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内蒙古东部科尔沁草原，我家居住的村落，依山傍水，景色十分美丽。村落后面是不太高的山，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山，随大家叫北山。或许乡亲们从来就没给它起过名字，但它却被小树和野果树覆盖，郁郁葱葱，树林里有好多小鸟，是我和小伙伴们的好去处。
我们的村子叫归流河村。那是因为村东头有一条叫归流河的小河。小河清澈见底，有小鱼游来游去，是我们嬉戏的好地方。后来公社化，叫归流河公社，现在变成镇了，也叫归流河镇。
归流河的东岸也有一个村子，那里是汉人集中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叫它汉族村。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落的蒙古人与汉族村之间来往很密切。起初，这种交往只停留在易货贸易，也就是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交流，后来发展到文化交流。而文化的交流，远比农牧业产品交流深刻许多，直接影响到蒙汉民族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和传统观念。比如，汉族过年贴对联，蒙族人觉得这能给过年带来喜庆。于是，他们也学着汉人贴对联；蒙古人在除夕夜堆起牛粪燃烧篝火，汉族人也燃起篝火，增加过年的红火气氛。再如汉人的饺子，蒙古人的风干牛肉，汉族的耕种技术，蒙族的养殖经验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刻意去做的，而是自然而然进行的。这种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潜移默化，相得益彰，使两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之中携手共进。
两个民族间这一切物质的和文化的交流，完全是通过归流河上的那座小木桥进行的。
幼年时的我，经常跟着父亲走过那座没有百米长的小木桥去河东岸，在汉族村结识了好多童年的朋友。这对我后来学习汉文，打下了语言的基础。因为懂得了语言再去学习另一种文字，是一条捷径。
我进入专科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开始用母语发表诗歌。我从学校毕业后的第一个职业是警察，因为不适应那一行，只干了半年多就去了报社当记者。在工作实践中，我的蒙汉文水平得到不断提高，随着阅读能力的增长和生活积累，我开始用蒙汉两种语言进行小说创作。
我汉文水平的提高，步履缓慢又艰难。好在组织上给了我良好的机会。我所工作的《鄂尔多斯日报》，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级党委机关报，是用蒙汉两种文字出版发行的，这是党对民族地区的关心。当时我在蒙文报编辑部工作。
为了加快提高汉文水平，我有目的地读汉文中外名著，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红岩》、《青青之歌》、《林海雪原》、《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悲惨世界》……我读书时把字典放在旁边，不放过任何一个生字生词。这种读书中查字认字的笨办法，比单纯地查字典要事半功倍，从作品情节，内容，以及前前后后的字句中，能准确真实而又深刻地理解词语的含义不说，而且又能牢牢地记住。
当时，汉文报的记者到牧区采访，因为语言的障碍，必须跟随一位蒙文报记者充当翻译，这种现象持续了多年。后来领导发现我的汉文水平还可以，便经常派我到牧区采访，为汉文报提供新闻稿件。1965年春，我到杭锦旗牧区采访，写了一位年轻牧民在大风雪里保护集体羊群的先进事迹，我用蒙汉文写的通讯被本报蒙汉文版采用外，还被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电台等四家新闻单位采用。年终总结会上，报社领导表扬我说手里握着两支笔。从那以后，报社领导很器重我，我的办公桌经常在蒙汉编辑部之间搬来搬去。
1976年春天，因为工作需要，我被组织上调到市委给书记当秘书。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书记选择秘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蒙汉兼通。
工作岗位在变动，但我的业余创作一直在继续，发表的作品与日俱增，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而且我开始用蒙汉两种文字发表小说和散文。我的作品陆续出现在《当代》、《人民日报》、《民族文学》、《天津文学》、《萌发》、《青海湖》，以及台湾的《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等报刊上。也开始结集出版自己的书。个别作品被介绍到蒙古国、德国和日本。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借出差的机会重返了一次故乡。
归流河上的那座木桥，在我这个在外闯荡多年的游子眼里，显得苍老，历史的车轮在它身上留下了一道道印记。但它仍然很坚固，给了我不尽的亲切感。
小桥和过去一样没有护栏。我久久地站立在小桥上，思绪万千，心情激动。
归流河的水由北而来，从小桥下缓缓向东南流去。它没有涛声，没有浪花，就那么静静地，执著地，义无反顾地朝太阳升起的方向流去。
我默默地站着，想起了童年的伙伴，想起了桥头交易会的热闹场景，我两眼模糊起来，大脑开始一片空白...
