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叶梅的小说创作深受恩施地域文化的影响。鄂西的山水风光、土家族的民间信仰与民间艺术成为叶梅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叶梅立足特定地域塑造了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典型人物形象，同时体现出了叶梅作为女性作家的天然女性意识以及对土家女性命运的思考。小说地域性语言的运用体现了小说文本浓厚的地域特征。
关键词：小说；题材；典型人物；语言；地域文化
作者简介：杨龙仙（1992-），女，大理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8-0-03
叶梅，原名房广兰，土家族，出生于湖北恩施。主要作品有小说集《五月飞蛾》、《撒忧的龙船河》、《最后的土司》、《花灯，像她那双眼睛》、《妹娃要过河》，长篇纪实《第一种爱》、《九种声音》，散文集《大翔凤》、《我的西兰卡普》等。她的多部作品被转载、翻译，并获得多种奖项。其中小说成就最高。其短篇小说集《五月飞蛾》获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获《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
作为土家族作家的叶梅，其小说创作深受恩施地域文化的影响。叶梅将恩施绮丽的山水、朴实的民俗民风、典型的人物形象和极具地域特色的语言，纳入了小说的创作之中，写出了一系列彰显独特的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
1、创作题材的地域性倾向
叶梅小说的创作题材大部分来源于恩施地域文化。恩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河流都是叶梅创作灵感的来源。中宣部文艺局副巡视员梁鸿鹰指出“叶梅小说多以鄂西的文化、风情为底色，实乃出于作家对那片土地刻骨铭心的感情与对当地文化长久的认同。”[1]
鄂西喀斯特地貌发育，峡深谷幽，峰奇洞异，这些独特的鄂西山水成为叶梅小说创作的丰厚宝藏。在《撒忧的龙船河》中，奇险刁钻的龙船河日夜奔流，趟过水怪獠牙般的礁石，水流变幻莫测，滔滔不绝，仿佛一首无尽的歌谣。龙船寨四周是黑黝黝的高山，猴儿在满山松杉翠柏里嬉戏，夕阳渐渐隐没，余晖静静照着山下青翠的麦苗和金黄黄的油菜花。叶梅呈现奇险又和谐的场景，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体会龙船河的惊心动魄，感悟龙船寨大山的静谧与岿然。《青云衣》里描绘的三峡三道滩，狼牙般的礁石，蛟龙吞吐似的漩涡，狂奔乱撞的江水，风貌绝美的山峦，都是其小说展开的背景要素存在，恩施鄂西的山山水水，仿佛是流在叶梅身上的血，离开了这些，她的血会冷、会干的。
土家族有着祖先崇拜，梯玛巫术等地域性很强的民间信仰，这些民间信仰的内容直接构成了叶梅小说创作的题材。土家人通过庄严虔诚的宗教仪式来表达对神灵与祖先的崇敬，同时又通过祭祀来祈福消灾。在《最后的土司》里写到龙船河的人们在举行祭祀仪式，场面空前盛大，龙船河的人们极端虔诚，丝毫不敢怠慢，取最洁净的水，不敢有半点脏污。可以看出土家人对祭祀仪式很看重。也体现了本民族的宗教情感在叶梅心中的神圣地位。
梯玛信仰是土家族民间信仰的核心。“梯玛”是土家族人的巫师，一般土家人举行的祭祀仪式都是由梯玛主持的，承载着土家族神秘古老的巫术文化。在叶梅的小说中，梯玛还是土家地区的政治文化领袖，体现着土家地区古老的传统文化。“在土家族历史上，土王曾经是最大的梯玛，最大的梯玛是氏族或部落里的王，战时他还是军队里的统帅。氏族的王或部落里的酋长既是世俗生活中政权的掌握者，又是宗教生活中神权的掌握者……是土家族历史上一种古老文化的人格化显现。”[2]梯玛信仰在小说文本中的建构体现了叶梅对土家传统文化认同。
哭嫁是土家族婚姻中的特殊习俗。在土家姑娘婚前一段时间，亲邻少女妇妪每天黄昏都聚集到出嫁姑娘家里痛哭，一直到深夜方休。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在结婚这个大喜的日子，而土家人却哭得肝胆倶裂。其实是因为他们懂得乐极生悲的道理，明白事物发展有两重性。在《最后的土司》中，伍娘嫁给李安之前，覃家大屋的哭嫁歌一波接一波，转瞬间震天动地。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但却让我们迷失在土家人的哭声里无法自拔。
