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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四普、五普、六普以及两次大规模调查数据，本文对当代回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全面透视。从历时发展看，回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呈现出逐年提升的趋势，进步不小，但没有达到理想状态，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横向比较而言，2010年回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汉族相比仍有差距。与西北几个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比较，回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居于中间，低于蒙古族，比其他民族略有优势。研究还发现，回族内部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共同体，而是因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差别分化为若干个地位不同的亚群。
关键词：回族；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结构；民族发展；族际交往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5）02-0097-08
一、社会经济地位关涉民族发展与民族交往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并创造条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拉开个体问的差距，激励先进，推动竞争，力促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为此，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文化强调进取、竞争、成功、超越，以及金钱、权力、身份和尊严的重要性，一时间，人们的利益意识和攀比思维被激活，每个人都时常自觉不自觉地与他人攀比成就和地位，甚至一些人出现了“地位焦虑”和“身份恐慌”，生怕自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社会学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社会现象，运用“社会经济地位分层”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所谓社会经济地位，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坐标和位置。
民族社会学研究发现，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关涉民族自身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互动关系。从物质层面看，民族整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其成员拥有的经济资源、生活条件、成长环境，以及与其他民族物质上的等级分层结构。从社会层面讲，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民族及其成员的“社会资本”“社会评价”“声望”“尊严”“体面”“认可”和“相对剥夺感”等关键社会心理变量。从族际交往的面向看，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民族之间的社会分层结构、相互评价以及互动关系。因此可以说，社会经济地位关涉民族自身发展以及族际交往的模式和状态。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回族人口逾千万，数量规模位居少数民族第二。由于历史原因和民族特性（善商传统），回族是少数民族人口中分布最为广泛，与其他民族接触面最大、互动最为频繁的民族之一。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到城镇或东中部地区，汉族流动至民族地区是历史必然和大势所趋。回族当前的分布态势和交往状况就是未来其他民族的发展趋势。因此，研究回族的社会问题，就是探究中国民族发展的未来趋势。鉴于社会经济地位对民族发展、族际关系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作用，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回族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的历时变动具有怎样的状态和趋势？横向比较，回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地位有没有发展上的差距？回族内部有没有分化的异质性？这些变化对民族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怎样的影响？
二、回族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的历时变动
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指标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当下中国社会，教育、职业和收入显得特别重要，一定程度上能够标识人们的身份地位。
（一）教育地位的历时变动
教育水平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因为一般而言，有学历的人往往会受到社会的尊敬和认可，没有学历或学历低的人时常难以获得起码的尊重，而且学历高的人，容易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更大。教育地位测量包含三个指标。
第一，文盲人口的比重决定一个民族底层人口的规模。文盲多，底层人口规模大，整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就会受到影响。统计结果显示，1990年回族文盲率为33.11%，2000年下降为18.3%，2010年下降至8.99%，下降速度很快，进步不小（见表1）。
第二，受教育年限是教育发展的关键数量指标。1990年，回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49年，2000年升至7.05年，2010年上升为8.16年，有明显的提升（见表2）。
第三，6岁以上人口的学历结构是测量一个民族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计算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值时，我们参考了人口测量学的通用方法，给大学赋值20分，高中15分，初中10分，小学5分，然后以各级文化水平的人口比例乘以分数再加总求和便得到综合值。从综合指数看，1990到2010年之间，回族人口的教育指数从5.5升至8.9，可见有明显的进步。从学历结构看，20年间，回族低学历人口的规模逐渐缩小，而高学历人口的规模随之增大（见表3）。
（二）职业地位的历时变动
职业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标准之一。各种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分配与职业身份密切相关，职业常常包含了工作单位、收入和声望等关键身份信息，因此职业是社会地位的指示器。
“社会经济地位量表（socioeconomicscore，简称SES）”，是西方较为通用的社会地位综合测量办法。它把职业分为七个等级，从管理人员到“其他人员”，依次赋值为7分、6分……1分，分别乘以比例得到综合指数。纵观回族人口的职业地位，党政、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比重从2.2%降至1.76%，与此同时，农业人员的比重也略有下降，但下降比例很小，综合指数从3.22升至3.40，可见回族人口的职业地位有小幅度的提升，但进步不大（见表4）。
（三）经济地位的历时变动
收入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个体或群体间的收入分化是衡量经济地位变化的标志性特征。普查数据不包含收入数据，所以此处我们使用2004年和2010年两次西部社会调查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2004年西部回族家庭人均年收入仅为2666.60元，2010年有大幅增加，升至7031.50元，增加了4364元，增加1.6倍，可谓收入大幅提升（见表5）。
综上可以看出，回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从1990年到2010年有了明显的提升，进步不小，但从整体而言，目前回族中下层人口的比重有点大，中上层人口规模过小。总之，回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差距
回族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是否标志着这一共同体与主体民族的差距已经消弭？要解答这一问题，需要对回族和汉族的各项指标进行对比。
（一）教育地位：差距有缩小之势
从文盲率的变动来看，汉族文盲率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回族。2010年时，回族的文盲率为8.99%，接近于汉族（4.6%）的两倍。2010年时，回族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为8.2年，比汉族少0.64年，差距逐年缩小，目前比较接近（见表6和表7）。
回族和汉族在学历结构上的差距仍然存在，但从综合教育水平的发展看，回族教育地位的提升比较明显，与汉族的差距逐步缩小（见表8）。
（二）职业地位：汉族的进步多于回族
