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各族儿女辛勤耕耘，共筑和谐湖南，共绘美丽三湘。湖南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能以自己所独有的生活方式和创作态度，通过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书写和记录少数民族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在抒写着人生百态，对社会进行着深刻的透视，彰显了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新时期湖南少数民族文学以小说创作的成就最为突出。不少从事小说创作的湖南少数民族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本文作者在时代特色、选取题材、艺术技巧、关注现实等方面，对湖湘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盼少数民族小说再创辉煌。
湖南也是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文学根基的大省，自古人才辈出。进入现代以来，苗族作家沈从文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谱写了厚重的一章。承载湖湘灵韵灵韵，秉承大家风范，湖南少数民族作家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着古老民族的灵魂，铸写着民族的辉煌。作家作品浩如烟海，其中尤以小说创作的成就最为突出。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不少从事小说创作的湖南少数民族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名震中国文坛的“湘军”中的主力。经过40多年的积淀，至21世纪，形成了老中青三代蔚为壮观的湖南少数民族作家群。文学创作方面，中老年一代作家如孙健忠、石太瑞、向本贵、汪承栋、欧骁等，奉献了不少佳作；而新时期初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作家，如蔡测海、贺晓彤等，成为了21世纪湖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力军。他们为我们创造了“文学湘军”的丰碑和辉煌。本文试图在时代特色、选取题材、艺术技巧、关注现实等方面，对湖湘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进行探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紧扣时代脉搏，讴歌奋斗人生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抓住时代的脉搏，描写新生活、新矛盾、新人物，在传统的题材中，描画出新的富有时代色彩的生活画卷，这是新时期湖南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一大显著特色。
新时期湖南少数民族作家在观察生活时，目光能够放得敏锐，让自己的眼光紧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及时地看到生活的新动向，同时对生活的观察尽可能深入，多进行思考，透彻生活的内涵，抓住事物的本质。此外，还能细致地观察，在常人难以觉察出的细小微弱的差异和变化之中把握事物的特征。正因为这样，他们能从生活中发现迷人的诗意的美的而又新的东西，使得自己的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和所表现的内容能够折射到时代的新生活，让人看到时代的影子。70年代开始活跃于文坛的苗族作家吴雪恼，著有小说集《骑士、弱女、阔佬》，中篇小说《姊妹仨》，短篇小说《船家》、《山里葡萄甜蜜蜜》、《猪郎公架鹊桥》等。作者善于捕捉苗乡特有的事物，以普通群众为表现对象，被誉为“苗乡生活的文明画家” 。小说《姊妹仨》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奖、《清清小溪水》获湖南省1980年优秀作品奖、《主人》获辽宁省鸭绿江作品奖，《跟大人去做客》获1987年湖南省小溪流作品奖，《他终于把我们征服》获1984年湖南省文学大奖，《苕大》获海南省天涯杯作品奖，《我的童年》获首届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等。 瑶族作家陶永灿的《黑喜鹊和白喜鹊》，以一个瑶家小山寨——竹勺寨为背景，描写了各种人物的不同人生际遇，展现了一个瑶族自然村落，在激荡多变的近代社会中所遭受的巨大冲击与变化。特别是苗族作家邓宏顺的长篇小说《红魂灵》抓住了时代脉搏、描绘出一副新的生活画卷。
邓宏顺的长篇小说《红魂灵》，以一个沅水河畔的小镇湄湾为历史背景，为读者折射了出了一幅具有强烈时代烙印的农村乡镇发展的历史画眷。从“我”和父亲两代人在领导和建设湄湾镇这片热土过程中以不同的文化观念相同的执政理念、不同的施政方式入手，展示了两代人在事业、爱情等上方面的一系列矛盾及功过得失，描述了生活在这片有着弯弯曲曲的路、弯弯曲曲的河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弯弯曲曲的苦乐人生。《红魂灵》的主题立意高深，从湄湾的变化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剧烈变动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在重新整合，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农村社会的主流思想正在转变，农民回归理性，渐渐学会了用自己的理性对许多事情进行判断，他们有了致富和发展自我的内在要求。《红灵魂》引领读者去思索涉及到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的精神信仰意识形态深层次问题的探索。这是一部引人深思，催人奋进，富于时代主旋律宏篇巨作。被评论家誉为是“对当代政治文化遗产的发掘和清理”和“精神帆船的航灯” 。