跳丧是土家族古老的丧葬仪式歌舞，粗犷豪放，纯朴中包含着土家人特有的阳刚气质，在叶梅小说中反复被演绎。在《撒忧的龙船河》中，覃老大过世后，土家汉子在灵前恣意的扭动腰胯，癫狂跳丧，气势非凡的为覃老大送行。土家人的跳丧也折射出了土家族豁达的死亡观。真切凄凉的哭嫁歌与粗犷豪放的跳丧是土家族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叶梅的小说与这些民俗活动的互文加强了小说的地域色彩。
2、典型人物身上的地域性特征
叶梅立足于恩施的大地，刻画了一系列鲜明丰满的典型人物形象：被封建礼教捆绑的土家女性形象，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新土家女性形象，阳刚粗犷的土家汉子形象都在叶梅的小说中呼之欲出。
叶梅作为女性作家，有着鲜明的女性立场，对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土家女性的命运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土家族女性习惯了相夫教子，逆来顺受。《最后的土司》里的伍娘虽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哑巴，但她的命运却掌握在土司的手里。土司将她许配给了外乡人李安，又以初夜权的名义夺取了她的贞操，使她痛苦的生存在土司与丈夫之间的夹缝中，最终不幸沦为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牺牲品。伍娘作为一个哑巴的形象，也暗喻了传统土家女性沉默、逆来顺受、无法被表达的命运。《花树花树》里的太也是一个封建礼教控制下的牺牲品。她与荣哥儿结合之后，荣哥儿背井离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太因荣哥儿选择的道路遭到“敌人”的报复，太还是依旧守着等待荣哥儿回来的诺言，然而命运却捉弄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最终她等来的却是荣哥儿的背叛。
叶梅对这些女性饱含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悯，正如她自己所说：“作为女人，我更牵挂着那些熟悉或陌生的山里女子，看那一道道山的褶皱就像是女人们饱经风霜疲惫的脸，令人酸痛而又感伤。他们无声无息地在大山的某一侧缝或谷地里生活着，劳作、生育、劳作，直到死去。她们的世界很小，她们其实都美丽过，就像山里的花儿，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3]叶梅反思着这些土家女性的悲剧命运，指出在男尊女卑的背景之下，女人要想逃过悲剧的结局，她们只有敢于反抗，敢于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将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能真正解决她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土司制度废除后，土家族人受到汉文化更多的影响，一些土家女性也在新时代的变革下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叶梅的小说里。她们不甘心做男人的附属品，敢于打破封建习惯势力，极力想要摆脱束缚在她们身上的枷锁，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花树花树》中的昭女高中毕业，思想上积极进取，不屈村长要当教师就必须嫁给他的儿子的威逼而直接到镇上找乡长，当上了民办教师，之后与乡长相恋，但是乡长根本没有想过牺牲前途与昭女在一起。当乡长得知昭女有个县长姑姑之后，却突然转变态度，愿意抛弃妻子娶昭女，但此时的昭女已经看清楚了乡长的真实面目，她不屑接受乡长有目的的爱情，于是毅然选择离开，搭上去城里的班车参加成人高考，实现自己的价值。《五月飞蛾》里的二妹有一定的文化，为了实现自己理想不顾父亲的反对，扑向了城市，并在城市中完成了人生的蜕变。
昭女、二妹等土家女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家女性，而是在经历蜕变之后意识到自我重要性的新土家女性。从她们身上也体现了叶梅对土家女性命运的新思考：作为新时期的土家女性，应该要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这就需要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解放，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叶梅笔下粗犷勇武，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土家汉子是生活在鄂西这块特定地域的人，对这类人物形象的描写增加了小说厚重的地域色彩。