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怒江往事》作为一部反映怒江大峡谷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长篇小说，包含了怒江20世纪的巨大历史变迁，在历史和人性的交错表达中挖掘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这一作品充分彰显了作者富于个性化的艺术表现，在对怒江少数民族的生活实践进行感性的再现中，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丰富而有特色的精神世界。认真地审视这一作品，对于进一步深刻地把握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学叙事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主观实践 人物性格 精神分析 陌生化 民族性格
自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其发展中形成了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地域性写作日益突显，诞生了一些地域特征非常鲜明的作家群体；二是少数民族文学更加繁荣，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涌向当代文坛，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从这两个方面综合考虑，就会发现，云南可以当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上集民族和地域双重特色的一个范例，一是云南的地理位置，作为西南边地，交通相对来说较为闭塞，其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被人们认识较晚，有着非常强大的吸引力；二是云南的民族分布，聚集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多达25个，有些少数民族群体只聚集在云南，同时几乎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作家，从而使云南又成为少数民族写作的重要阵地。三十多年来，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薪火相传，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发展新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那些立足民族文化，扎根边地生活，反映边地少数民族丰富情怀的优秀作品，尤为引人关注。这其中，怒江作家马瑞翎的长篇小说《怒江往事》是非常值得认真审视的一部作品。作品以宏大的笔触描绘了怒江大峡谷百年的社会变迁，用文学的手法再现了发生在大峡谷的珍贵往事，在对历史的考量中探寻着真切的生命体验，映射着边地少数民族人们的精神世界。细致地观照这一作品，对于更加深入地把握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学叙事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
《怒江往事》这一作品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有机结合中，第一次用长篇小说的方式反映了怒江大峡谷地区百年来的社会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感性地掌握这片神奇土地上少数民族历史命运发展的途径。
怒江大峡谷地处云南西北部，是世界上最长、最神秘、最美丽险奇和最原始古朴的东方大峡谷。在这里生活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旧称“俅人”）、普米族和白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由于地理位置边远偏僻，交通闭塞，再加上自然生存条件的艰苦恶劣，直到17世纪，当地各少数民族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到解放前期，其社会经济形态也只是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村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才直接地、逐步地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怒江少数民族走过了汉族地区数千年的社会进程，在如此短暂的岁月当中，发生着如此宏大的历史转折，这中间所蕴含的那些波澜壮阔社会的变革，如果用社会历史学家的视角看待，无非是一些枯燥的社会经济统计数字和一些单独琐碎的历史事件的编年罗列，从而形成一种单纯的再现性的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理性认识。但历史小说与此不同，虽然都强调以历史为载体，后者更重视实践式的能动创作，著名文艺理论家雷达先生曾论述说：“历史小说是作家对历史的一种艺术的掌握方式，只强调认识意义而忽视实践意义，是不完全的。再现式的被动创作和实践式的能动创作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单纯的认识活动，一个是实践的动态活动；一个是观察者、探究者，一个则是参与者、投入者；一个主要扮演追摩历史原貌的角色，实际站在历史之外，一个则与历史打成一片、连成一气，投入能动的审美创造活动，处处可见个体的经验性、体验性，‘我’的脉搏与历史的脉搏一起跃动，作者主观的审美意识得到充分发挥，展现出对客观历史的鲜明的主观把握。”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怒江往事》是完成了这一任务的。作者马瑞翎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怒江人，但是她早年所生活的丽江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区，虽然她是回族，却已经在怒江生活了十多年。作为一个“移民”，她能把自己真正地融入到这片土地上，融入到怒江人的生活之中，从而更真切地完成创作之中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主观创作的实践色彩。