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苏东巨变，两级格局瓦解。美国作为冷战“笑到最后”的超级大国，享受了冷战胜利者的红利，并借助计算机、通讯及网络技术的巨大突破，使得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与之相一致的，是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式电影语言及叙事风格逐步“全球化”，成为当代世界电影艺术的主流。在这一背景下，其他国家和民族及其文化形态下的电影语言，如何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坚持本土的文化立场，用自己的方式描述本国及本民族的故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乃至探索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成为一些电影人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冷战结束，旧时代所形成的政治外交结构既已打破，亚洲各国也纷纷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变革”与“转型”几乎成了亚洲各国的共同语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伴随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的变化，这一切给亚洲的电影艺术家以更多的思考，也提供了更多素材。在二十余年的时光里，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不断尝试，不断突破，从而在美国式的好莱坞电影语言和风格之外，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周安华等在《当代电影新势力——亚洲新电影大师研究》-书中，深入描述了这样一批勤于探索、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亚洲电影导演，并乐观地预言，“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属于亚洲的电影世纪正向我们走来。”那么，在全球化涤荡着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在好莱坞电影挟文化强者之势汹汹而来之际，作为古老亚洲文明内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电影导演，面对外在的压力和内部的期待，他们该怎样书写自己的电影语言和艺术？
《当代电影新势力——亚洲新电影大师研究》全面探究了韩国、越南、伊朗、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印度、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顶尖电影导演及其经典作品、崛起与突破、风格和追求，而亚洲影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无不体现了这样的一个共性和特点，即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根基，自觉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探索自己的问题，做出历史的思考和诠释。
一、新电影：亚洲文化的自觉
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进入后电影语境的当代电影，其表达方式日趋千姿百态。当美国电影在全球市场构建心理霸权之时，亚洲新电影以日益强劲的实力博取了人们的喝彩。世界影坛存在的美国（好莱坞）电影、欧洲（艺术）电影和亚洲新电影三元竞争的格局已成定势，这绝非亚洲影人的一种文化想象。正如周安华所言，“近年在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以及奥斯卡奖评选中，亚洲新电影获得一系列殊荣……在世界银幕上一次次放射出耀眼璀璨的‘亚洲星光’，频频刮起强劲的‘亚洲风’，这些显然是不能用偶然来解释的，亚洲新电影及其大师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且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当代国际文化版图的格局。”
作为一个多种宗教杂汇、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亚洲大陆儒道佛以及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等教派林立、信仰缤纷，一些亚洲国家逐步摆脱殖民阴影，他们的电影亦逐渐走出殖民梦魇，各自以地道的本土故事和感性的民族元素，表现本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呈现本国的当代生活景观，在多元文化交叉点上重建身份认同，赋予民族性一种当下的阐释和视镜的表述。比如韩国导演金基德、林汉泽等人的电影，通过沉静内敛的“韩式人文思考”，对韩国历史传统、南北分裂悲剧、现代韩国的社会问题进行剖析，形成既温柔含蓄又暴烈刚毅的成熟影像风貌。又如陈英雄、包东尼等越南裔导演，以对民族主体的正面抒写，冲破了西方强势文化以他者的凝望对自我民族的想象性构建，为世界呈现了一个清新的越南：那里没有殖民者的优越与感伤，有的是或粗粝或温婉的人类生活，或旖旎或隽永的东方风情，或袅娜或温婉的平凡女子，倾情述说着越南民族的历史过往、现在、将来。
诚如《当代电影新势力——亚洲新电影大师研究》-书所言，亚洲新电影作为显现东方文化的整一符号，在饱蘸自身文化与宗教底蕴的前提下，推崇人伦亲情、信守中庸哲学、“主情主义”的风格、大众主义的路线，重视与自然相融的空灵、典雅的东方情致，以温婉、平和、谦恭的姿态，展示了一种诗性智慧，建构了一种新历史纬度的泛亚景观，它在深层的意义上是纯朴宏博的东方文化和亚洲气质的视觉化书写。
二、新电影：亚洲问题的反思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和社会多元化观念的浪潮席卷全球，好莱坞电影作为西方文化和文明的视觉表达，也同样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所向披靡，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激赏和礼赞。在西方文明的视觉化冲击下，作为“异类”存在的亚洲电影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民族传统，反思本国的现代问题，并建构新的文化形态，是《当代电影新势力——亚洲新电影大师研究》一书着力探讨的。
在伊朗，神权政治与宪政及共和主义之间的斗争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以不同形式反映在电影中，例如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他的中后期电影中，采取了一种超然的态度，不纠结于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斗争，将其哲学禅思凝集在生死反思的终极命题上。而马吉德·马吉迪，在国家意识形态对儿童电影类型的规定中，娴熟地发掘了儿童电影的底部空间，在他的儿童电影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高度集权的国家，如何看待以维护民族、文化纯洁性为遮掩的筑墙行为。与马吉迪的寓言电影不同，贾法·帕纳西将目光对准了当下的社会生活，其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毫无遮掩地控诉着宗教中心主义政治对世俗和私人空间毫不满足的挤压和侵蚀。他在电影《生命的圆圈》中讲述了七个普通的伊朗女性关于生育、爱情、监狱、子女的悲剧故事，表现了在伊斯兰宗教文化下，伊朗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日益低下和边缘化，从而成为宗教社会的最直接的受害者和最大的牺牲品。
