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时期达斡尔族作家生态写作的终极目的是要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关系，是要展现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富有善良、宽容、博爱的人性之美，他们所创作的生态小说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个层面，都表现出鲜明的生态责任感，增强了人类的生态保护意识。
[关键词] 自然；生态文学；解读
新时期达斡尔族作家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在本民族自然、精神双重溃败的现实中，继承了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他们以小说、散文和诗歌的艺术形式来反映这一幕幕发生在故乡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现状，以深沉的口吻去责问人类的灵魂和良知，对当下失衡的生态现状不仅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反思与批判，而且也在努力地探寻救赎与重建之路，表现出了鲜明的生态保护意识
一、形成原因
达斡尔族聚居的家乡——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自然资源丰富，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有水草肥美的天然牧场，他们的村庄依山傍水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地方，可是这片古老的地方由于多年来的过度开垦、过度采伐和乱捕滥猎，森林被受到严重破坏，致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到处沟壑纵横、满目疮痰，大自然的惩罚促使人们去认识、去思考。我们看到人们在轻松享受着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时，并没有顾及到这样做会给自己和子孙后代造成什么样的恶果。家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环境与生态的不断恶化、同族人在经济变革的时代大潮面前的价值观的更迭及精神蜕变，这些问题迫使达斡尔族作家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命运与传统文化。因此生态文学为达斡尔族传统和人类共性提供一个使其走出传统、走向现代的契合点，文学的目的在于沟通，不仅是人与人，也在于与万物生灵沟通，因此达斡尔族生态文学提倡作家的沟通精神，这个观念会影响到我们对周围万物的认识，从而更清楚地了解人类现在的精神状态和未来处境。
达斡尔族作家从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和智慧，结合自己对民族生态危机的感触，写出了一批具有生态价值的作品，充斥着一种天然而粗犷的力量，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更多的读者了解达斡尔提供了一种资源。对他们而言，汉文化和文学的滋润也是异质文化的重要方面，在这些作家中，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此外，浓厚的宗教信仰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道家自然精神和萨满教的生态思想都无不见诸作者笔端，在萨娜、阿凤、额尔敦扎布的小说里，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都无时无刻地不在进行着争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冲突最根本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一个民族的生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丧失。
今天，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频繁，现代商品经济所固有的流动性在文化层面开始发生作用，民族文化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离开了故乡走进城市的达斡尔人按照新的文化规则来塑造自己，他们与母族文化产生了深厚的隔膜。一部分新时期达斡尔族作家就存在于这个群体中，他们或者是父辈或者是自己幼年时期就已经告别了故乡，因此他们的小说所展示的内容和反映的问题更多地体现着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但是民族血脉和民族情感始终在启迪他们的民族自觉性，并影响到他们的创作思想和情感。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强烈自尊和自信，呈现出一种捍卫的姿态。达斡尔族作家在文学之外的阅读和生命体验也是他们生态写作的前提，关注弱势群体、保持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心态、生命意义的思考与彻悟等生态意义的阐发正是从这种广泛的阅读和体验中得来的。