金秀谷的老头人勒墨迪，在他的身上既有深厚的传统影响，又有开放的眼光，既能处置村寨的各种日常事务，又能对年轻人进行精神上的指引，仿佛是映照着马瑞翎现实生活中那个富有传统学者气息的爷爷。作品中亚哈巴带着自己的儿子访问自己的老朋友岗尼什科，茶山为了谋生开矿练兵，这些重要的故事情节都发生在与怒江一山之隔的缅甸，而在作家的现实生活中，马瑞翎的父母和弟弟又有因生活所迫远走缅甸的真实经历。作者在创作活动中，似乎不仅仅是在虚构故事，创作本身同时也成了自己寻找内心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这些融入到作品中的包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终于变为自由想象的结晶，凝聚在作品之中。另外，作为一个女性作家，马瑞翎用自己细腻的情感深入到广阔的历史之中，敞开自己大地般的女性情怀，去触摸那些已经尘封多年的记忆。在反映客观历史进步脉络的同时，把自己的感情更多地反映到丰富多样人物的命运上，体味这些富有性格的人物在历史的洪流中，如何选择，如何转变，如何追求自己的价值，这些关键性因素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宏伟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记忆是不能被忘却的，总的来说，正是因为有了作者的这种主观实践，怒江的这段往事在富有情感的表现中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二
作为一部关注边疆地区历史发展的长篇小说，《怒江往事》固然要反映历史的真实，但是从小说这一艺术性地呈现历史的角度来说，作品对历史真实的把握，可以反映在作品的多个方面，而其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往往是其中的关键要素。
在《怒江往事》这一作品中，作者马瑞翎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多样性，既有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也有汉族；既有长期在民族地区传教的外国人，也有主动皈依基督的本地土著；既有天真多情的少女，又有满怀理想的青年，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物构成了怒江历史风云中的整体人物群像，在这众多的人物当中，茶山、亚哈巴和批提这三个人物是作者所着力刻画的重点形象，作者正是通过对三个人物不同性格和命运的比照，来实现对历史转折和人性发展的深度思索。对于一部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的长篇历史小说来讲，只有在作品人物性格的塑造中，才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历史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的性格，人物又是如何在历史的选择之中发生转变，进而体现出历史与人的关系。
亚哈巴生长在大峡谷中一个小小的傈僳族村寨金秀谷里，小时候，父母在山上耕田时被滚石砸落峡谷，后来在他的叔叔老头人勒墨迪的教导下，逐步地成长为金秀谷新一代的头人，并带领村寨走进新社会，成为怒江州的州长，死在对自己的第一次批斗当中；而和他一同进入基督教学堂上学，一起成长的独龙族人茶山则在纷乱的时局中，四处闯荡逃亡到缅甸，在攫取了当地头人岗尼什科的巨额财富后，成为一伙武装分子首领，最后在绝望中跳崖自杀，以寻求自己灵魂的解脱；批提，一个纯正的怒族人，在外国传教士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成为一个本土牧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斗争中，被作为外国宗教势力在大峡谷的代言人，批斗致死。三个人物之间具有许多的共同之处，少年相识，共同在教堂学习，成年之后都命运多舛，经历无尽的坎坷磨难，最终都以悲剧结束，他们的一生都贯穿了整个大峡谷的历史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的命运把三个兄弟联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人。但是从更深层次上看，三个人物其实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性格，各自都有着明显的独特性，从精神分析学说的观点来看尤其如此。弗洛伊德于1923年在无意识的理论基础上之上，提出了“三部人格结构说”，即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②茶山、亚哈巴和批提在自身性格的发展上分别显现出对于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方面的侧重。茶山从小就喜欢随心所欲，在青年时期的四处漂泊和闯荡之中，更是形成了放荡不羁的心性，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哪里有自由，就应当到哪里去”，他狂热地向往着没有约束的生活，为此他不惜杀人放火，谋财害命，是“本我”的体现；作为村寨新一代头人的亚哈巴，他是英雄祖先刮木必的后裔，身上流淌着祖先的血液，同时又接受过教堂的熏陶，古老的民族传统和宗教的博爱作为一种融化到心灵的力量，随时地调节着亚哈巴的内心世界，从而使得亚哈巴在不断面临的转折中作出适应外部环境改变的选择，成为“自我”的代表；而批提小时候的绰号是“恒冉喔”，意思是爱哭的孩子，内心敏感，经过墓地都会让他生起悲悯之心，在教堂潜心学习毕业后，他成为棉谷山教堂的牧师，更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上帝，传递着爱的福音，宗教道德作为一种超越世俗的爱成为他毕生追求的目标，象征着“超我”的存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共同构成完整的性格，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三位一体关系。在弗洛伊德看来，正是在它们的相互斗争之下，人类社会才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