与时俱进是每个作家艺术生命的根本所在。湖南少数民族小说作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映照，它及时和动态地展示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种种发展变化，其中包括求新、求异、求变的现代性精神诉求和时尚化追求。作品紧跟时代步伐，关照新生活、新风尚，显示出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敏锐反映，对大众精神文化的需求的深情关注，拓展了文学的多样格局和发展空间，表达了对文化产业和市场竞争的激情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突现了文化共享。
二、题材丰富多样，生活画面广阔
题材的多样化是新时期湖南少数民族小说的一大特点。农村生活题材、民俗民情题材、历史题材、民族传奇题材、政治题材等，在作家的笔端都有着深刻而独到的反映。湖南少数民族作家懂得，一个作家是少数民族，是少数中的少数，有利于他在面对巨大的普遍性图景时能够打开图景，创造新的可能性。他们能从文学大的格局中看到大的缺口，把我们某些确定无疑的东西重新打开，给人扑鼻清风、给人心灵震撼。他们的作品涉及面广，题材丰富，成为“文学湘军”中一道靓丽的风景。蔡测海、向本贵、邓宏顺等的乡土感恩农村题材小说早已为文学界所共知，而瑶族作家李波的传奇小说，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李波从小酷爱文学，198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白眉王传奇》，采用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起来的方法，借鉴了我国传章回小说的成功经验，生动地描写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八峒瑶山的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与反革命武装及其纠合的武林败类展开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故事。小说《奇侠与女杰》、《瑶山风云》、《鹰拳王传奇》等，标志着他进入了创作鼎盛时期，而且创作艺术也日益成熟。李波善于写“奇”，但他的“奇”都是服从主题需要的，并非为“奇”写“奇”，媚俗和迎合低级趣味，李波结合运用了传统章回小说和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文笔晓畅易懂，雅俗共赏，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这些也是作家成功的地方。
新时期政治题材小说也由历来的空白发展为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营地。所谓政治文化小说，就是人物活动主要在政治舞台的小说。人们曾习惯地称之为官场小说。官场小说的重点在于揭露官场中那隐秘的幕后的东西，以及贪官污吏的种种秽行丑态，而湖南少数民族小说近期出现的涉笔官场的小说家，他们并不熟悉更不直书官场的权术与操作，只对官场政治文化作文学的表现，称他们的小说为政治文化小说比较恰当。这些作家大多是现实社会责任的担当者，他们用自己的小说推进今日的改革运动。邓宏顺的小说《食堂》，写了一个乡政府食堂的小伙夫，挣的是小钱，看的是眼前的生活利益。但从伙夫小计较，看出政府干部的大贪婪；从食堂的小经营，见出社会的大风气。伙夫加食堂，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物，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场景，却折射出整个官场的腐化和社会的浮华。小说促人警醒，令人深思。作家向本贵也以满腔热情、全心全意地歌颂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共产党官员的牺牲精神与奉献精神。他在被人誉为“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政治教科书”的《残阳如血》中奠定的写作立场与态度，同样很可宝贵地保留在他新世纪的基层干部题材小说《盘龙埠》和工矿题材小说《遍地黄金》等作品中。
在这些作家作品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的根本出路与标志，就是人的解放与生产力的解放，让每一个人尽可能地实现人生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在政治文化小说中亦卓然独立。
三、探寻心灵之旅，抒写百姓情怀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湖南少数民族作家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关注现实人生，关怀弱势群体，关切和谐社会的建立，不只是新时期湖南少数民族小说的基本品格，而且是新时期湖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走向。如果说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醉乡》、《倾斜的湘西》，蔡测海的《麝香》、《母船》，吴雷恼《姊妹仨》，向本贵的《苍山如海》、《这方水土》，贺晓彤的《爱的折磨》，等等，为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迎来了湖南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的话，那么，以上诸多作家又通过他们的努力，又将关注现实人生的文学主线推动了湖南少数民族小说的向前发展。
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文学作品只有植根现实土壤、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新时期湖南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既让自己的眼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及时看到生活的新动向，同时又对生活的观察尽可能地深入一些、多进行一些思考，把握住生活的内涵，抓住事物的本质。他们细致观察生活，在常人难以觉察出的细小微弱的差异和变化之中把握事物的特征。这样他们就可以从生活中发现迷人的诗意的美的新的东西，使得自己的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和所表现的内容能够折射到时代的新生活，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影子。在他们的创作中，努力寻找生活的轨迹，遵循生活的规律，探求生命的意义和辉煌。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群体中，苗族作家向本贵尤为人称道。
