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熙宗室诗人博尔都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卒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存诗千余首，与康熙诗坛的满汉诗人唱和频繁。首倡宗室诗学风雅者非仅岳端一人，认为博尔都“派衍红兰”的论断也是错谬的。
[关键词]博尔都；问亭诗集；派衍红兰
[作者简介]石艺（1978-），女，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黄斌（1978-），男，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南宁530001）
博尔都字问亭，清太祖四世孙，即努尔哈赤第六子塔拜之第六子拔都海之第三子。博尔都虽贵为宗室，爵位尊至辅国将军，但在政治上并无作为，建树主要在诗画领域，有诗（词）集以及画（书）作品存世，故《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列传二百七十一”将其传略列入“文苑一”，惜传文仅有34字，不仅未得生平之详，还将其误为“蕴端（岳端）从弟”。
赵尔巽：《清史稿》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150页。此外，博尔都诗集寓目不易，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九云：“其集传世甚稀，震钧《天咫偶闻》尚不能举其集名，他书著录但云有《东皋吟》而已。”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上海：上海三聯书店，1989年，第95页。因此，加强博尔都生平的考索、深化博尔都诗歌创作及诗史定位的评价，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生平
关于博尔都的生年，主要有顺治六年（1649）与顺治十二年（1655）两种提法。在《清诗纪事初编》乙编卷六，邓之诚据《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康熙四十七年（1708）卒”的载录及博尔都《茫茫吟》序中“总角失怙”
[清]博尔都：《问亭诗集》，清康熙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按，后文所引刻本《问亭诗集》的材料皆出于此本，为避赘余，不再一一标注。之言，得出“卒年正六十”的结论。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周骏富编：《清代传记丛刊》第28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658页。这便是博尔都生于顺治六年提法的由来。博尔都之父拔都海卒于顺治十七年（1660），“总角失怙”这条材料对博尔都生年的考订是有益的，但总角是一个年龄段，据此难以明确考订出生年的具体时间点。更为重要的是，《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四八《封建考》关于博尔都卒年的载录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七月”
[清]张廷玉：《皇朝文献通考》，（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第637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27页。，邓之诚误记为“康熙四十七年”，故“卒年正六十”的结论不妥。在博尔都的悼亡诗集《茫茫吟》中，有《七日东皋用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为韵》组诗，第一首有“荡浆下东皋”云云，第二首有“回首四十年”云云，若博尔都生于顺治六年，则此诗当作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但据《东皋杂咏》之序可知康熙三十一年（1692）之后博尔都才在东皋营建别业，因而时间上不吻合。另外，据《茫茫吟》之序，知博尔都之赫舍里氏妻亡于康熙乙亥（三十四年，1695），这意味着博尔都作此诗时至少已经四十六岁，与“回首四十年”相去甚远。故顺治六年之说显然不确。顺治十二年的提法，最早由王荷据《爱新觉罗宗谱》的载录而提出，即顺治十二年乙未正月二十四日（1655年3月1日）寅时。
王荷：《博尔都及其诗歌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若将博尔都生年定于顺治十二年的话，赫舍里氏亡时博尔都正好四十岁，与《七日东皋用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为韵》组诗的本事相符。
