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诗异同说》的作者萧光远以文字简略擅长，但有时因过于简略而对某些诗篇主旨之评说欠妥。例如，《诗经·秦风》中的《车邻》、《驷驖》、《终南》三诗就因简略而产生了误解。本文认为，比较《毛诗序》、《诗集传》、《毛诗异同说》三诗的主旨，并借助出土文献可知“始备车马、始事于田狩、始受显服之事”并非始于周代，而更应该向前推到殷商时期为切。
关键词：《毛诗异同说》 三诗主旨 殷商礼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萧光远的《毛诗异同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诗经》的学术专著，并首次系统的将《毛诗序》、《毛诗训诂传》、《毛诗传笺》、《诗集传》进行比较评说。不过时至如今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令人甚感遗憾。但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学术界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著作中有许多个人独到的见解，可谓发前人未发，言前人未言，但也有其失颇之处。例如，文中对《车邻》、《驷驖》、《终南》三诗的主旨的概括就是典型的例证。
萧光远毕生研究易学，诗古文辞。著有《周易属辞》、《毛诗异同说》、《鹿山杂著》等。不可否认《毛诗序》、《诗集传》、《毛诗异同说》三者有必然的传承，后者的观点大多在借鉴前者的基础上所得，尽管作者也一再强调是在对前者的批判或否定基础上而成的，但某些主旨评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此不赘述。由此可见，萧光远显然也受前人之影响。就《车邻》、《驷驖》、《终南》三诗而言，却在继承基础上又有很大差别，由于《毛诗异同说》文字简省，给读者理解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与《毛诗序》和《诗集传》有较大的出入。推测其因，大致在于清代同治时期还未有出土的文献资料，致使作者在沿用诗序时，将诗篇主旨简略成有歧义甚至带有问题的内容。关于三诗的主旨，首先通过全面而系统的比较《毛诗序》、《诗集传》、《毛诗异同说》对三诗主旨的归纳，其次是充分利用出土的甲骨文进行考证分析得失，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偏颇。
一 比较《毛诗序》、《诗集传》、《毛诗异同说》三诗主旨
《毛诗序》曰：“《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驷驖》诗者，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终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诗，以戒劝之。”
《诗集传》曰：“《车邻》是时，秦君始有车马及此寺人之官。将见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国人创见而夸美之也……《驷驖》，此前篇之意…《终南》，此秦人美其君之词，亦《车邻》《驷驖》之意也。”
《毛诗异同说》曰：“《车邻》始备车马，《驷驖》始事于田狩，《终南》始受显服，皆创见夸美之辞。”
比较三部著作对三诗主旨的评说，发现虽然都是赞美之诗、都涉及到时间副词“始”，但详思其内容，又有些许区别。《毛诗序》中《车邻》是美颂秦国大夫秦仲，意为秦国自秦仲开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美好礼仪。《驷驖》美颂秦襄公，意为秦国从秦襄公开始有田猎之礼乐文化。《终南》虽说是刺劝秦襄公，也有对秦襄公的称颂。他曾帮周平王平息镐京战乱，攻打犬戎有功，于是被周平王封为诸侯，乃秦国开国之君。战争给他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了灾难，战死沙场，因此得适可而止。《诗集传》虽强调废除《毛诗序》，仅从《诗经》文本入手，但无论怎么开脱，三诗主旨的评说仍与《毛诗序》一脉相承。其一，是朱熹认为三诗均是美颂之诗，而《毛诗序》对《终南》的评说有讽刺的功能。其二，是朱熹对三诗所颂对象不明确，只用“秦君”一词概括。尽管萧光远在《毛诗异同说》序中申明“人皆习朱传”有其不妥，要将“汉儒训诂，宋儒义理”有机结合，“不可偏废”。三诗均是美颂之诗，均有开始之意，然而他省略了《毛诗序》中的秦仲和秦襄公、《诗集传》中的秦君后，减少了内涵增加了外延，大大改变了诗意，使诗的主旨具有以偏概全之嫌。详推萧光远三诗主旨，凡一切与车马、田猎、封官爵的事情乃从秦国开始这显然有问题。《车邻》、《驷驖》、《终南》均出自《诗经·秦风》，就将意味着在秦国之前是没有车马、田猎、封官爵这些事，更何谈车马、田猎、封官爵礼乐之好。那么事实上呢？车马、田猎、封官爵之事到底什么时候就有的？这个问题需合理解释。比较《毛诗序》、《诗集传》、《毛诗异同说》三诗主旨的评说，朱熹的评说更为合理。虽说是指秦国的国君，但不确指，其具体对象更有待于考证，这与朱熹严谨治学的态度有关。如今不妨借助有利的文献资料，即出土文献——甲骨文证明。
