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鲁迅在为《引玉集》写下的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先生的话不仅仅涉及对于域外艺术的摄取、引用，也包含对于自己的祖国文化遗产的态度。今天重审他的精神的时候，这种情怀对于纪念他的人而言，显得弥足珍贵。
我们的教科书上的鲁迅，有时只停留在新文学建设的描述中，对于他的整理乡邦文献、野史杂说，以及金石学、考古学的趣味涉猎有限。鲁迅的价值存在于多个领域，他是新文学的开拓者，也是精神界的战士。他直面现实，也看重古老文明中的亮点，既介绍了诸多外国文学，也对于华夏文化情有独钟。这种丰富性，使其站在思想的高地上，有了罕有的思想境界。
“五四”之后，《新青年》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并非民族的虚无主义，而是针对文化的凝固性发出的忧患之音。在漫长的专制主义文化系统里，文化偏离了本原，儒道释均蒙上了阴影。他们对于孔家店的批判，有着启蒙意识的投射。用张申府的观点说，新文化先驱者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在深层领域，乃对于文明的一次重新整理。“五四”的先驱者们，对于国故均有深的研究，鲁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对旧学的不凡思考，深深影响了后世的人们。他们站在世界文明的层面重新打量固有的文化遗存，就有了与传统士大夫不同的境界，给千年文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早期的鲁迅受章太炎复古主义的影响，对于古代文明有一种痴迷之心。《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里透露了这一思想。后来接受域外思想影响，开始以科学的理念筛选远去的思想，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审美理论之后，对于文学现象的叙述，已经有了厚重的气象。他很好地处理了古今问题、中外难点，即便他对于传统负面因素攻击最厉害的时候，其思维方式和表述逻辑，也都有汉唐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元素。他的“外不后于世界思潮，内弗失固有之血脉”精神，一直贯穿始终。
鲁迅之于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传统儒学视野下，不能领会其真意，虚无主义理论也与其颇为隔膜。在现代巨大变革的时期，他对于中华文明的思考，不是以保守的姿态出现的，而是在进化的视角里，重新发现被遮蔽的文明，还原历史的真相。
大体看来，他在以下几个层面面对我们古老的遗存。一是文学史研究，《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是代表。这是乾嘉学派以来的新路径，章太炎以来的传统得以延伸，方法上是科学、理性的。二是对于古籍的收藏与整理，他收藏的汉代造像、六朝造像数量可观，整理过的文献有《领表录异》《云谷杂记》《小说旧闻钞》《嵇康集》《唐宋传奇》《会稽郡故书杂集》等，这些补充了正史里没有的遗存。三是通过小说创作借古喻今，表现出打通文脉、古为今用的智慧，其间的幽默、庄严之气，刷新了语言的表达格式，审美意识集中体现在《故事新编》中。四是杂文中对于儒家传统与民间文化的凝视，思考现实时，不忘历史的参照，偶有点评，妙趣横生。这些都是现实情怀下的表述，讥讽士大夫、绅士阶层对于文明的偏离。因为侧重点不同，故考镜源流、思想表达，呈现出多样意绪，既有激烈的批评，也有平和的表达。那些论述弥散着科学求实的精神，又有西学背景。只有在这个系统里，才能看出他的文化观的整体面貌。
谁都知道，鲁迅对于传统的批判是极为激烈的，但那批判建立在对于士大夫文化虚幻精神否定的基础上。他认为多年来的历史叙述出现了问题。他关注考古学，喜欢野史，原因在于对以往的文化观的背离。在他看来，古代帝王文化抑制了大众的创造性，倒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边缘人创造了文明的根基。而孔子、老子、庄子都有可爱的地方，可惜后来的陋儒篡改了许多精神要义。他反对读经，并非不学习古人，而是提防借此复古，妨碍新文化的发展。在新文化的维度里审视固有的文明，才不至于进入封闭的循环中。恢复汉唐气魄，不是回到以往，而是像古人那样有阔大的情怀，这才是他表述里的应有之义。
在鲁迅眼里，古代好的诗文常是一种禁锢的突围，那些为民请命与默默奉献者的思想，才有真的价值。他肯定孔子在迷信盛行的时代不陷于虚妄，认为儒家的进取精神也颇为可取。但后来的文化被瞒与骗所囿，古人伟岸的精神不得继续。我们看他批评旧的思想，多是对于读书人的对古书误读的讥讽，所以，从被历史淹没的领域打捞文明之光，才是他一直致力的工作之一。
以文学的方式处理历史留下的遗绪，那与史学家和哲学家多有不同。鲁迅的《狂人日记》说传统吃人，针对的是儒教而非儒学；《起死》嘲讽庄子并非否定其思想价值，而是强调思想的有限性；赞美陶渊明的骨气，并不夸大隐逸的意义。鲁迅常常在巨大的文化反差里思考母语的写作，其研究问题也在不同的空间游转。在翻译迦尔逊、安德莱夫作品时，也从事古小说资料的钩沉；引介表现主义绘画过程，同时也在搜集汉代造像。他的多维视角里的文化，把沉睡的古老的精灵一个个激活了。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最发达的时期，都是打开视界、精神辽远的时期。汉代的石画像，六朝的文章，唐代的诗韵，明清的书籍插图，都在多元的时空里各显神姿。所以，他一向反对把国粹凝固化、单一化、教条化的逻辑，主张拿来主义。他讨论问题，注意问题的复杂化，不是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言说思想与艺术。在方法论上说，他找到了一个处理文化难题的入口。