关于博尔都之卒年，有康熙三十六年、四十六年、四十七年三种提法。康熙三十六年之说，见于《清史稿》卷一百六十二“皇子世表二”。
赵尔巽：《清史稿》第17册，第4947页。此说显然有误，因为康熙四十四年博尔都仍在整理其诗集，而且还邀请了毛奇龄为其钞本《问亭诗集》
[清]博尔都：《问亭诗集》，清康熙间十四卷钞本，国家图书馆古籍库藏。按，后文所引钞本《问亭诗集》之材料皆出于此本，为避赘余，不再一一标注。作序。关于康熙四十七年之说，一如前文所言，源自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援引材料不慎所致，可不必再细辨。关于康熙四十六年之说，除了《文献通考》外，《爱新觉罗宗谱》的载录是“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七月二十八日亥时”
宗人府编：《爱新觉罗宗谱》，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48册，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633页。。这一载录不仅文献来源上更具权威性，而且要素更为详实，故而被普遍接受。综上所述，博尔都生年为顺治十二年，卒年为康熙四十六年，享年五十三岁。
除生卒年外，博尔都其他情况大抵如下。出生地是盛京（今沈阳）
沈阳市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编：《沈阳满族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342页。，生母为雅尔祜觉罗氏，散秩大臣琶克齐之女。顺治十七年十月，袭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八年（1669）五月，康熙帝擒鳌拜，博尔都受其伯父班布尔善谄事鳌拜之祸牵连，与从兄弟萨木布、巴尔善等一同遭削爵革退，成为闲散宗室。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十五日，有部院大臣上奏本提及巴尔善、博尔都等叩阍讼冤，原议覆不准，但康熙帝认为：班布尔善事觉时，巴尔善等尚幼，且伊等原系宗室，故推恩加封，彼时一并黜革，似属冤抑，着再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83页。借此机由，于同年三月复授为三等辅国将军。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宗人府停给闲散宗室博尔都云骑尉品级、俸禄。
赖惠敏：《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35页。卒后二月，即康熙四十六年九月，追削辅国将军爵。
关于博尔都之妻，鞠德源据《玉牒》统计有十二妻
鞠德源：《清朝皇族的多妻制度与人口问题》，阎崇年主编：《满学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31页。之多，但其文未明言这十二妻分别有谁。据《爱新觉罗宗谱》的记载，博尔都有四妻七妾共十一人，分别如下：嫡妻博尔济特氏，男富尔丹之女；继妻唐佳氏，子达喇幺之女；三继妻赫舍里氏，内大臣奇塔之女；四继妻李佳氏，查泰之女；妾洪吉李氏，七品官舒书之女；妾杨氏，杨成吉之女；妾姚氏，姚亭孔之女；妾王氏，王先明之女；妾张氏，张教之女；妾韩氏，韩子重之女；妾富氏，富世廉之女。
宗人府编：《爱新觉罗宗谱》，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48册，第633页。之所以少了一人，是《爱新觉罗宗谱》漏载了五继妻瓜尔佳氏。《八旗通志》初集卷二四九云：“瓜尔佳氏，正红旗满洲包衣萨图佐领下，闲散宗室博尔都之妻，年二十四岁，夫故守节。”[清]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点校：《八旗通志》，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598页。由此可知，瓜尔佳氏乃博尔都最后一任妻子。加上瓜尔佳氏，数量方与鞠德源所言吻合。
二、创作
博尔都《问亭诗集》有刻本与钞本两个版本系统。刻本收诗体例是以集系诗，包括《白燕栖诗草》《东皋杂咏》《茫茫吟》《也红词》等子集，收诗凡571首、词26首。钞本体例改为以体系诗，其中乐府、五古、七古、五排、五绝各1卷，七律、七绝各2卷，五律5卷，凡14卷，817首。剔除重出的340首，钞本与刻本收诗共1048首（其中残8首）、词26首。另外，从《辇下和鸣集》《诗观二集》《莲坡诗话》等文献辑得《除夕杂感》《中秋迟友人不至》《寄王野鹤》等逸诗共13首，故博尔都现存可考作品总量为诗1061首、词26首。就创作量而言，博尔都可谓康熙朝满族（尤其是宗室）诗人中的佼佼者。
