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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元区新一轮危机的阴影渐行渐近、进入视野的当口，构筑“防火墙”，成为争论不休的各方唯一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处在风口浪尖的IMF，在历史上首任女总裁的带领下，斡旋各方，推出了金额巨大的增资方案。随着G20峰会在墨西哥的洛斯卡沃斯召开，在G20峰会之前为峰会做准备的G20部长会在华盛顿落下帷幕，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围绕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难点“三连环恶性循环”和其解决之道、中国在全球环境下的再平衡、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提出了见解与办法，表达出中国决策者的关切与对世界经济走向的把握。
欧洲危机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在6月召开的G20峰会中，各界对欧洲债务危机非常关注，对欧洲问题的普遍担忧，欧洲问题继续成为G20峰会的焦点之一 。
周小川认为，为应对危机，欧元区和欧盟领导人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整顿财政，签订新财政契约，加快结构性改革，提前实施欧洲稳定机制（ESM）等。欧央行也通过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
与此同时，重债国政府推出新的改革方案，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整合取得进展。其中，意大利承诺到2013年实现预算平衡。希腊私营部门参与债务重组（PSI）参与率超过市场预期，欧盟和IMF先后批准了对希腊的第二轮救助方案。在3月30日哥本哈根会议上，欧元区财长评估了欧洲防火墙资金充足性问题，决定将欧洲防火墙规模扩至8000亿欧元左右。 这些措施缓解了市场对欧债危机恶化的担忧情绪。重债国一级市场国债发行利率和二级市场国债收益率一度均有所下降。
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危机未结束，许多政策刺激措施是暂时性的，空间有限。从根本上讲欧债危机的前景取决于重债国能否通过结构改革重新获得竞争力、取决于能否通过经济增长实现财政可持续、取决于银行体系能否摆脱各种拖累而扩大信贷，但是财政紧缩、经济下滑、银行放贷能力下降的所谓“三连环恶性循环”的困局尚待解决，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实际上是非常支持欧洲克服债务危机的，我国领导人的表态都非常明确，就是会给予支持，这个态度比很多国家都明确。欧洲也希望中国给一些说法，有助于提振欧洲的信心。在G20峰会上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至少有三个渠道可考虑给予支持：第一个是增加IMF资源；第二个是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及未来的ESM；第三个是直接对欧元区国家投资，即对那些有困难同时又有改革措施的国家继续投资，包括购买其政府债券，以及对减轻其政府债务有帮助的一些投资，比如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私有化等，当然其前提是我们要看到这些国家的改革和纠偏是有希望的，投资是可以回收的。
中国对欧洲的支持渠道是非常有力的，既有央行，又有主权财富基金，还有商业性渠道，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其他类型机构的投资。
至于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成为一出事大家就筹集贷款的机制的契机，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IMF是一个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至于需不需要别的办法现阶段还不是很清晰，中国会按照自己的份额比例来计算应承担的责任。但拖延份额改革的进度对基金组织是不利的。
全球再平衡需要市场纠正力量
G20峰会开始以来，全球再平衡一直是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IMF关注的问题。在周小川看来，在降低全球经济失衡方面，中国的努力取得了好的效果，国际压力在慢慢降低。
我国的价格政策、结构政策和经济增长三大部分都会有其效果。不管是快一点慢一点，汇率机制在变；进口实征关税也在不断降低；还有一些临时性关税减免；出国旅游放得很宽；结构政策鼓励内需，扩大服务业比重，也都会发挥作用；工资增长也是结构变化的一个内容，所以将来不会像过去那样过多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其出口。此外，中国经济增长比世界主要国家都快，也就是分母增长比较快，作为分子的贸易顺差只要增长不这么快，这个比例就会走低。
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全球存在不平衡，例如财政赤字问题、主权债务危机问题、银行监管问题等等，发达国家也需要渐进的调整过程。 同时要相信市场力量，市场对不平衡问题往往有其内在的纠正力量。未来也肯定会有不平衡，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反而是相对的，假如出现大的不平衡，纠正的力度也会增大，但要花时间，慢慢利用市场的力量去纠正。
自2012年4月16日起，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波幅从千分之五扩大到百分之一，现在IMF降低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的预期，直接相关的是怎么给人民币定性。
外汇投资需先给全球资产排排队
