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观念的解放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武陵山区当代文学取得长足发展，表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本文通过代表性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分析，认为本土的生态文化、语言文化、神秘文化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紧密关联，并在文学源流上表现出新的特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多维文化 武陵山区 民族作家
武陵山区有着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貌形态和文化传统，既是中部地区与西南地区的过渡地带，又是中部汉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的交汇点。当地生活着的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样武陵山区受多民族文化的影响，故事、传说、民歌、花灯等资源丰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一方面勤劳耐苦、敬神信巫，另一方面浪漫天真、重情爱美。复杂多样的地域文化滋养了本地区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武陵山区的作家将真挚的民族情怀和深沉思索结合起来，对武陵山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情风俗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其文学源流上表现出独特的影响因子。
一、生态文化与文学源流
大凡一种文化的形成，必然深深打上自然的烙印。在文化的生成机制中，自然环境既是文化的生成依托，又是该文化的制约因素。武陵山区位于今湘鄂川黔交界处，山高险峻，峰峦密布，生存环境异常艰难，这样就使得武陵山区的作家对自然怀有独特的情感。
由于对武陵山区土家族艰苦生存环境的独特感受，作家叶梅的作品中着重表现出武陵山区土家族强悍勇武、崇力尚勇的民族性格。早在商周时期，古代巴人就有帮助文王伐纣的故事流传。土家族的文化传统中有着白虎图腾崇拜，其风俗习惯中的狩猎，傩戏、摆手舞活动中尚武遗风随处可见。因此，在当地少数民族作家中，其作品中不可或缺地带上了勇武特征，甚至是自然环境，也带上了勇武的意味。如在《撒忧的龙船河》中：“那河看是纤细实际奇险刁钻，河上礁石如水怪獠牙参差不齐，水流变幻莫测，时而深层回旋织出串串漩涡，时而奔腾狂躁如一束束雪青的箭镞。”[1]土家男子在险恶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战胜自然征服自然，在激烈的斗争中张扬生命力。即使在《黑蓼竹》中的板桥乡天干地裂，九九八十一天没下一滴雨，土家族的男子依然表现出勇猛刚毅的品格。
彭见明的小说则体现出另外一种生态文化的影响气息，即平淡悠远的民俗风。在彭见明笔下，清丽的山水，民俗醇厚的乡村，都蘸着作者对故乡温馨的柔情。他以优美畅快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泥香土热，有着浓郁大山气息的民情民俗画。彭见明的作品主要聚焦于家乡的风土人情，用一种舒朗的笔调描写纯朴明净的武陵山区民俗风情画卷。他所描写的武陵山区，大多以一种明朗的、舒展的格调展开：“点墨淡染的山村景色图中，人与景谐，神与物游。碧绿的小溪弯弯曲曲在田峡里寂静流淌，早春醒来的土地散发着腐草和污泥清香，寂穆而宁静的茅舍，漆黑的夜里间或的几声‘汪汪’狗叫，恬淡似画，纯净透明。”[2]彭见明生长在这优美的武陵山区，对这略显寂寞但远不算蛮荒的山乡充盈着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使他在平凡的景致中捕捉令人心醉的美好景象，在不经意中不露痕迹地显示美。
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创作的系列动物小说，比如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白虎寨》（本小说获得中国第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短篇小说集《退役军犬》、《动物小说选》、《红豺》等。与其他生态小说创作不同的是，李传锋把主要的精力转向对武陵山区生态环境的审视与挖掘，以文学艺术的形式重构土家族地区的生态世界，并从动物界的生存状态中剖析动物类的心灵世界。当然，更重要的是作家以悲悯的生态关怀意识审视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社会语境下动物界的悲剧命运，目的在于惊醒人类社会应该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应该是人与动物界的和谐统一，共同进步，而不是残酷地搏斗与屠杀。
独特的山区生态文化使得作家们在作品中以各自的感情描绘故土，无论是勇猛刚毅，还是平淡悠远，不仅受到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且是当地人们的文化传统和性格特征。因此，其文化源流上带有深厚的生态文化因子。
二、语言文化与文学源流
方言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武陵山区，将方言运用于文学最能体现艺术价值的主要是向本贵。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他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方言、土语、俗语、粗话等写进其作品中，用来塑造当地农民和乡镇基层干部的形象”[3]，使作品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性特点。
武陵山区苗族作家向本贵在使用当地方言俗语时，不是简单地挪用，而是在对方言俗语深入把握后，进行艺术加工改造。比如说一些生动形象、表象力极强的方言俗语，他恰当自如地直接使用，没有阅读理解障碍。另外一些新鲜活泼，但是与普通话容易产生歧义的方言词语，他则进行适当加工，使其更贴近生活和表达。这样向本贵的作品中不仅具有独特的表现力，而且使方言与普通话语言更接近，便于更多的读者理解。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如《苍山如海》、《盘龙埠》、《遍地黄金》、《凤凰台》等，其中的人物语言多从当地方言中。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将家乡的母语和普通话搅拌在一起，形成特色鲜明的语言风格。因此，作品既有鲜明的乡土气息，又形象鲜明，节奏明快，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另外，他还有意识地在小说中运用当地歌谣、戏曲语言，一些场合直接使用本地的地名、物名、人物称谓语，贴切地表现出了当地农村生活，也再现了当地农村风俗人情，使小说充满鲜明的地域特色。