除了创作量巨大之外，特殊的时间节点也凸显了博尔都诗歌创作的价值。满族诗人鄂貌图卒于康熙元年（1662），宗室诗人高塞亡于康熙九年（1670），他们的离去使满族诗史的发展出现了一小段平缓期，缺少有影响力的诗人。康熙十七年（1678）左右，博尔都的诗为邓汉仪《诗观二集》所选，开始在康熙诗坛小有名气。之后博尔都的诗作又相继被陈维崧《箧衍集》、蒋景祁《辇下和鸣集》、王仲儒《离珠集》等集所选，声誉更隆。康熙三十五年（1696）左右，博尔都刻行其《问亭诗集》，真正成为康熙中期诗坛重要的一家。就满族诗人而言，与博尔都成名时间大抵相当的是纳兰性德，但纳兰性德康熙二十四年（1685）即卒，其诗歌创作活动的时间过短，甚为遗憾。就宗室诗人而言，地位与博尔都相当的是岳端，但岳端的生年与成名时间皆分别比博尔都晚十年左右，同时岳端的卒年又早于博尔都数年。也就是说，继鄂貌图、高塞之后，博尔都是成名较早者，恰好接续了满族（尤其是宗室）诗脉。
从内容与情感的角度来看，博尔都的诗歌创作，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是游山记水，抒写幽情之清发，这类诗作以近体（尤以五律）为多。第二类是沉吟感慨人生际遇的诗作，以古体为多。第三类是抒写伤逝哀毁的悼亡诗作，主要收录于《茫茫吟》之中。第四类是赠答与怀人之作，主要记其交游之鸿迹，其中送别诗就将近百首。第五类是题画诗作，主要吟咏墨客之匠心。
在以上五类诗作中，占比重最大、成就最高者当属游山记水之作，故评论者大多喜欢拈举博尔都的山水诗进行品评，进而揭示出博尔都的山水之爱与隐逸之情。需要指出的是，博尔都早期的“山水隐逸”其实蕴含着不便明言的苦衷。康熙八年，十五岁的博尔都受其伯父班布尔善事牵连，遭削爵革退，故早期诗作大多陶写郁郁不得志之心绪。被革退期间，三藩之乱起，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博尔都心系于此却又有戴罪之身，只能隐晦地抒写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叹。例如，在《秋日杂感》组诗中，他用“枪投郭令原无术，雪济淮师讵有方”谴责了将帅之无能，用“曲江投老清风在，金镜何年献玉京”抒发了蒙冤之伤，用“独有长沙襟虑远，一封书写泪痕斑”表达了壮志难酬的沉郁悲痛。类似“羡君扈跸出关时”（《送澹士素菴随驾出塞》）、“微臣愿进豳风什”（《畅春园》）这样的诗句，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博尔都对功业的渴望。虽然二十六岁的博尔都于康熙十九年复封为辅国将军，但十年的蹉跎加上接连遭遇亡妻丧子之痛，茕茕一人，博尔都已无心于政治功业，主动选择了寄情于山水与诗歌。其“生涯余梦枕，岁月有诗瓢”（《秋日园居》）、“闲居忘岁月，吟咏是生涯”（《东皋》）之类的诗句，可谓这一心态的真实写照。
关于博尔都诗歌的评价，在同时代的人中，以汪琬在给刻本《问亭诗集》所作的序文中提及的“近体清新，歌行雄放”最为全面，可惜汪琬没有就此展开，故后人大多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申发。就歌行之“雄放”而言，今人鲁渝生以《宝刀行》为例展开了较为详尽的阐述，认为此诗借咏宝刀而抒怀，语句铿锵，感情充沛，很有气势，最具满人豪放性格之特征，在清初宗室的歌行體诗中较有代表性。
鲁渝生：《清代满族宗室诗坛的发展与成就》，《满族研究》1997年第2期。满族原是马背上的民族，满族诗人不乏豪放之作，但总体而言，豪放并非满族诗人进行汉诗创作的主流风格。关于这一点，在颚貌图的诗歌创作中有充分印证。颚貌图从龙入关，征战遍及半个中国，乃武功卓著之将，其《北海集》虽有豪放之作，但抒写最多的却是思乡、罢征、归隐、窘迫、倦怠的情思。
雷晓彤：《北海留遗籍，文章辟草莱——论清代第一位满族诗人鄂貌图》，《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颚貌图尚且如此，博尔都一生未曾经历征战，受制于宗室无外任不得随意出都的清代律法，鲜有远行，故《问亭诗集》中类似《宝刀行》这样的豪放诗作甚少，而以《秋夜》《古意》《春闺曲》《蓟门闻笛》《古别离》为代表的古体歌行多是低沉哀婉的。汪琬“雄放”的立论基础乃是博尔都的早年诗作，未及中晚年之作，而且只就歌行而论，未拓及整个古体，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博尔都中晚年遭遇一系列人事播迁后，其心境已有极大变化，豪放之诗已无。
就近体而言，论者多以汪琬“清新”之评进行各自的品评申发。例如，邓汉仪《诗观二集》卷七评《秋日迟友人不至》云：“清润而中有老气。”
[清]邓汉仪：《诗观二集》，清康熙刻本，国家图书馆古籍库藏。法式善《梧门诗话》卷十三评《退谷》云：“诗境可谓清绝”。
