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领域涉足性人类学研究的几位实践者都是研究少数民族婚姻家庭问题的代表性人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同领域的性学研究者开始看到，性存在是多元的，在批判生物决定论的同时，提出了性的社会建构理论，这与人类学对性的研究不谋而合。中国的性学研究逐渐形成了“性人类学”这门崭新的边缘交叉学科，学者们开始对性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
[关键词]当代中国；性人类学；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作者]朱和双，民族学博士，楚雄师范学院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云南楚雄，675000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079-009
由于人类学在中国兴起的时代禁止公开谈论性行为，而直接观察性活动又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时的人类学家往往回避直接讨论性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受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性人类学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性人类学研究迎来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开始在国内公开出版。与此有关的还有一大批西方人类学著作的中译本，这些书中通常都有相当的篇幅涉及到性的内容。专以性为主题的人类学著作出版了不少中译本，如《性崇拜》、《两性社会学》、《男女论》、《野蛮人的性生活》、《乳房的历史》等等。在引进西方性人类学著作方面，需要指出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929年出版的《西北美拉尼西亚野蛮人之性生活》一书被广泛地关注，并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译本，比如刘文远、纳日碧力戈等译的《野蛮人的性生活》(1989)，王启龙、邓小咏译的《原始的性爱》(1990)，孙云利译的《未开化人的恋爱与婚姻》(1990)，何勇译的《神圣的性生活——来自土著部落的报告》(1998)，高鹏、金爽编译的《野蛮人的性生活：图文版》(2005)。这些著作对于国内的性人类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家对特殊族群的性爱方式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样，与性相关的生殖崇拜、月经禁忌、卖淫问题等也有学者进行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刘达临、史成礼等对性实物的收集和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性人类学研究的一大亮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对性人类学进行理论探讨。
一、对特殊性爱方式的研究
在当代中国，人类学家对一些特殊族群(如摩梭人)性爱方式的研究往往被纳入婚姻家庭的范畴，并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进行讨论。他们认为这些族群保留的这些特殊的婚姻形态，为研究人类历史增添了有价值的比较材料。20世纪中期以后，这种倾向集中体现在对摩梭人特殊的性生活方式——“走访”的研究上。对摩梭人性生活方式进行调查和研究的论著也不断出现，比如詹承绪等人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1980)、严汝娴、宋兆麟的《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1983)、施传刚的《永宁摩梭：中国西南一个异居制母系社会的性联盟、家户组织、文化性别与民族认同》(1993)、蔡华的《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1997)、周华山的《无父无夫的国度?——重女不轻男的母系摩梭》(2001)、宋兆麟的《走婚的人们——五访泸沽湖》(2002)与《走婚：女儿国亲历记》(2004)等。针对摩梭人奇异的性生活方式，学者们试图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提出自己的看法。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在所收集的材料、依据的理论和提出的观点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摩梭人的性生活方式超出了主流社会的模式，呈现出强烈的反差。
在人类多样化的性爱方式上寻找差异，几乎成了这一时期性人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类学家对四川木里县俄亚纳西族保存的兄弟共妻、姐妹共夫的原始伙婚制进行的系统研究，先后有刘龙初的《四川省木里县俄亚纳西族一妻多夫制婚姻家庭试析》(1986)和宋兆麟的《共妻制与共夫制》(1991)、《穿越金沙——走婚与伙婚记实》(1999)、《俄亚大村：一块巨大的社会活化石》(2003)、《伙婚与走婚：金沙江奇俗》(2003)、《融化在金沙江魂魄中的异俗——木里俄亚》(2005)等论著问世。与此同时，藏、珞巴、门巴等民族居住的喜马拉雅山麓长期以来流行的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婚姻形式也成了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仁真洛色的《试论康区藏族中的一妻多夫制》(1984)、欧潮泉的《论藏族的一妻多夫》(1988)、南希·列维妮的《藏族一妻多夫制中父子间亲属关系的价值及其确认》(1997，玉珠措姆译)、吕昌林的《浅论昌都地区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婚姻陋习的现状、成因及对策》(1999)、马戎的《试论藏族的“一妻多夫”婚姻》(2000)、张建世的《康区藏族的一妻多夫家庭》(2000)、坚赞才旦的《论兄弟型限制性一妻多夫家庭组织与生态动因》(2000)和《真曲河谷一妻多夫家庭组织探微》(2001)、张建世的《20世纪藏族多偶家庭调查研究述论》(2002)、尹仑的《从空间角度论一妻多夫婚姻家庭——以佳碧村为案例》(2006)等对这种“轮流同房”的性爱方式进行了多角度探讨。
此外，汪宁生对云南永胜彝族支系他留人和云南永德县的彝族支系利米人的特殊性生活方式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并整理发表了长篇调查报告《云南永胜县彝族(他鲁人)的婚姻形态》(1983)、《云南永德县彝族(利米人)的婚姻形态——附论远古婚姻家庭研究中若干问题》(2006)。汪宁生指出，他鲁人、利米人的婚姻形态较为特殊，享有较大的性自由，不仅婚前而且婚后可以和异性朋友交往，不受社会非难。像利米人、他鲁人这样的婚姻形态，对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们提供了实例，有助于我们摆脱至今仍占统治地位的单线进化论影响。众所周知，以往研究婚姻家庭的学者普遍认为人类社会早期存在过乱婚或杂乱性交，并运用不少古籍资料和神话传说来加以解释。瞿明安的《中国原始社会乱婚说质疑》(2001)认为古籍和神话传说中“知母不知父”的现象并非是乱婚或杂乱性交的表现，而是反映了远古人类对性交和生育之间的关系缺乏基本的生理常识。
二、对生殖崇拜的系统研究
生殖崇拜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化现象，是性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生殖崇拜具有巨大的文化活力，学术界探索生殖崇拜文化已有百余年历史，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以及中国的闻一多、郭沫若等学者都曾对此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当代中国的性人类学研究集中探讨了生殖崇拜的问题，这方面的著作以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廖明君的《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读》、杨学政的《衍生的秘律——生殖崇拜论》等为代表。在当代中国，对生殖崇拜进行系统研究的开拓者是赵国华。1986年，他首次在中外学术界提出生殖崇拜文化的新概念。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1990)一书内涵丰富，创见迭出。赵国华阐述了初民以食促进生殖的宗教礼仪，令人耳目一新。赵国华认为，人类的生殖崇拜是遍及世界的一种历史现象，是远古人类乃至上古早期人类的主要精神文化，它包含着现代人类多方面灿烂文化的萌芽。百余年来，中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