作品中茶山和批提是性格构成中的两极，亚哈巴则代表着两极调和之后对社会生存的适应性发展，虽然他们都以各自的悲剧收场，但恰恰能够说明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是一场有关人类自身的斗争，历史的进步必然要付出痛苦的代价，在这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是历史选择人，而不是人选择历史。
三
反映历史真实，刻画人物形象，固然都是长篇历史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因素，但对于马瑞翎的《怒江往事》这一表现少数民族历史生活的作品来说，其叙事语言上的独特性，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呈现形态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迅猛发展以来，学界就一直存在争论，有的人认为“只有出身于某少数民族，并用本民族文字写作的作品，才是该民族文学”，“唯成分、唯文字并用古文体写作者，才是该民族的文学，用现代语言写作不能称该民族的文学”③，照此看来，那些只有口头语言没有书写文字的少数民族就被剥夺了从事当下文学表达的权利，因此，这种唯语言论的文学观的狭隘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必须认识到，随着汉语言运用的日益推广和普及，对于今天的少数民族文学来说，在其进一步发展中，语言的表现是一个必须考虑的方面。边地少数民族人民细腻的内心情感、丰富的社会生活、独特的思维方式，在他们民间口头文学表现中可能不存在问题，但是，要让少数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人们也通过文学审美的方式了解边地世界，就需要一种更为普遍的语言及与之相适应的书写文学的表达。马瑞翎出身回族，从其创作生涯开始，就一直用汉语写作，怒江地区的怒族、傈僳族和独龙族虽有自己的语言，但都限于日常生活的表达，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促进民族间的发展交流虽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拼音文字，却又不适用于文学上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用汉语实践怒江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就成为作家面临的首要问题。这就要求作者把自己细腻的情感，融入到民族地区群众之中，对少数民族生活进行审美体验的同时，还要在创作中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技巧，把原本属于少数民族人们心中的审美体验通过作者自己的方式顺利地传达出来。
在这个问题上，马瑞翎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方面她保持语言表达上的“陌生化”的色彩，使读者在审美体验上最大程度地向民族感知靠拢。什克洛夫斯基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识的那样；艺术的程序是事物的‘反常化’程序，是复杂化形式的程序，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接受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④在作品中，教堂的“打字机”只是一台“神秘的、说不清形状的机器，蒙着一层薄铁皮，染着黑漆”；金秀谷的“传统”在老头人勒墨迪那里就是老祖先“刮木必给我们留下的好东西”，“这些好东西像种子一样播撒在黑水河峡谷的大地上，黑水河所具备的种种条件，使种子抽芽、成长、开花和结果，再生出小树，最后繁衍成不朽的森林”；对于“飞行员”，亚哈巴的理解是“不用爬树就可直接到达树梢的人”；而“共产党”在金秀谷的人眼里，只是“由王荣才他们那样的好人聚拢来形成的一个群”；“革命”则更简单，“就好比你屋后那座坡，霍马草太多，非但无用反而坏事，于是就由王荣才他们那伙人前来砍光，烧掉，重新种一些庄稼”。这种用“第一次”的眼光进行的“陌生化”描写，从小说的语言艺术方面来说，是一种叙事技巧的实现，但更重要的是，在“陌生化”的使用所带来的这种延长感受的再现之中，让边地少数民族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感悟方式清晰地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作者在整体的文本语言构成上所营造的与民族表达相一致的氛围。少数民族情感表达的语言风格，大都保留在他们的民间叙事当中，作品通过对民间语言风格的继承，实现了语言表达上的民族特色的显现。在作品中，情人之间的爱慕诉说，村寨公事的唱调协商，朋友相聚的欢乐之情，死者葬礼上的悲哀沉痛，乃至于政治倾向的郑重承诺，都由人物形象通过民族“古歌”的形式得以展开，这些古歌本就是少数民族人民对于自身情感具有文学性的表达，形式质朴，语言纯真，在整个文本的形成当中，同作品的语言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共融关系，使得作品的民族韵味更加浓厚。
从这个角度讲，马瑞翎的这种语言表现上的艺术处理方式，拉近了汉语书写和少数民族文学表达之间的距离，对于拓宽少数民族文学表现方式来说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四
宏大的历史结构和丰富的内容，为作品的成功建立了材料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的人物形象塑造，进一步加强了作品的文学品性，语言的艺术性表现，突出了作者处理材料和彰显人物性格的艺术技巧水平，这些对于大部分的小说体裁来说，都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标准。然而，就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来说，仅仅具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少数民族文学之所以为少数民族的文学，从它自身的本质属性上来说，必然要求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那些民族性的存在，那些区别于主体民族之外的特殊性，才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关键性支撑因素。