[清]法式善著，张寅彭、强迪艺合校：《梧门诗话合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75页。《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认为以《登卧月楼》《登鸡鸣山》为代表的诗作景多旷寥，显得清健；以《西堤》为代表的诗作景多秀美，清新雅丽。
吴肃民、莫福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1页。张佳生拈举《雨后坐闲园》《东皋野望》《东皋秋夜》为例，认为博尔都虽袭封辅国将军，却无实职，虽怀壮心，无所施展，不免时感凄凉，故诗有清旷而又沉着的风格。
张佳生：《论八旗诗歌的主要风格及形成原因》，《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问亭诗集》近体多模山范水之作，发清吟、摹清景、写清境、抒清兴、成清格，自然容易找到诠释“清新”的例证。
当然，作为较早学习汉诗创作的满人，博尔都的诗歌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对此，恒仁《月山诗话》云：“本朝宗室诗人当以文昭子晋为第一，红兰格卑，问亭体涩，皆不及也。”
[清]恒仁：《月山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虽然恒仁对此没有展开论述，但借助刻本与钞本重出诗作之间的差别，可知“问亭体涩”之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具体体现在字句、结构、诗体三个方面。
就字句而言，这些诗作改动极大，吟有未工，“体涩”在所难免。例如，刻本卷六《题闺秀徐昭华凤凰于飞楼诗集》末句为“尽向深闺笔底生”，钞本改作“尽向徐娘笔底生”。从诗意看，此诗欲赞毛奇龄女弟子徐昭华诗作之妙，而“深闺”二字用得浮泛，这也正是钞本要改的原因，但改为“徐娘”并未见得比刻本高明。因为“徐娘”虽契合徐昭华之姓，但容易让人想到“徐娘半老”之语，不能充分表达赞美之意。相较而言，蒋景祁《辇下和鸣集》改作“尽向昭华笔底生”显得更妙。
[清]蒋景祁编：《辇下和鸣集》，清康熙刻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古籍库藏。理由有三：其一，昭华为作者之名，意旨更为切当；其二，昭华在传统诗词中多用于女性，暗示作者闺阁诗人的身份；其三，昭华在传统诗词中多用于表达时间与年寿，尤其用来寓指青春时光，这恰与作者年纪虽轻造诣却不凡相应。
就句式而言，博尔都诗作的句式结构有雷同板涩之弊。例如，在《题美人图》组诗中，第三首刚云“谁怜弱质怯秋光”，第四首又言“谁怜胆小怯空房”，句义重复板滞。又如，《盘山》有“怪石当轩耸”之句，《素菴晴云书屋成同吴天章陈叔毅沈客子宴集分韻》又有“怪石当轩逈”之句，《东皋》则有“乔木当轩合”之句，这些雷同诗句导致其诗有板涩之弊。
就诗体而言，博尔都诗作存在着不够圆熟之涩。以古体为例，刻本《宿石门》凡12句，但在钞本中却删掉了4句，改动了2句，这说明原诗在结构上冗余，在字词上未工，近半篇幅存在瑕疵。以近体为例，刻本《索公园作》是一首长达24句的排律，但编入钞本时直接删掉的有4句，文字改动的有4句，另有6句合并为2句，瑕疵诗句多达14句。诗体上不够圆熟，“体涩”自然难以避免。
虽然“问亭体涩”之评有一定道理，但每个诗人所面临的诗学问题与诗史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此，严迪昌指出：“从以诗为主要载体的八旗文学发展阶段言，康熙时期如岳端、文昭为代表的诗人，技艺上固已娴熟甚，这是后起者之优势，但对于两人而言，同样也存在着时代所限制的不足，他们的诗意、诗境以至格调仍不免趋从汉人诗界，换句话说尚缺乏个性化风骨。”
严迪昌：《八旗诗史案》，《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即便像岳端、文昭这样后起的杰出诗人，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博尔都是岳端、文昭等宗室诗人的先导，作为八旗诗人学习汉诗创作的先行者，出现“体涩”之弊是在所难免的。
三、地位
关于博尔都诗史地位的评价，多从宗室诗学史的角度切入，例如乾隆间沈廷芳在《恒月山墓志》中云：“国朝宗潢，人文迈往代。自红兰贝子岳端首倡风雅，问亭将军博尔都、紫幢居士文昭、晓亭侍郎塞尔赫，先后迭起，远追汉河间、东平之盛。”
[清]恒仁：《月山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博尔都的诗为邓汉仪《诗观二集》所选，成为康熙诗坛名家时，岳端才是总角之年，何来“先后迭起”之说？显然，将博尔都视为岳端的继起者是错误的。之后诸多文献化用了这条材料，因而也承袭了这一错误。例如，乾嘉间昭梿《啸亭杂录》卷二“宗室诗人”条云：“国家厚待天潢，……自王公至闲散宗室，文人代出，红兰主人、博问亭将军、塞晓亭侍郎等，……其后继起者紫幢居士文昭为饶余亲王曾孙。”