另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李传锋，他朴实地运用描述性的语言进行叙述。在他的小说中，语言并非独出心裁，但用最贴近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原貌的语言，朴实逼真地描述作品中那些动物生存的场景，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趣味十足的阅读享受。通过对方言的有效运用，使得李传锋的语言几乎接近于一场狂欢。他以少数民族作家独有的专注和率真，细致地描写动物的神情体貌、生存真相和心理情态。在他的小说中经常可见土家族的理语方言，充满地方色彩的土家族词汇和山歌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丰富养料。作家将地方色彩浓重的方言俗语进行直接的使用，没有过多的艺术化改写，使小说语言表达中的地方性语言反而与山野的朴实自然风格完美贴合。
当然，还有冉易光、蒲钰、第代着冬、何小竹、刘照进、冉仲景、马仲星、冉冉、冉庄、末未、向碧群、吴加敏、苦金、杨犁民、蔡测海等少数民族作家，在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中，都无意识地受到本民族地域文化的影响，一些富有趣味的少数民族方言土语艺术化地融入作品中，增强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感染力。
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作家们通过有意识地吸收当地语言进行塑造人物，表现社会生活，一方面突出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丰富提高文学作品的表现力和审美价值。这些作家们以独特的语言天赋将生活中的土语改造成为文学语言，带上了独特的风味。
三、神秘文化与文学源流
通过认真阅读武陵山区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会发现少数民族作家“在作品中通过记录、描绘民间神秘文化打开了了解民间文化、感悟世界玄妙的一扇窗户。同时，在对于神秘文化现象的发现与描绘中，他们也就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约束，进入一个混融浪漫色彩、神秘气息的文学世界中”[4]。在这些小说中，不仅存在着大量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而且有直接展示武陵山区土家族文化习俗的场面。这些文化习俗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感、厚重感。
在《最后的土司》和《撒忧的龙船河》等小说中，叶梅加入了大量的宗教文化，包括对超自然的崇拜与信仰。密密麻麻的乡民，如沙场奔马的鼓声，原始古朴的“茅古斯”舞，各种各样的神秘文化在其作品中直观而又浓烈，隐藏着作者对宗教和信仰的思考和探索。“只见呐喊的人们赤裸胸脯，腰系草绳，胯间夹一根扫帚柄，围绕牛皮舞欢快起舞，时而仰面朝天，时而跪伏大地，摆手摇胯，场面沸腾”[1]。在当地文化传统中，人们通过音乐和舞蹈相结合的象征性宗教仪式表达对神灵和祖先的敬仰，同时消除恐惧，增强团结。土家族的宗教很有特点，没有一个固定的信仰，而是一种泛神崇拜，崇尚万物有灵。少数民族作家叶梅则用如诗的画面、激情的笔触描述了这种“泛神崇拜”——跳撒尔嗬和舍巴日的狂欢场面。这些神秘的文化传统揭秘了土家族的起源、发展变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
巫术在现代人的观点看来显得过于神秘，而且属于迷信活动，具有危害作用。但对于在一个相对封闭原始或落后的社会群落，巫术信仰又是必不可少的。人们通过巫术责罚的方式发泄敌对情绪，如紧张、焦虑、失意、给予人信心，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在《撒忧的龙船河》和《最后的土司》中，土家人的巫师梯玛，他们半人半鬼，专赴别人的红白喜事，使用法器做法事，可以和神灵沟通或请神灵附身，有预知祸福的特殊能力，显得高深莫测。其实，在众多原始村落中，巫师担任着本部落治病救人的医生、判断是非的智者、文化传播的继承者等多种身份与角色。当地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精髓很多就蕴藏在他们身上。作者正是想通过一种奇幻怪诞的描写表现神秘文化的象征性，巫师在叶梅的笔下一定程度上代表传统文化的化身，宗教往往是作为传统文化表现和建构的，因为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隐藏着土家族的宗教信仰。
作为非非主义的代表性诗人，何小竹出版的诗集有《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回头的羊》，体现出浓厚的巫术文化色彩。在其代表作《土豆》、《草神》、《羊皮鼓》、《黑森林》、《挽歌》诗歌中，诗人运用素朴的口语，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意向性建构。“在这些意象里诗人决非简单地重复巫术本身的咒语形式，它有着现实的文化价值指向，对于诗人如何摆脱现存的非艺术的干扰，并扩展想象的时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5]。
武陵山区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少数民族族主题研究，对促进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和深入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应该立足于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通过对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解析，仅仅从三个文化层次解读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在多维文化语境下探索、挖掘和阐释出少数民族作家的审美艺术世界，这才是我们研究和探讨的最终出发点。
参考文献：
[1]叶梅.穿过拉梦的河流[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219;173.
[2]彭见明与一本书有关的问题[J].理论与创作，1999（3）.
[3]潘盼向本贵小说 用词的乡土味[J].船山学刊，2008（1）.
[4]樊星当代小说与神秘文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5）.
[5]涂鸿、王进.民族文化表象的发掘与民族性格的穿透——论当代苗族诗人何小竹诗作的意象构建[J].民族学刊，2014（3）.
项目：2014年度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媒介传播视域下武陵山区当代民族文学研究（20
14cxx0120）;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多维文化视域下的武陵山区当代文学研究”（13SK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