龙船寨的桡夫子覃老大作为《撒忧的龙船河》里面的主人公是土家汉子的典型，粗犷豪放，勇敢阳刚。一次覃老大被毒蛇咬到了，覃老二一刀就砍下了他的大半截胳臂，他都未曾哼一声。在巴茶祖祖的丧事上，覃老大壮实的腰杆如柔韧的藤条，随着撒儿嗬强劲的动律和狂放的风格，跳出了雄壮勇猛的阳刚之气。龙船寨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龙船河，而龙船河奇险刁钻，迫以生计，覃家两兄弟经常撑着豌豆角到县城采购必需品，赤裸着古铜色的肉体与龙船河斗争，世世代代的存活下来，龙船河的奇险刁钻打造了覃家兄弟浪里钻水上走的硬汉。这些土家汉子融入骨子里的顽强执着的秉性与鄂西的山水融为一体，渐渐沉淀于他们的内心深处，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3、小说语言的地域性显现
叶梅小说中的人物说着方言，准确的传达了民间气息，增强了作品的民间文化色彩。在《花树花树》中，贺幺叔对瑛女的辱骂：“说你妈的痴话”，“小婊子，你敢打人，老子今天饶你一回，你要再敢这样我揍扁了你！” [4]又比如在《山上有个洞》中，大嫂对田快活破口大骂道：“扯你妈的骚！你一双狗眼长着往哪里看？”“田快活，你日后得个儿子没得屁眼” [5]通过这些夹杂着方言的恶毒语言，贺幺叔不负责任、俗不可耐、心肠狠辣；大嫂泼辣恶毒、小肚鸡肠的乡土形象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方言的运用使得小说的人物形象更加具有地域性特征，也使得作品更加具有乡土气息。
封闭落后的土家族常常通过巫术的方式发泄对生活的不满，巫术咒语在叶梅的小说中保持着土家文化的原汁原味，强化了小说的地域特征。比如在《撒忧的龙船河》中，巴茶对客家妹子的诅咒“……你到河里呢，水老倌扯住你的腿哟——！你到山上呢，妖精拖住你的腰哟——！你到屋里呢，吊颈鬼拖住你的脑壳哟——！你看了我的男人瞎眼睛，你亲了我的男人烂舌根啊……”[6] 这样恶毒的诅咒让人听了不禁心里发憷。这些咒语也恰恰真实的传递了土家族古老的巫术文化，还原了鄂西土家族的原始风貌，揭示了不被人们意识到的民间世界，给叶梅的小说增添了浓厚的地域色彩。
丧鼓歌和哭嫁歌是土家族独特的民间歌谣，内容极为丰富，这些歌谣中表现出来的人生哲理，是土家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独特民间色彩虽在的小说中呈点缀式出现，但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歌谣成为地域性特征显现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比如《花树花树》中的哭嫁歌：“娘啊，你一尺五寸把儿生啊，盘得门高树大送出啊门。你盘得一身养老病啊，没得一个养老的人……”[7]倾诉了娘养育的苦心，唱的人揪心，也唱出了现实。叶梅在小说中加入对这些歌谣的描写，丰富了小说文本的地域性与独特性。
综上所述，地域文化在叶梅小说的创作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叶梅的小说在创作题材上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倾向，通过描绘鄂西独特的山水风光，土家族古老的民间信仰及特殊的民间艺术来展现鄂西的神秘与独特魅力。通过对封建礼教捆绑的土家女性和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新土家女性的描写，体现了叶梅作为女性作家的鲜明的女性意识，表明了对土家女性命运的关注，对粗犷阳刚土家汉子的刻画，充分展现了土家人独特的民族性格。方言俗语、巫术咒语及独特的丧鼓哭嫁歌谣的穿插运用，使小说呈现一股浓郁的地域氛围与乡土格调。
注释：
[1]吴道毅.巴楚文化的深情礼赞——叶梅文学作品学术研讨会综述[N].湖北日报.2010年1月8日第014版
[2]张应斌．土家族土王与梯玛关系管见［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第5页
[3]叶梅 最后的土司•后记[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
[4][5][6][7] 叶梅.妹娃要过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36——37、102、6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