有轻轻的咳声使我回过神来。我寻声望去，有位慈祥的老者盯着我笑着。我很快就认出来了，他是我童年好友毛蛋的父亲宝山大叔。我童年时每到汉族村都去毛蛋家，一起掏家雀、嬉水，有时也在他们家吃顿饭。寒暄过后我问毛蛋。宝山大叔告诉我，他在旗里上班。
几天后，我坐上了返回鄂尔多斯的列车。
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很有节奏，午夜时分我睡着了。
列车停靠车站的刹车声，使我从睡梦中醒来。
我下车溜达一会回到车厢时，刚才的梦仍然萦绕在脑海里。
平日里我很少做梦，即便是做了，醒来后的梦都支离破碎，无论如何也拼凑不起来。但是，我刚做的那个梦至今又清晰又连贯。我在梦中遇见了儿时的小伙伴毛蛋，他现在是旗里民族事务局的干事，我们在频频举杯中把各自的情况告诉了对方。毛蛋说他最近写了一篇典型材料，是我俩的两个村子蒙汉族兄弟增进民族团结，互相文化交流，共建文明村的先进事迹。毛蛋是用汉文写的，因为会上要蒙汉两种文字的，他让我把汉文翻译成蒙文……
回到家以后的好多日子里，故乡的那座小桥，毛蛋在梦里恳求我翻译典型材料的神态，一直使我难以忘怀。
静下来之后，似乎有个声音在我耳畔说，你应当为蒙汉民族的文化交流做点具体事情。
时任伊克昭盟盟委书记的吴占东，蒙古名字叫贺希格都荣，他在当时的盟委班子里是文化修养较高的一位老干部，曾担任过盟长、盟委宣传部长，是土生土长的民族干部。有一天，我去吴书记办公室送文件，他让我坐下后说，小乌啊，我听秘书们说，你发表了不少蒙汉文的小说散文，我特意让他们找来你的作品读了几篇，写的不错，尤其是发表在《民族文学》创刊号上的关于成吉思汗的那篇散文，不但构思巧妙，有深度，文笔也流畅。你能蒙汉兼通，很不容易啊……书记语重心长地说，你既然有这方面的专长，为什么不利用业余时间搞些翻译，把蒙古族文化介绍给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把汉族的文学介绍给蒙古族呢？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啊……
在那个年代，业余写作是属于不务正业，是偷偷摸摸干的事。书记不但读了我的作品，还夸奖了我。我沾沾自喜的同时，有一种被领导认可的成就感。
故乡的小桥、梦中的毛蛋、书记的赞许和提示，像千万条溪流汇集一条河，向我梦境中的大海奔驰而去。
那个梦境，那个大海，就是让我为蒙汉民族文化交流做些具体事情。
那时候，正好全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啸的长篇《绿风》刚刚出版，小说描写了沙漠地区蒙汉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治理沙漠的故事。而鄂尔多斯有库布其、毛乌素两大世界闻名的大沙漠，沙漠面积占整个地区的一半还多。将这本书翻译介绍给蒙古族牧民，对推动治理沙漠事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有趣的是，我当时住的房子便是杨啸兄调到内蒙作协之前所住的房子。他走以后，公家把那房子分配给我住。房子是砖土结构的三间平房，破旧不堪。东头的一间，墙裂开了二指宽的一条缝，我在这里储藏炭，其余两间住人。我家有三个儿女，他们吵闹不说，我连个像样的写字台也没有。我在炭房里摞好大块炭，最上面摆好一块较平整的，上面再铺上麻袋，下班回来后或节假日就在那上面翻译《绿风》。小儿伊里奇当时只有四五岁，他有时推开炭房门悄悄地看或怪叫一声跑开。我在那里写字，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件怪事。有的周六晚上，我提着一壶奶茶到办公室，在安静而又舒适的环境里写作到天亮。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总算翻译完了二十多万字的《绿风》，交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还得了二百多元的稿酬。
我的翻译作品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和读者的欢迎，这使我有了将文学翻译当作桥梁，为增进蒙汉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做些实事的信心，先后出版了汉译蒙王通讯的《祝你成才》、格尔图的《奉献者之歌》；蒙译汉巴音孟克的科幻儿童小说《鼻烟壶里的故事》（两部）、巴音的《鄂尔多斯民歌故事》、却拉布杰的《三道皱痕》、哈斯布拉格的《从刑场上回来的囚犯》、乌审旗政协的《乌审民歌》和锡林郭勒盟白旗政协的《民俗文集》等。我蒙译汉的哈斯布拉格的中篇《老鹰谷》荣获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
文学创作与翻译相得益彰，相互推动，使我的创作和翻译在质量和数量上有了新的发展。时任中国作协书处常务书记的鲍昌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谈到我的短篇《洁白的羽毛》时说，“乌雅泰行文风格很独特而优美，作品一开头就与读者有了近距离的交流。这可能就是蒙古族的语言形式的魅力所在。”当时的内蒙古作协主席扎拉嘎胡插话说，“他就在下面坐着哩。他自己搞创作的同时还搞文学翻译。乌雅泰，你站起来，让鲍老师看看你。”我站起来，向鲍老师以微笑表示了敬意。鲍昌老师又说：“这么年轻啊，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有这么好的汉文功力，真难能可贵啊！”文艺评论家奎曾在一篇评论中写道：“乌雅泰对汉文竟是那样的娴熟——语言优美，字句铿锵，节奏明快，富有表现力。”台湾著名诗人痖弦读过我在《中央日报》、《中国时报》上发表的小说散文，他在《联合报》发表文章称我是“大陆双语作家”。
因为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方面的业绩，荣获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翻译奖，五次荣获省部级文学奖，多次被评为各级民族团结和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先进个人。
按过去的套话来说，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内心深处的感恩思想很浓重。我们兄弟姐妹八个，家里很贫寒，我从小学开始靠助学金和公家的钱念到大专。参加工作多少年后，组织上发现我写作和翻译方面有发展前途，掏钱派我去内蒙古大学攻读语言文学硕士，还不耽误挣工资。完全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更谈不上现在的业绩。
实现中国梦，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国富民强的国家，需要我们五十六个民族互相团结，携手奋斗，而达到这宏伟的目标，文化交流是一座特殊而又重要的桥梁，它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的。
我故乡的那座小桥虽然又窄又短。可是，在我心目中民族团结的桥梁却是既宽敞又长远的。我将沿着这座桥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