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老一代著名的达斡尔族作家那里，作为自然的自然，是诗性的自然，传递着美好人性，文化内涵和古典诗韵。蓝天白云，绿草畅茂，广袤无垠，结晶明朗，浓淡有致。鸟儿在窃笑，与草原互唱，大地被野花的色彩浸染过，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其间，孕含着森林回馈给大地的灵气和韵味，愈加秀色迷人。流金淌玉的季节，近看如茵，远望如云，空气洁无纤尘，露珠在叶尖上滚动，青茎青翠可掬。树美、草美、花美，人也美。质朴的牧马人平静而平淡地生息，今生来世，不辍劳作，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他们作品的主旋律。
达拉的《母亲的扎恩达勒》中这样描绘：“嫩江在松嫩平原上撒欢打弯，右拐，左拐，再右拐，像一条扭动着的白蟒蛇一直往远方流去。太阳出来了，水花眼前的江水发出鱼鳞一样亮闪闪的光，更像她想象中的蛇了。”[1]东北地域辽阔，草原和森林面积广大，是祖国北疆生态系统的前沿阵地，新时期的达斡尔族作家就是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成长和创作的。苏华的《偷猎》中也展示山林雪景的壮美：“曙光开始在东方的天边撑开白昼和黑夜的界限。大片大片白晃晃的雪地闪动着金属般耀眼的光芒。他穿过林地，走入地势较高的空地，远远望去，气流带着初升太阳的光泽在茫茫的白色海洋上涌动着翻滚着。像波浪起伏而突兀的山峦，像海洋中无数的岛屿，诱惑着他去揭开奥秘，揭开奥秘，揭开奥秘……”。通过勾勒草原风景画来突出作品的民族生活气息，使之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增强作品的美学力度。这些美丽的自然风光大都带有象征意义，不仅是人物的时间背景，更昭示着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萨娜的《诺敏河》里“傍晚的红霞在天际燃烧时，沿着河水走的马车开始朝一个缓缓隆起的草坡上走。不远处一个白色的蒙古包犹如巨大的蘑菇从草地里一点点拱进他们的视野。马一下子兴奋起来，快步往前跑，呼麦说：连马都着急回家呐。”傍河的草场是达斡尔族牧人们活动的夏营地，这里有草的芬芳，花的馨香，水的清甜，一样地使人心地明净。云片在蓝天悠然地移动，云影徘徊于水草之间，人和自然是那么和谐。大文人林语堂先生说“享受大自然是一种艺术，视人的性情个性而异其趣”。他们习惯与自然和谐相处，任凭在林子里野炊或享受乳酪酒香，惬意美好的情景让人心生羡慕。在这些小说中，读者与现实的距离总是缩小到了最大限度，读者仿佛就置身于其中，而这种零距离效果也为读者带来了一种博大豪迈的审美体验。
在达斡尔族文学中，还有一类作为背景的自然，是表达时代精神的有效工具和提升作品内涵的标尺。如《达斡尔酋长》开篇描述：“落叶松透出翡翠般的新绿，给广袤的森林带来一片生机。解冻的江面上，急流咆哮，冰排撞击，发出震耳的轰鸣。大雁从过冬的地方飞回来了，那嘎嘎的叫声提醒黑龙江两岸的达斡尔人：播种的季节到了。”以此为背景酋长阿木苏和勇士乌布利带领人们勇敢的反击罗刹入侵雅克萨，捍卫自己的家乡。再如额尔敦扎布的长篇小说《伊敏河在潺潺地流》以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伊敏河畔为背景，成功的塑造了拉布仁、康娜、杜兰奶奶、阿荣等人物的艺术形象。
三、人与自然的冲突
人所具有的理性是人区别于自然界中其它生命的重要标志，它既为人类思维补充了丰富的能量，使人类不断地为成为自然之主而奋斗，但又使人类永远处在无法回避的不平衡状态中，正如弗罗姆所说，“理性，是人的福份，也是人的祸根”。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的贫穷。有人说，“贫困与生态就是以恶性循环为纽带连结在一起的孪生姐妹。”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生存资源短缺、贫困、人口增长等，在外力如社会激烈变革或政治运动的因素作用下，又会引发传统文化的破坏和经验技术的丧失。人与自然冲突的现状导致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自我缺失，由此甚至导致整个民族都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许多达斡尔族作家都在深沉地思索，竭力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撞击中、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寻找一条道路，因此自然与人的冲突成为他们创作表达的主要基调。在具有生态意义的达斡尔族文学中，总能看到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预示。萨娜的《瘟疫》里，“顺势而下的江水膨胀起腥燥的大风，水面闪着无数刀锋一样逼人的光亮，紧接着漂下来一堆灰白色的雪堆，那雪堆喘息着、蠕动着，融化似地流向江边。”这种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传递着人类与自然紧张关系的信息，着力于这种紧张和冲突的表达构成了生态文学与其它文学的显著不同。