二 “备车马、事于田狩、受显服之事”的记载
1 “备车马”之事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说殷代的车，不但在甲骨卜辞中屡屡出现，而且还有众多地下出土实物。在安阳殷墟就发掘出了车马。例如，战前第十三次发掘小屯C区，就有五辆车，它们或一车四马三人，或一车两马三人，车内还有成套的兵器，足以证实是兵车。1953年，考古研究所再次在大司空村发掘一个车坑内埋了一车二马一人的实物。再如，“……日丁卯……车马……”（《甲骨文合集》11448）“……雍车马……京……”（《甲骨文合集》11450）“马五十丙（丙在此是辆）。”（《甲骨文合集》11459）将发掘物与《甲骨文合集》的辞例结合来看，说明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备车马之事。车马用途也很完备，它们不仅仅用于战争，还为狩猎所用，下文所涉及的《甲骨文合集》10198和《甲骨文合集》36481是有力的例证。证明了周平王东迁之后所封之地的秦国国风《车邻》始备车马的说法是谬论。
2 “田狩”之事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说卜辞中有关田猎的记载与劳动关系不大，多是殷商时王为逸乐所进行的活动。但也不排除在狩猎时所带来丰厚的战利品。兽类的肉、毛、皮、骨、角均有很大的用途，肉可食、皮可御寒、骨和角可制器物，所以也有可能是时王田狩的原因之一。卜辞中不但记载田狩方法之多，而且捕获种类多、数量多。例如，“己未卜，亘贞：逐豕，获？”（《甲骨文合集》10228）“王其往逐鹿获。”（《甲骨文合集》10292）“丙戌卜，史，贞令囗射豕。”（《甲骨文合集》10248）“壬申卜，囗，贞圃囗麋。丙子陷，允囗二百又九。”（《甲骨文合集》10349）“翌癸卯其焚囗。癸卯允焚。获……兕十一，豕十五，虎囗，熊二十。”（《甲骨文合集》10408）“戊午卜，囗贞：我狩囗，擒之日狩，允擒。获虎一，鹿四十，狐一百六十四，獐一百五十九，囗赤，有三赤。”（《甲骨文合集》10198）
通过以上辞例可知，田猎并非始于西周时期，而是在殷商时期时王经常组织并参与大规模的田猎活动。
3 “受显服”之事
“显服”指官服，借指官爵。“受显服”指授官爵职位之意。受显服之事也可从甲骨卜辞中找到佐证。例如，“贞：唯小臣令众黍？一月。”“甲午贞：其令多尹作寝？”（《甲骨文合集》32980）“……小臣牆从伐，擒玁美……二十人四，馘一千五百七十，讯一百……车二丙，弩一百八十三，函五十，矢……又白囗于大乙，用囗白印……讯于祖乙，用美于祖丁，囗曰，京赐。”（《甲骨文合集》36481）
例中小臣、多尹为官名，李学勤说卜辞君、尹二字经常互用，多尹即多君，多君即商的朝臣，服事农垦、营建，或从事征伐等。《甲骨文合集》32980中的多尹正为服事营建之朝臣。《甲骨文合集》36481记录了殷商后期一次大规模战争俘获及封赏的情况，这次战争规模为殷虚甲骨仅见。甲骨卜的诸多辞例可证：在殷商时期就有时王授予官爵职位的做法。其文武百官还有不同等级不同称呼，百官分为臣正、武官、史官三类。第一类臣正有某臣、小臣、少臣等二十多个称呼，但以小臣最为常见。武官常用多马、多亚等；史官用尹、多尹、史、卿史、御史、吏等。卜辞中的官名和晚殷金文中的官名大多相同，而且殷代史官如“尹、史、卿史等沿用至西周。可见《毛诗异同说》“始受显服”的说法不妥，倘若在前修饰语“秦君始受显服”，则无可辩驳。以上典型辞例可证“始受显服”之事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发展相当完备，周代只是沿袭这一体制而已。
再如，“癸巳卜，囗，贞旬亡祸。王占曰：乃兹亦有祟！若偁。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甾车，马硪，囗王车，子央亦坠。”（《甲骨文合集》10405）本卜辞记载了时王外出打猎追赶兕，小臣驭马，马车撞到山崖，人仰马翻。上例是最能将备车马、事于田狩、受显服三者有机统一的典型例证，早在殷商时代备车马、事于田狩、受显服之事已有。
