为美好生活奋斗作为报告的结尾等等，这些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展示了在党的领导下当代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那么，何为“美好生活”？什么样的“美好生活”才是具体、真实和富有时代价值和文明进步意义的？如何将“美本身”还给“生活本身”？笔者认为，生活美学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形态的应运而生及其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仅表明了中国美学正不断走向成熟，而且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断坚定文化自信，致力于积极奋斗，不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的决心。
一、生活美学的文化渊源及其学理分析
如果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在新世纪探索文艺学学科走向的大背景下突显出来的话题，那么，生活美学则是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的进一步探索和拓展。2010年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主题是“传统与当代：当代生活美学复兴”，这可以视为“生活美学”研究在中国兴起的标志。
综观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活美学的探讨，可以发现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生活美学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分析上，但是学者们对于什么是生活美学以及生活美学的走向、美学转向生活之后的发展前景及其现实意义等问题尚没有细致和明确的阐述，由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活美学”或美学“生活论”话题本身的泛化与模糊化。
由于深受韦尔施重构美学思想的影响，目前学界一般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内涵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表层的审美化”，也就是大众身体与日常物质性生活的表面的美化；二是“深层的审美化”，即认识论的审美化，它可以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这种文化的变化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大众的精神意志。因此，对于更加深层次生活美学的研究，我们需要追根溯源，从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哲学美学两方面追溯其文化渊源。
就国内而言，最早正式使用“生活美学”这一说法的是刘悦笛。这一话题起初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并没有形成如“日常生活审美化”那样热烈、普遍的学术讨论。201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上，“日常生活美学”作为一个专题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关注。另外，“生活美学”的专题讨论也在国内一些杂志陆续展开，“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就是《文艺争鸣》2010年第三期推出的一个专栏，该刊随后又相继推出四期与此相关的讨论专题。不少知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活美学这一话题展开研究。
中国学者在对生活美学进行论述之前，都试图回归传统，为生活美学寻找本土资源，同时也注意放眼国外，为美学走向生活寻求更加贴切的理论资源。首先，就本土理论资源而言，刘悦笛关于中国美学的“三原色”理论有着较大的影响。他曾经撰文指出，中国古典美学可以视为生活美学的原色与底色。中国美学的“儒家生活美学”“道家生活美学”“禅宗生活美学”是构成生活美学的“三原色”。追溯历史，孔子和老子的美学思想中，就已经有走向生活美学的趋势了。也就是说，中国美学从源头上就体现着“生活化”的取向，并以此为基调形成了历史上生活美学的三次高潮。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最具特色的地方，同时也是新时代重新阐释古典美学最具突破性的新途径[1]。张晶就当代美学面对生活与古典“感兴”做出探讨，他认为，真正为艺术提供源源灵感的是“感兴”，这种“感兴”的外在触媒客体便是日常生活，也正是日常生活将艺术与世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使艺术之树常青[2]。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从个案研究入手深入探究生活美学的古典文化资源，譬如，常康以李贽的“自然人性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为例，认为要想开启泰州学派的“生活美学”思想，必须将“自然人性论”的“人本主义”回归到“生活美学”这个维度上来[3]。朱立元从实践存在论的角度，表明自己赞同生活美学的心声，他在《关注常青的的生活之树》一文中重新对马克思的“现实生活”概念进行阐释，进而再次证明美学直指回归现实生活的本旨，并表示美学远离纯理论的逻辑和圈子，向现实的日常生活敞开大门，回归生活的本真，这就是“实践存在论”的本质。
不难发现，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对生活美学思想中中国古典资源的探寻。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当今时代随着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的改变，生活美学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电子文化、大众文化、音像文化、服饰文化、广告设计、市场营销、景观旅游、历史文物、传统遗俗、环境艺术、人体彩绘、游戏文化、陶吧、唐装、蹦迪、现代化的街心公园、休闲旅游中心等的大量存在都说明了生活美学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是极为兴盛的。因此，有学者明确表示，在现时代重提生活美学，“不是要颠覆掉经典美学的所有努力，而是要使美学返回到原来的广阔视野”；就是要打破“自律艺术对美学独自占有和一统天下，把艺术与生活的情感经验同时纳入美学的世界；我们再度确认生活美学，不是为了建构某种美学的理论，而是在亲近和尊重生活，承认生活的审美品质”。在此基础上，陈雪虎在《生活美学：三种传统及其当代汇通》中分别辨析了中国三种美学传统，第一种是基于前宗法社会残留于当代的，作为人们追忆与利用传统生活與文化的美学；第二种是基于百年现代中国民众革命斗争的革命生活美学；第三种才是基于当代世界整体语境而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的生活美学。这三种生活美都试图靠近现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因此也就共存于当今时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