在印度，新锐导演亦将眼光投注到社会现实问题上，这些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充满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以及人文关怀。比如被誉为印度当代新电影之母的米拉·奈尔，她的《密西西比风情画》、《欲望与智慧》等电影就集中表现了诸如种族隔阂、阶级对立等社会问题。她在《季风婚宴》中，以“婚礼”为叙事契机，以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父权的权威和失落以及传统观念的冲击和退让为精神内核，演绎了关于家庭、亲情、爱情的故事，展现了对印度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内在而深沉的反思，也正是这部作品，使她成为第一个抱走金狮奖的女性导演，标志着印度“新概念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崛起。
而在韩国著名导演林权泽的作品中，既有像《悲歌一曲》、《春香传》等对韩国文化积极一面的描述，也有《种女》这样反映朝鲜时代非人的接种制度和男权主义对女性和爱情的限制、侮辱和剥夺。而这种对传统儒教伦理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导演对当代的韩国究竟应如何开创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文化形态有着深切的思考与期待。
显而易见的是，逐渐成为经济创新热土的亚洲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中新与旧、本土与外来、体制与个人、权力与民意的博弈愈演愈烈，社会生活中义与利、情与理、权与法的冲突日益凸显，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和心理焦虑。《当代电影新势力——亚洲新电影大师研究》敏锐地捕捉住了这一普遍的时代现象，深入细致地剖析了那些置身变革进程中的亚洲新电影导演们，本着英雄主义的情怀和源自文化根基的家国责任感，如何对历史变迁，对入侵和失去，对苦难和变革给予敏感的关注和独到的反思，并以鲜明的个人化视角和独立不羁的艺术追求，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叙事逻辑。
三、新电影：来自亚洲的“他者”的抗衡
当今影坛，美国好莱坞电影在日益强大繁荣的高科技支撑下，以无以复加的巨大气势和逼真的视听效果为观众制造了一场场“视觉盛宴”和“感官大餐”。在令人炫目的梦幻世界中，在基督教文明和新教伦理精神的指引下，美国电影贯穿着上帝创世的救赎与拯救的意识，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编织着银幕的神话、童话和诗话，造成了席卷全球的“电影霸权”。《当代电影新势力——亚洲新电影大师研究》一书选取了27位亚洲新电影导演，并对他们的代表性作品进行了文本细读，认为亚洲新电影以其极富东方特质的影像和皈依本土哲学的人性诠释，应对呼啸银幕的“强效应美学”，成为与好莱坞抗衡的世界电影格局中的“他者元素”，建构了全球电影艺术“多元景观”的新平衡。
亚洲新电影推崇人伦亲情，信守仁爱、慈悲的观念，以东方式的人文关怀，照见本民族的生存现实。从1992年的《手足情深》到2008年的《麻雀之歌》，伊朗导演马吉德以人伦情感为叙事动力，在单一家庭为主的叙事空间里，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叙事关系，展现了或是温情或是残酷的儿童世界。而韩国导演金基德的《弓》、《撒玛利亚女孩》以及《漂流欲室》等一系列影片，或许表现方式过于极端，或许对于人际关系、社会现实、文化状况的看法过于悲观，但他始终在以一种悲悯的胸怀看待世界，以包容和谅解之心描述镜头下的人群，紧张而自觉地寻找着人生的真理。
亚洲新电影具有大众主义情怀，把目光聚焦在普通人、下层人、边缘人身上，着力展现社会骤变中平凡生活的意味，领悟社会人生的酸甜苦辣。中国导演冯小刚的作品可谓是这一取向的典型。在《甲方乙方》、《不见不散》、《非诚勿扰》、《手机》、《天下无贼》及《私人定制》等影片中，他描绘了那些渺小而卑微的生命，表现了他们既平淡琐碎又纰漏百出的生活：一个要去实现自己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梦想的暴发户；一对不断陷入误解和尴尬最后却终成眷属的欢喜冤家；一段深藏不露却因一个小失误而被意外揭露出来的婚外情；一个不断相亲却屡屡碰壁的单身汉；一个爱上有家室男子而无法自拔的空姐；两个偷技绝伦却又良心未泯的窃贼……还有那些广为流传的经典台词，“做人要厚道”、“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等等，都体现了他的作品平民化、接地气、关注小人物、表现市井生活的特点。
亚洲新电影在“反奇观化的哲思挖掘”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林权泽、北野武、杨德昌、陈英雄、阿彼察邦等导演都始终以平民百姓、神秘自然和普通的人文历史作为表现对象，既不强调宏大的场面，也不着力于技术的渲染，而是坚守自身传统内敛低调的本性和东方慎独自省的人生哲学，努力通过对人性深挚的体悟，对生命细微的观察思考，来打动观众，寻求其内心的共鸣。例如泰国导演阿彼察邦在《极乐森林》里对爱情、山川、森林那世外桃源般的描写，在《能找回前世的布米叔叔》、《综合症与一百年》中对前世罪孽的悔过，对“万物即梵”，“因果报应”的佛家观点的隐晦表达等。尤其是在《综合症与一百年》中，城乡结合部的女医生、卖兰花的花匠、僧人、浓绿的热带植物、朦胧的爱情，无不体现了导演细致体察生命和自然，探索人生的终极意义的艺术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进程浪潮不断冲击下，在世界电影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势下，周安华等人的著作《当代电影新势力——亚洲新电影大师研究》，不同于当下零星、散见的亚洲电影论述，而是独具新意、高屋建瓴地将中国（大陆、港台）、韩国、伊朗、日本、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一大批优秀的亚洲新电影大师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特质的整体进行全景式的观照，这在当今学界尚属首次，极具开创意义。与此同时，该书亦有所侧重，将目光聚焦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亚洲著名导演，并基于地域经济、文化的差异，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他们作品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美学追求，勾勒出当代世界电影新势力的亚洲身影。三人行，必有我师。了解、研究、学习别人，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我和发展自我。《当代电影新势力——亚洲新电影大师研究》一书，正如一面明镜，既照见别人，亦可反观自己，中国电影将何去何从，读罢此书，应有所悟。这或许是此书值得关注的重要原因。授。
作者简介：黄一斓，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