三 殷周礼乐文化的影响
虽然在历史上有周公制礼作乐的史实，但并非西周初期产生的文化礼乐制度，而是在夏商礼乐制度基础上而成。因在先秦典籍中屡屡出现周礼、殷礼、夏礼等词。既然“礼”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祭祀活动，而“乐”则是伴随着“礼”而出现的。对“礼”字的阐释在甲骨文中是“曲”字下面加个“豆”字，曲即为双玉，豆字为鼓。战国以后加了“示”旁，后来简化为今天的“礼”，所以最初的含义是在鼓乐声中“行礼以玉”礼乐一体。《左传》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神也……”众人深知自己的等级和身份，在等级秩序和原则下行事，安分守已，社会方能太平，甚至有很多人与“礼”无缘，才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这些表明自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礼”与“乐”的联系紧密，相互依存，不可或缺。
20世纪80年代，文物考古专家在甘肃发掘了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存。从出土的陶器形态与墓葬物品看，秦人早在西周时期已吸收了周的礼乐文化，并形成独特的秦地文化形态。西周末年，周平王封秦仲为大夫，封襄公为诸侯，便吸纳周文化。这可从新发现的地下出土资料证实，秦国对周文化的吸收具体体现在沿用西周文字，对西周的音乐、文学等借鉴与吸收，从而承袭了周人的礼仪制度，在殷周礼乐文化的继承基础上发展完备起来。现代研究者提出秦风中的《车邻》与车舆制度、朝聘之礼；《驷驖》与田狩礼；《终南》与宾礼正是影响与吸收的具体体现。秦君始有车马、礼乐。《驷驖》中的秦君驾上黑马，带上随从，悠闲自得地享受着狩猎礼的乐趣。《终南》与周朝的宗法制度、分封制度有关。周王为加强统治而进行大规模分封，以便对邦国的控制，秦君受封正是这一举措下的有力例证，体现了周天子接见新封诸侯宾礼中的锡命之礼。以周为核心的诸侯国在其影响下，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欧阳修曾说：“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从“礼乐达于天下”的夏商周三代中窥见周礼达于天下四方。既然礼达天下，难道不达于秦国乎？所以，三诗所反映的周代礼乐文化也是“礼乐达于天下”的明证。
纵观《毛诗序》、《诗集传》、《毛诗异同说》三诗主旨，并结合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献可知，备车马、事于田狩、受显服之事是深受殷商礼乐文化的影响，是其继承与发展，也是周代礼乐文化发展到成熟的充分体现。笔者认为，《诗集传》的评说更加合理，它体现了古代学者存疑不决的治学态度。不管是秦君行车马礼乐之礼，还是田狩显服之礼，都是秦国历史上重要的事件，也是勿庸争辩的，但由于萧光远过于注重概括性的文字精减，而置三诗主旨评说不妥甚至出入太大，有以偏概全之闲，须用出土文献及甲骨卜辞论证其得失。导致三诗的另一可能原因也有对史料把握不全面之闲，也为今后的研究给予启示，只有在掌握大量的史料情况之下，方能使其评说论述完备全面。
注：本文系贵州省省长资金项目：贵州历代著述考，项目合同编号：黔省专合字（2008）21号。
参考文献：
[1] （汉）郑玄笺：《毛诗故训传》，丁氏五云堂，1872年。
[2] （宋）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02年版。
[3] （清）萧光远：《毛诗异同说》，线装书。
[4]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
[5]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影印本。
[7] 杨伯俊：《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8]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新唐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
作者简介：欧蕾，女，1973—，贵州遵义人，贵州大学2010级在读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文学批评，工作单位：遵义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