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我上网查检资料，见到有关沈从文的一段介绍：“沈从文的表外甥、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黄永玉先生说起过，沈从文仅有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沈从文的身上，仅有四分之一苗族血统，而按照中国人传统的宗法的观念，儿子一般是从属于父系血统的，玉字澄清万里埃，沈从文先生理应是汉族而非苗族。”
这种说法既带有封建宗法思想，又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缺乏了解。
当然，还有一些地方仅说沈从文“有苗、汉、土家血统”，不明确说明其民族成分。
中国的民族关系既复杂又紧密，在一些民族地区，一个家庭由几个民族组成是常见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还未进行民族识别，民族的认定并不严谨。所以对沈从文民族成分的认定是解放后的事。1979年沈从文在给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重阳的信中说：“我记得家乡人骂人最毒的一句话是‘苗杂种’。我听了许多年，却不为这句话感到任何羞愧。正相反，却在作品中为苗人唱了无数赞歌，且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到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我觉得家乡多出几个‘苗杂种’，倒也不坏。”这段话表现了一个苗族作家对旧社会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愤懑和抗争。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沈从文先生在解放后自认为苗族，并以此自豪。
吴重阳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将沈从文列入苗族作家，是经过沈先生同意的。
关于沈从文先生的族籍，有一件我亲历的事可以佐证。这件事虽已过去20多年了，但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1985年春，一些热心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家筹划建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金会”，并希望得到少数民族老作家的支持，决定聘请沈从文先生担任基金会顾问。筹备组委派我去征求沈先生的意见。
当时，沈先生住在崇文门西侧的一栋中国社科院的宿舍楼里。一天下午，我坐公交车在崇文门下车，由于事先向一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同学问清了那栋楼的精确位置以及沈先生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所以我很容易找到了沈先生的住所。那天，天气晴好，阳光灿烂，在大街上行走，感到有些燥热，一进宿舍楼，就有一股清风吹来。
我轻轻敲了那扇木门，开门的是一位老妪。老妪一身蓝布衣裤，齐耳短发，神情安稳，举止文静，颇有一种大家风度。我问道：“您是张兆和先生吧？我是来拜访沈先生的。”她审视我片刻，便将我让进门。
沈先生的住处甚小，没有客厅，只有窄窄的门厅。门厅靠墙放有一木桌，木桌两侧各有一把木椅。我坐在靠门的木椅上，张先生坐在另一把木椅上。我向张先生作了自我介绍，并致歉说：“未事先告知便冒昧登门。”张先生淡淡一笑说：“没关系的。”张兆和先生也是知名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湖畔》和《从文家书》等书。新中国成立初曾在北京师大附中教授语文课。我对张先生说：“50年代初，我曾在北京师大附中读初中，所以我应是您的学生呢。”听后她感叹道：“你看，一晃又过了30多年了。现在我已是老朽之年了。”话里流露出一种苍桑感。
“沈老身体还好吧，他在家吗？”我问道。
“去年他得了一场病，现在已无大碍了。不过身体较虚弱。医生叫他静养。你有什么事找他？”
我将筹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金会和拟聘沈从文先生任顾问的有关情况向张先生作了简要汇报。张先生听后沉吟片刻说：“他正在休息，不便和你面谈。我代你问问他的想法吧。”说完走进右侧卧室。几分钟后，张先生走出卧室对我说：“他对文学界的一些事不想参与，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事情是应该支持的。他同意你们的聘任。他说，由于年老体弱，恐怕不能帮你们做事了。”听后，我心中立即生出一丝暖意。我请张先生转达对沈先生的谢意。
我起身告辞，对张先生说，十分遗憾，未能见到我久慕的沈先生。张先生见我态度诚恳，便说：“要不你进去看看他？”我轻手轻脚推开卧室门，走到床前，见沈先生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虽有些消瘦，但面容安详，气色尚好。沈先生似乎听到声响，睁开双眼。我俯身说：“沈老，我看望您来了。”他微微点了点头，又睡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沈从文先生。三年后的春天（1988年5月10日），这位文学大师便驾鹤西去了。后来，每当我看到和听到他的名字，或给学生讲授《边城》《萧萧》《湘行散记》等作品时，都不禁想起那次短促的拜访。他那安详的面容以及张兆和先生那温和的笑脸便浮现在我的眼前。
今年我又查阅了一些网站，发现有一些已将沈从文先生的族籍更正为“苗”。我心中对此事的纠结也释然了。
（摘自《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