数据显示，1990年时，回族管理人员的比重为2.2%，高于汉族0.4个百分点；2000年时，回族管理人员的比例有所上升，高于汉族0.5个百分点；2010年时，回族管理人员的比例有所下降，反而低于汉族0.1个百分点。可见，回族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比例有所下降。
回族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在1990和2000年时均高于汉族，但在2010年时与汉族的规模接近。办事人员的变动与专业技术人员的变动规律是一致的。商业服务业是回族的长项，一直保持着优势，但这一优势在2010年时有式微的迹象。在生产运输业当中，回族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18.4%降至14.98%；而汉族人口却从15.8%升至23.41%，明显超过回族。
1990年至2000年，回族农业人口从61.7%降至52.64%，下降了9.1%；汉族农业人口从69.6%降至46.39%，下降了23.2%。这表明，汉族人口的城市化和非农化速度明显快于回族。
（三）经济地位：差距依然明显
回族和汉族的家庭人均收入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差距，2004年，两个民族之间相差945.3元，2010年相差2806元，差距似乎有些拉大。汉族家庭收入增长幅度稍微大一点（见表10）。
四、内部的分化
回族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同质性的群体吗？显然不是，回族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教育、职业和收入水平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在教育地位上，回族研究生已具有一定规模，占0.31%，而其他各级教育水平上都有一定的人口，分化相当明显。职业地位也是参差不齐，除了上层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下层的农业人员还占有较大比重。从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化来看，回族下层人口还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中产以上阶层规模较小（见表11和图1）。
五、与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比较
以往人们通常关注汉族和回族之间的差异，但忽略了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分野。为了廓清少数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我们在研究中纳入了西北几个规模较大的民族进行对比，来看看回族的位置和坐标。
从文盲率的维度看，2010年时回族人口的文盲率将近是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3倍，差距比较大，而且进步的速度也比两个民族慢许多（见表12）。
从学历结构的维度看，2010年时，回族人口教育地位的综合指数是8.87，比蒙古族低1.34，与维吾尔族接近，比藏族略高。从发展的速度看，各民族之间差异不大（见表13）。
职业地位的分野与教育地位的分野比较相似，仍然是蒙古族领先，回族居于其次。维吾尔族和藏族农牧业人口比重较高。
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2010年时，回族家庭的人均收入居于中间位置，是蒙古族的53.3%，是藏族的1.3倍。从发展的角度看，回族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明显比蒙古族慢，比其他两个民族稍快一些。
从上述分析可知，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回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这与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有关，但教育水平的发展是根本性的。
六、民族地位结构的社会效应
从历时发展看，回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一直处于上升进步的态势，但目前远未达到理想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横向比较而言，2010年回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汉族相比仍有差距。与西北地区几个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比较，回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居于中间，低于蒙古族，比其他民族略有优势。此外，回族内部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共同体，而是因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差别分化为若干个地位不同的亚群。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与该民族发展密切相关。回族内部的社会分化具有一定的社会正功能。资源分布或分配的去平均化，激发了回族社会的活力，创造了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政策环境，催生了回族人民勇于开拓、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回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是一个远未达到理想状态的转型形态，难免诱发社会问题。至2010年，回族社会仍然是一个上层阶级、富有阶级人数很少，中间阶级规模较小，而下层阶级很大的社会结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容易诱发社会问题。第一，学历不高，大多数人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或个体经营，而这些行业都是低门槛、低收入、低声望和高风险，容易发生因劳动力无限供给或经营饱和的失业问题。第二，金字塔形的分层结构可能导致民族社会的结构失衡或断裂，因为贫富差距诱发的心理失衡，极易使整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于对立、矛盾和冲突的风险之下，或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时下，地位分化激活了人们的攀比思维和利益意识，当前中国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换言之，社会强调进取、进步、竞争、成功、超越，以及金钱、权力、身份和尊严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社会所能提供给人们发财致富、资源获取、地位获得的机会空间远远不够，这时社会矛盾、犯罪和冲突就会激增。回族社会当前的一些失范问题可以从此获得部分解释。第三，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后代的地位获得。一个人出生在优势民族，就有更好的环境发展自身；反之，劣势民族的成员，生来就因为民族身份而使自我的发展受到了各种结构性限制。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民族成员的社会生活机会、资源获得、社会评价、心理情感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从族际交往的视角看，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直接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每个民族总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拥有一定的社会经济资源，享有相应的社会评价，或被仰望、羡慕，或被嫉妒、仇视，或被贬损、歧视。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被学界称为民族分层。若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能够依照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均匀地分布在社会各阶层，就达到了民族分层的理想模式。举例来说，2010年人口普查发现回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0.79%，假设回族人口在中国社会每个阶层中都占0.79%，那么就可以认为回族人口均匀地分布在每个阶层之中，即回族和汉族之间没有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这便是民族分层的理想状态。民族分层的理想状态有利于民族间的交往和交流。何为“非理想状态”呢？就是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失衡，差距较大，比如一个民族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社会中下层，而非均匀分布，这时会致使不同民族人口难以广泛地在相同条件的学校读书，一个单位工作，一个社区居住，一个家庭生活，即生活领域的族际交往不畅。显然，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可能会为平等、自愿、自然而然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构筑一道社会藩篱。从分析的结果看，当前回族和其他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有一定差距，消弭这些差距，是拆除族际交往藩篱、实现民族间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田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