向本贵作品的主人公，绝大部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乡村村民、在乡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城市的下岗工人以及城市市民。这体现了作者向本贵那种关注底层百姓的草根情怀。“在他的作品中，几乎都是以他熟悉的湘西农村生活为背景，以他熟悉的父老乡亲为原型，倾注自己的满腔热情赞美他们的精神，讴歌他们的业绩。”“如果说向本贵前期的作品表现的是一种大好形势下农民生活良好改变的趋势，那在他后期挂职深入生活期间所创作的《乡村档案》《凤凰台》等作品，就开始偏向农民生存状况和现实问题的揭示和思考。”因此，可以说，在向本贵新时期的小说中，主要就是体现了这样的情况：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关心，对和谐社会建立的关切。
新崛起的苗族作家田耳，他的大部分作品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孤独、无奈，以及他们身上卑微而又永不宁熄的希望。他说，人的高贵与否是跟生活状态无关的。他喜欢关注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他们身上有拦也拦不住的闪闪发光的东西，这是生活的赐予。生活本身已经蕴含太多了，他没有要去刻意表现什么。在他看来，生活体验与写作之间是脐带关系，即使脱离也有割不断的联系。他笔下的人物基本都有生活原型，像《衣钵》中的李可、《一个人张灯结彩》中的小于等。李可的原型是田耳的一个同学，可当他写好后拿给那个同学看的时候，生活中的“李可”说：“这写的不是我。”田耳说，他作品中的人物跟现实生活中的人在精神、气质上相似，只是情节大多虚构。田耳写的就是身边的人和事。
以向本贵、田耳为代表，新时期湖南少数民族作家敏锐把握时代脉搏，重新发现那些被边缘化、乃至被遗忘的弱势群体的生存风貌，了解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以自己的深层关怀，体现了其强烈的责任感和对底层百姓的深厚感情，也表明了作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期盼和追求。
四、不断创新与超越，艺术技巧日臻成熟和完善
在岁月的冲洗下，湖南少数民族作家在艺术上的造诣比昔日更加高妙；新崛起的作家比老一辈的作家生活底子或许要薄，但文化底气远比前贤厚实，他们不再是没文化的人写书给有文化的人看，大都是学士、硕士、甚至博士，或者教授、编审、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艺术天宇相当开阔，在对现实人生的表现或再现时，就有了复制、仿真、变形、投影、浪漫等种种的区别，而且一出手就在全国抢占艺术的制高点。
孙健忠的小说从歌颂新人新风尚起步。但他长期深入生活，对湘西的人和事有深刻了解，因此他的作品更注意生活气息和人物性格刻画。他的中篇小说《五台山传奇》，标示着孙健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成熟，并在他作思想和艺术上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他由写人物外显行动到写人物内心世界，由写民族风俗到写民族的内在精神气质的转化。在整个改革开放的时期，孙健忠始终坚持与新时期文学主潮对话，把握他作的主旋律，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退潮，改革文学兴起时，他及时推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醉乡》。作品题材新颖，内涵深远，不愧为新时期的一部优秀长篇，也是孙健忠创作道路上一块新的里程表。自《醉乡》以后，孙健忠的创作风格有了明显发展，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同时，加进了魔幻现实主义技巧和神话色彩，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蔡测海的小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近几年来，蔡测海在小说创作的探索中，又闯出了新路。他吸收现代派小说的长处，克服中国传统小说的短处，将现代派小说的超时空、象征性特点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技法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想象与经验相结合、虚与实相结合、写意手法与写实手法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出长篇小说《三世界》。这是一部重想象、超时空的现代派小说，是作者创作方法的重大突破。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小说的叙述语言已经被许多作家所重视，汪曾祺、林斤澜、莫言等作家都是从叙述语言上创造了自己的风格。蔡测海的长篇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以民间口语营造民间叙事，作者在享受民间语感的快感的同时，赞叹“语言如此灿烂” 。语言简洁清净，清爽宜人得多，收到了叙述语言的革新的好效果
苗族女作家姚筱琼的《芭蕉雨》，善于渲染气氛，描写景致，用美好的心境与细腻多情的笔触去反映湘西，语言明丽、清爽，追求一种典丽而优美的文学语言，具有浓郁的意境，描摹一幅苗寨的水墨画卷，在艺术个性、艺术视角和艺术意境上都是娴熟的。
总之，湖湘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以描写生活为己任，追求深层次的人生理性感悟，超越现实而又更加贴近生活本质，实现了艺术创作的蜕变与超越。无论是在作家的参与上，还是作品的数量上，都实现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取得了令人刮目的可喜成果。作品紧扣时代脉搏，探寻心灵之旅，题材丰富多样，生活画面广阔抒写百姓情怀讴歌奋斗人生，不断创新与超越，艺术技巧日臻成熟和完善。少数民族作家成为了“文学湘军”的主力，在传承湖湘文化的同时，又繁荣了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共同推动华夏文明的向前发展。（作者单位为湖南工程学院人文社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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