[清]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昭梿言及“文人代出”时，将博尔都置于岳端之后，其意与沈廷芳所言大类。此外，乾嘉间的法式善在《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十四《白燕栖诗》中给博尔都的评语是“派衍红兰室”。
[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续修四库全书编撰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4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69页。据朱襄为岳端作的《红兰集序》，岳端作《春郊晚眺次韵》有“西岭生云将作雨，东风无力不飞花”之句，博尔都见而击赏，为之宣传都下，岳端因此有“东风居士”之号，此事“岁在己巳”（康熙二十八年，1689）
[清]岳端著，陈桂英点校：《玉池生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4页。，岳端年正二十，而博尔都已三十五岁。这意味着博尔都非但不是“派衍红兰室”，反而对红兰主人岳端有延誉与提携之力。可惜，这些错谬的评价陈陈相因，一直未能得到更正。例如，道光间麟魁为成亲王永瑆《诒晋斋集》作序云：“我朝文教覃旉，宗潢人文尤迈往古。自红兰贝子首倡风雅，问亭将军、紫幢居士、晓亭侍郎、月山上公后先继起，提唱宗风，代有闻人，未易更仆。”
[清]永瑆：《诒晋斋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页。杨钟羲《雪桥诗话》卷四“文学类第三”云：“国朝宗潢，人文迈往代，自红兰贝子岳端首倡风雅，问亭将军博尔都、紫幢居士文昭、晓亭侍郎塞尔赫，后先迭起，远追汉河间、东平之盛。”
杨钟羲：《雪桥诗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9页。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之“宗潢多嗜文学”条云：“宗潢颇多嗜文学者，自红兰主人岳端首倡风雅，而问亭将军博尔都、紫幢居士文昭、晓亭侍郎塞尔赫、臞仙将军永忠、樗仙将军书诚、嵩山将军永宪，遂相继而起。”
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61页。以上论调皆沿袭了沈廷芳与法式善的错误，陈陈相因，不可不细辨。
既然博尔都并非“派衍红兰室”，那么认为岳端“首倡风雅”的观点自然也就是偏颇的了。有学者认为岳端的首倡之功有二，其一是既乐善、近风雅之士，又亲自为诗；其二是到了岳端这个时候，宗室诗人才真正开始进行诗歌创作。
韩丽霞：《论〈雪桥诗话〉对岳端诗歌“清婉奇丽”及“首倡风雅”的评价》，《语文学刊》2015年第2期。实际上这两点用于形容博尔都才是更确当的。
先从博尔都与江南汉族文士的交游来看。博尔都成名之际，正是诏举博学宏词之时，借此良机，博尔都与汪琬、毛奇龄、施闰章、陈维崧、姜宸英、王士祯、孔尚任、梁佩兰等江南诗文名士唱和频繁。甚至连李因笃、屈大均这些不与清廷合作的文人，博尔都亦有诗歌殷勤相赠，而博尔都与明代皇族之后石涛的密切交谊更是为书画界所津津乐道。在此之前，宗室诗人高塞也曾与江南文士有交往，但他一生隐居于沈阳医巫闾山，未曾入关，所结交之人主要是以孙旸为代表的流人、以函可为代表的方外之人，影响力有限，未能开满汉诗文交流的彬彬风雅之盛，影响力不如博尔都。在博尔都之后，宗室岳端也与江南文人有密切交往，但需要指出的是，举博学宏词之时，部分汉族文士对旧朝仍有眷恋，对新朝有所疏离，博尔都的交游受到一定的限制；至康熙中期，新朝定鼎之勢已成，盛世之象已现，岳端与汉族文士的交游则有较多便利。也就是说，较之岳端，博尔都在满汉诗文交流的拓展上面临的困难更大，付出的努力也更多。因此，博尔都是康熙间宗室诗人与汉族文士密切往来的先行者，岳端是继起者，论及“风雅”之“首倡”，岂能忽略博尔都？
除了满汉诗文交流外，博尔都与费扬古、赫奕、岳端、玛尔浑、索芬等形成了一个既有亲属关系，又致力于诗歌唱和的圈子。首先，闲园主人费扬古乃博尔都之内兄（其赫舍里氏妻之长兄），由于费扬古与碧岩箫史赫奕为从兄弟关系，故博尔都在赠答诗作中也尊赫奕为内兄。其次，古香主人玛尔浑与红兰主人岳端为亲兄弟，二人与博尔都为从兄弟关系。再次，费扬古、赫奕与晴云主人索芬乃从叔侄之关系。费扬古与赫奕的祖父为希福巴克什，索额图的祖父为硕色巴克什，希福巴克什与硕色巴克什乃亲兄弟，故费扬古、赫奕与索额图为从兄弟关系，而索芬又为索额图长子，故费扬古与赫奕乃索芬之从叔。最后，玛尔浑与岳端之母为赫色里氏，乃安郡王岳乐之三继福晋，也是辅政大臣索尼之女，故索额图又为玛尔浑与岳端之舅父，由此索芬乃二人之表弟。
总之，无论是满汉诗歌交流史，还是满族（尤其是宗室）诗歌发展史，博尔都都是期间重要的一环，将“首倡风雅”归诸岳端一人的论断显然是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