对于古代文献的整理，体现了他去伪存真、去虚务实的精神。他发现《嵇康集》有诸多遗漏的文字，校勘时间达23年之久。在故土的文献中，寻找到主流文化没有的存在，《会稽郡故书杂集》深含着周氏兄弟的智慧。在面对许多资料时，能够慧眼识珠，发现历史的迷津。比如指出《文选》对于作家重要思想的遗漏，《唐人说荟》对于史实的篡改，都显示了他的眼光之精准。他赞佩王国维的历史研究，就在于材料之新和见识的通达。而后来关注考古学在中国之建立，也多少透露出一种新史学的梦想。至于他对大内档案的分析，没有旧式文人的迂腐之气，至今依然是可以引以为鉴的名篇佳作。
许多沉睡的文献经由他的笔活了起来，对于魏晋文化的发现，就有他独特的思考，精神比章太炎更为辽阔。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考辨与发现，心得与情思，都有一般史学家没有的隐含。文风的多面，世风的变异，人性的吊诡，这些在一个丰满的维度里得以呈现，借此讥讽国民党血腥镇压左翼青年，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多不能以此窥见历史的隐秘，鲁迅在儒学之外谈儒，老庄之外谈玄，倒是得到古人的真意，以明达的见识穿透古今。从他以庄子词语翻译尼采的文章，以魏晋笔触撰写雄文看，不同时代汉语的精义，多少都聚焦于其词章之间了。
在鲁迅那里，常常发现古人身上有意味的存在。他以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宋之话本，在俚语里开新的言说风气。明代人情小说，“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而清代的《红楼梦》，则命意多种，为传统诗学理论所难以描摹。而在故土的文献里，他则看到“海岳精液，善生俊异”的美质。传统的士大夫，不太关注谣俗与民风，遗漏了人间有价值的思想，而一些历史片影也一片模糊。故梳理历史与文献考辨，显得异常重要。他对友人说，自己曾想编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说一些别人没有的感受。从其丰富的藏书看，他已做了相当的准备，那雄心，我们是依稀可以感受到的。
鲁迅最伟大的地方，是延伸了汉语书写的魅力，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使古老的汉语有了更多的弹性和张力。倘若我们浏览古代文献，会发现他融汇了诸多前人的智慧，司马迁的悲凉，杜甫的沉郁，苏轼的飘逸，曹雪芹的悲怆，时常折射在不同的文本里，又能从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美学中采撷精要，形成幽默、含蓄，峻急沉郁的风格。小说语言与杂文表述各得其所，诗歌意象和散文韵致互有千秋。他在白话文里汇集了古代词章之美，又能从方言与口语中觅出新意，在翻译中呼应汉代佛经翻译的理念。而在摄取域外语言特点中，不忘对古老的汉语体系的改造，白话文也达到了文言文的效果，甚至新意迭出。直到今天，在语言实践领域，尚无人达到他的高度。我们曾经遭受摧残的表达，因为他的存在，得以恢复和发展。今天有成就的作家，没有谁不在其语言中受到熏陶与启迪。
文言文的音乐性、暗示性、多义性，是被鲁迅很好继承的部分。他在白话文的节奏里，延续了笔记小品的妙处，词章暗含古风，在飘逸的法度里流出精美的韵致。越到晚年，文字越发老辣，六朝的悠远和唐人的开阔，明人的洒脱和清人的严谨，催促出诸多美文。即便那些战斗性很强的文字，依然有古代小品可以把玩的意味。从《坟》《华盖集》到《且介亭杂文》，是白话文里的古文，古文里的白话，跨越千年的汉语经验在此散发着热气。他对于汉语表达的贡献，可谓百年间的第一人。
现在我们面对他的巨大的遗产，不仅仅感怀他的伟大的艺术创造性，革命的精神，不能忘怀的还有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扬的大的情怀。他曾多次批评青年人轻薄为文的浮躁之风，认为沉浸在旧的遗产并以今天的智慧重塑文明之路，显得异常重要。他说：“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倾向。”在他的皇皇巨著里，与古人对话的部分，其精彩不亚于现实性的杂文。他知道古代文献哪些有益于今人，哪些是需要扬弃的部分，也会据新的考据，重审那些远去的遗存。他在小说《故事新编》里唤醒了远古的幽灵，《补天》里的神话光泽，《理水》里的大禹身影，《出关》中老子与孔子形象，都给了我们思考与享受。在回望古老的诗文的时候，他的文字跨越漫长的时空，得以一遍遍地淬炼，成了我们精神世界珍贵的遗存。我们在那些精致的陈述间，感到文字背后的历史。它将我们的血脉连接了文化的圣洁之源。
应当感谢这份遗产，它书写了我们的历史中最为动人的乐章。今天，我们怀念鲁迅，不是为了附庸风雅，也非表达自我的涂饰，而是要像他一样真诚地生活，忘我地做事，认真地做人。怀念鲁迅，就是要脚踏大地，延续以民为本、以爱为根的精神。他的丰富的文本，不仅影响了现代革命的进程，而且今天依然是我们精神的灯塔。中国的知识人会在这个传统里学会自己的选择，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下去，以坚定的信仰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