欧洲出了问题以后，对于欧洲未来几年的整体经济和金融形势，包括欧元的长期趋势，周小川认为，关键是应该加大改革力度，包括财政整顿、福利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等，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周小川相信欧洲慢慢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全球到处都有风险，没有绝对的安全资产，只是相比之下，谁比谁好一点、谁比谁差一点的问题。既然到处都有风险，就不能简单地回避风险。不敢投，就不要搞过多储蓄，就应更多地通过结构调整把过多的储蓄用掉。所以，人民银行一直不希望有过多的、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但既然现实情况是有那么多的储蓄，而结构调整又是渐进的，就必须面对风险，正视过量储蓄的风险管理问题。其中一些风险是会相互对冲的，另一些是互补的，由此可对外进行合理的多样化、分散化投资。同时，就比如当前我们正在温州进行的金融改革试点，要更大地向民间投资开放，鼓励民间资本“走出去”。
早期中国的外储大部分是美元资产，慢慢地往欧洲那边移，但是欧洲又出事了。综合来权衡，风险需要量化，需要把风险因素最后做成系数、参数放进数学模型进行量化计算才能得出最优策略。然后还有个优化问题，最优选择是什么，就要靠数学模型。模型的优化计算还涉及到目标选择问题，比如我们常说的安全性、流动性、保值增值，就涉及到了三个目标，而这三个目标分别设置多大的权重，就必须靠数学模型才能说清楚。
所以，对于欧元的长期趋势，我们要做的，是相对地排好队，尽可能认清风险，最后达到总体效果上的保值、增值。
人民币国际化需让市场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不够，还有人民币离岸业务机制的建设。对于这方面如何做到达成共识，继续推动，周小川告诉了我们解决之道：人民币国际化主要还是综合实力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结果，目前中国的综合实力、对外开放程度（包括外贸、外资等），数量上都挺大。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还不够，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需要做更多的事来提高。
人民币能否国际化最终还是靠市场的选择，我们不需要刻意为之，这样给别人的感觉好像有一个专门的谋划、策略来推动本币国际化。人民币有这个潜力，将来可能成为国际上比较被接受的货币之一。
目前来看，我们要做好两方面的事：一是过去政策上有很多管制，比如有的法规规定某种交易只能用“硬通货”而不准用人民币，我们把这类不必要的管制先清理掉，用什么货币来交易、结算可以由市场参与者自己选择；二是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而且是向国际开放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增加金融领域人民币的可用性有更大的提高。因此总体上说，我们当前是要一件一件地做好自己的功课，然后让市场参与者去自主判断和选择。
“三连环恶性循环”
G20峰会的焦点之一，就是由IMF提出的，当前危机国家存在的“三连环恶性循环”：一是缓慢的经济增长；二是许多国家需要进行财政整顿，而财政整顿又被认为可能阻碍增长；三是本应向实体经济注入资金、帮助恢复经济增长的银行业正受拖累，因而缺乏向经济提供信贷的能力和动力。
在周小川看来，我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强调增长是正确的。这“三连环恶性循环”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实现有效的增长，才有助于解决公共债务的偿付能力问题；同时，债务危机国家实现持续增长，也是解决欧元区内在不平衡问题的关键之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
为了解决危机国家存在的“三连环恶性循环”问题，国际上都在想办法，在这次G20峰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思路和政策主张。如IMF的建议是在中期内进行财政整顿，不要在短期内过度紧缩。欧盟强调，欧元区国家应根据国情处理好财政整顿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关系，对财政整顿进展较好的国家，短期内可适当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美国人强调财政困难，不宜对经济复苏提供更多的支持，但继续用零利率政策去推动经济复苏。日本政府则提出将采取一些震后恢复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同时继续推进财政整顿。
总之，国际上还是普遍认识到了推动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一些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也提出了多种解决问题的政策组合，其一是在实施财政整顿的同时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向经济注入流动性，将利率降至零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这里的一个问题是，银行体系能否有效传递中央银行的政策导向，即银行是否能够积极为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信贷支持？从危机以来欧美的情况看，状况不太好，银行的行为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政策制定者的期望。
但不论如何，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然涉及到财政能不能扩大支出、银行能不能更多地提供信贷支持的问题，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在上述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还要重视考虑银行的行为及其激励问题。
央行的政策模型：激励因素为上策