《怒江往事》既然涉及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就不可回避地要写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不同于那些单纯为了追求所谓的“民族风情、边地景观”的作品，马瑞翎对大峡谷少数民族生活的描绘没有丝毫的刻意追寻。语言朴素简洁，大峡谷地区人民艰辛的生产劳动，充满天然纯真的男女爱情，正直公平而不失尊严的部落争斗，都在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作品不仅仅是再现边地少数民族的生活，更多的是通过生活中的人物来进行反映，从而使得边地少数民族的生活成为“活”的生活，人物也变成了“生活中的人物”，实现了“人的生活”和“生活的人”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达到对民族特色的把握。
相对于主体民族来说，少数民族在自身的发展中更加重视对宗教和原始巫术的崇拜。这一特征在文学活动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有些少数民族保留了许多本民族的宗教文学，除此之外，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在一般文学中，也往往会成为作品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从而使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大都富于浓厚的宗教气息和自然崇拜的色彩。怒江大峡谷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大多都对大自然保持着虔诚的敬畏之心，在作品中，傈僳族人在开荒耕种之前，明明已经献过祭品、磕过头、念过祭词了，可在点火烧地时，还要向山坡上的众鬼祷念一通，祈求护佑，他们把自己的伤病疼痛，他们的喜悦与悲伤，统统都交给了自己所崇敬的神灵和众鬼掌握。新一代的头人亚哈巴更是追随着那个冥冥之中无时不在的英雄祖先刮木必，一步步成长起来，而在批提的身上，则更多地显现了基督教在怒江少数民族当中的巨大影响。大峡谷是外国殖民者开展传教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随着基督教在傈僳族、怒族和独龙族之间的广泛传播，其宣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逐步渗透到少数民族信众的内心，作为与神灵和众鬼并列存在的一种力量，排解着他们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这种原始的自然鬼神崇拜和现代宗教文明的共存发展，成为《怒江往事》这一作品在彰显民族特色上的又一途径。
进一步深入地审视马瑞翎的这一作品，就会发现，作者在对怒江少数民族历史和生活展开挖掘的同时，更重要的目的是从中发现生活在大峡谷里的人身上更为独特的民族气质。果戈里曾经说过：“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的精神。”别林斯基也曾说过：“每个民族之民族性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⑤民族性特征的最根本体现就在于他们思维领域。以反映少数民族历史命运为目的的作品不是不可以写生活，不是不可以写人物，但这些内容仅仅是民族思维特性的形式载体，从中浮现出来的少数民族独有的精神世界才是作家和作品的终极追求。在《怒江往事》中，亚哈巴的父母被泥石流埋没后，人们是这样理解死亡的：“让死者留在下边好了。因为过不了多久，当新的树木勃勃生长，大岩石在雨水的冲刷下渐渐变绿，所有石缝都铺满茅草和鲜花时，这儿就会变成一座活的山。谁能拥有这么大、这么好的坟呢？”在宗教信仰和鬼神崇拜上，只有分歧，没有矛盾，大峡谷的子民可以一下子信耶稣，一下子信鬼神，在两边“跑来跑去”，直到自己内心明白为止，而头人亚哈巴更是一边信仰上帝，一边紧跟着自己的英雄祖先刮木必；对于外来汉人把“贫穷”和“可怜”联系在一起时，亚哈巴的儿子阿邓四是这样说的：“粮食不够吃的时候他们就去打猎。不过，他们一点也不可怜呀。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呢？我和我爸爸都是这样长大的。我们从来没认为自己‘可怜’”。
这些看似简单的心理，实则是崇尚自然，追求朴素与真实，富有极大包容性的民族性格之精髓，是怒江少数民族内心精神世界的文学表达。
五
在马瑞翎的另外一部学术著作《原始的终极地——怒苏部落》中，作者曾说，“我常常遇见一些从山上下来的、不穿鞋的老人。……制造一双草鞋是易如反掌的事情。然而他们宁可赤着脚，与大地肌肤相连。以我浪漫的思想看来，赤脚者才是世间真正的自由人，每每看见这些极富地域特色的身影，我就很想去跟踪他们，去看看他们吃饭和就寝的地方，去探知他们的精神和情怀，进而研究他们的神话思维以及他们对大自然的独特理解、对宇宙的形而上的把握——这一切，使我产生无限遐想。”⑥
与《怒江往事》相比，《原始的终极地》具有更加鲜明的人类学色彩，是作者站在观察者的角度做出的理解和认知，而《怒江往事》则更具有文学性，是一部文学作品，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的人物命运，民族的思维精神，都通过她富有艺术魅力的独特语言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
此时的马瑞翎，不再只是一个人类学民族遗产的继承人，对于作者来说，作品的创作不仅仅是文本从构思到物化的过程，更是作者融入这片神奇土地生活的过程。在《怒江往事》这一作品完成的同时，马瑞翎也已成为当地民族生活主体的一分子，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她生活中深度感情结晶的《怒江往事》，不仅仅具有富于个性色彩的文学创作层面的意义，更有着关于民族书写的重要价值。
① 雷达：《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② [奥]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③ 单超，《略论民族文学及其归属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第70页。
④ 方珊，《形式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⑤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86页。
⑥ 马瑞翎，《原始的终极地——怒苏部落》，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