猎人形象通常是生态冲突的体现，他们的生存困境及狩猎中的心路历程在达斡尔族作家笔下得到了集中的刻画。《乌日玛的风声》里猎王乌日玛在猎杀一只怀孕的狍子，“它肚子里的小崽子就在风声中，漂上了天，化作了更让我难受的风，它还是在我心里不停地回响，一直折磨着我呢……那可是两条命啊，一个子弹就杀了两条命。”当他展开那张带毛的狍皮，就预感到了悲剧的发生，怀孕的乌黛在猎王和卡腾联手对付黑熊时由于受到惊吓而流产，而好友卡腾也命丧于黑熊的熊掌下，这时的猎王真正受到了震撼。
人类渴望成为地球的主宰，对自然进行随心所欲地征服和支配，而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之一是对自然的任意开发。那些外来者便是这样任意闯入家园，“闯入”而不是“进入”，本身就带有挥霍、破坏的意思，如在《伊克沙玛》中这样描述：“可是现在小镇涌进来一批批外地人。老天爷，哪来这么多人，像蝗虫像鼠群，爬满了每一个角落。他们太能干了，建商场、大酒店、网吧、洗浴城。小镇到处被改造得面目皆非。大山里的林木快伐光了，野兽也无影无踪，大概逃离到更远的地方去重建家园吧。他们民族昔日英武的猎手统统被政府养起来，当起森林警察。”于是“达陶做梦都想把森林、黑熊、七叉角的公鹿、飞龙、野鸡都藏起来，都与人隔绝，与铺天盖地的大马路隔绝。”萨娜描写的达斡尔人生活的美丽地方，也是作家热爱的故乡，在描述中充分展现了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美景，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人类享受着与大自然的“天人合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自然又是人的一部分，可是：“往昔人迹稀少、林木茂密的小镇突然涌入大量外来人，他们犹如一股股水流，源源不断的流向原始森林的深处。”可以说外来者的闯入，破坏了小镇的安宁、和平和生态平衡，使有限的生命都濒于死亡的危险中。
四、回归：精神生态
从原始状态走向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在与自然的反复较量中，人类一方面创造了文明，另一方面也丧失了精神家园。 如果我们把生态文明比作一所房子的话，自然生态就是这所房子的外观及其内部装修，而精神生态则是房子的内部结构和骨架。“外表破旧了，房屋虽然住着不舒适却并不影响继续使用，但是，如果是内部结构松散了，房屋将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所以，自然生态的保护需要精神生态的有力保障，解决生态危机要从源头上治理，拯救人的精神与抢救濒危物种一样紧迫，人类只有将自己的灵魂清理干净，拥有一颗美的心灵，才能发现自然的美丽和珍贵。达斡尔族作家在其小说中憧憬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景象，就是表达了作家对于探寻精神价值和建立美好精神家园的信念。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我们一方面在积极地创造着现代文明的舒适快捷，另一方面却在为自己的精神空间增加更多的垃圾，没有和谐的人伦关系，都市人的生存观念遭到了病态的扭曲，似乎人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欲望，去随意践踏他人的生命、尊严和情感。尊重、宽容、真诚、信任、仁爱等良性精神生态似乎不多见。人性的邪恶、愚昧、贪婪、欺压、征服、控制等不良精神生态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曾有人为未来一个世纪做出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预言：下一个世纪将是“精神障碍症流行"的时代，下一个世纪将是生态学时代。一个是精神危机，一个是生存智慧。这两个预言告诉我们，危机出现的地方也是希望诞生的所在，黑暗之后将是黎明的到来。只有守望好精神生态，才能更好的保护好自然生态。
参考文献：
[1]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2]王立，沈传河，岳庆云.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中外文学作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薛敬梅.生态文学与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4]苏华.牧歌[M].呼和浩特市：远方出版社，1998.
[5]赛音塔娜、托娅.达斡尔族文学史略[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6]娜日斯.文学奇葩[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
[7]阿凤.书写本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8]苏莉.旧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9]阿凤.在岗位上 [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
[10]萨娜.你脸上有把刀[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李圆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2011级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