在上述“增长—财政—银行”三连环恶性循环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能够做些什么呢？传统上，央行货币政策的数学模型中不考虑金融部门。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业、居民部门，但却没有金融市场和银行部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我们简单地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通过银行体系自动且顺畅地传导至实体经济的企业和居民部门。但在这次危机中，美国采取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后，却发现银行部门没有充分传导，欧洲也出现了这种状况。这可能说明应重新考虑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将金融部门行为纳入到央行的货币政策模型中去。
然而银行体系面临着四大问题：一是银行资产质量问题，银行忙于修复资产负表。二是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导致资本充足率要求上升，银行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持信贷扩张。三是监管措施在危机期间出现收紧，人们希望监管政策是逆周期的，但事实上经常出现顺周期的情况。四是融资问题，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受危机影响都很不活跃，限制了银行的融资能力，例如欧元区的银行间市场就出现了跨国流动性不足。 这四大问题制约着，所以银行不能有效传递政策制定者的意图。
所以周小川和一些学者认为，需要考虑对银行体系给出激励机制。
首先，当前大家重点关注的方法是向弱的银行注资。但并非表现消极的银行都是因为资本不足。有的银行是愿意扩大信贷的，但资本不支持，对这类银行注资是有用的；也有的银行是受有毒可疑资产的困扰，即使进行注资也不能马上修复，可能需对其实施有毒资产剥离，从而使其轻装上阵，会更有效。中国曾经历过这种状况。
其次，银行业的利差大小对信贷积极性是有激励作用的，这要看有无调节利差的手段。过去，主流观点是不支持央行调控利差的，但近来欧央行的LTRO似包含这种激励。
再有，零利率会鼓励银行囤积现金，因为资金来源是近乎零成本的，现金囤积有助于银行应对风险，而不一定要贷出去。经济学界一直都对流动性陷阱和零下界利率有不少讨论。是否应该避免出现零利率？即在利率下降到较低水平时（比如2%），就切换到数量宽松政策，而不是降到零利率后再去搞数量宽松，那时可能就为时已晚了。
总之，这次危机会带来不少新挑战、新课题，需要研究银行体系在特殊情况下的行为和响应方式。
欧债危机的启示
那么这些激励机制设计的思维框架是否也能引用到对于欧债危机的解救之中？是否可以用来推动一个国家的“债务自律”？周小川告诉我们，实际上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必须进行财政整顿，但公众却存在抵触情绪，所以就存在冲突。那么如何能有助于国内形成共识去勇渡难关呢？
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公共债务占GDP比率，同时这些经济体的内债和外债所占比例也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债务都是本国居民购买，而希腊国债的外国投资者比重很高。这些国家面对的难点是不同的。如果债务以本国持有为主，虽然问题严重，但收入分配基本限于国内公众或国内的代际之间，自己人之间形成共识会相对容易一些，道德风险小一些，不会给全球经济造成太大风险。这样做也有利于形成公共债务的定价机制。
另一考虑是可以促进政策选择的共识机制。除了债务的多少，还有消化债务的时间表，如果一部分人认为当前不能过度紧缩而要中期实现紧缩和整顿，就要在国内促成共识，拿出保证或质押。而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实施财政整顿政策，另一方面公众却走上大街向外国势力抗议。
再有是外国投资者很难对别国政府的借债行为予以有效约束，这既是因为信息不足，也是因为外国投资者难以去约束主权国政府行为。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但现阶段国际组织介入可能为时偏晚，如在最初介入会较为有利。
从上述分析出发，主权债务存在不少道德风险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也看到不同国家形成官民共识的程度不同，复苏的历程不同。从国际角度看，还发生过很多次债务危机，比如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值得做深入比较和归纳。
对于国际投资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周小川这样解释，国际投资者最好先向国际组织投资，再由国际组织间接投资于别国主权债。还可以建立一个共同投资机制，即部分投资由国际组织进行，另一部分投资由国际投资者会同国际组织一并投资，比如EFSF就有这种设计。理论上，国际组织有较多影响主权国行为的能力，可设立借债条件。
当然，对于欧元区来说，由于采用单一货币，较难区分国内和国际债权人的身份。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果发债主体为省、市政府，而买债者大量都是外地人，就也会出现债务缺乏约束、定价机制失效以及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如果能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债务机制，地方债应主要出售给当地居民，因为当地居民会有更丰富的信息并去关心本地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从而决定是否支持地方政府发债，这样就构成了对当地政府债务的约束。有些设想在过去是技术上不可行的，但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了，有可能行得通。或许这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另一条出路。
结语：现在世界经济正处于前途迷茫的状态，中国的态度被各方关注。周小川，这位中国经济的掌控者，告诉世界，中国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