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为发展机构，即使是在处理当前危机时，也还必须把眼光投向另一座山的后面，这一点很重要。有一个问题我时时关注，即如果经济开始复苏，油价将会继续上涨，并会带动粮价上涨。
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世界经济衰退加剧，一些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人类和发展的危机（世界银行语），身为世行行长的佐利克自然也就格外忙碌。他笑谈，自出任世行行长以来，原以为自己成了一个银行家，实际却是一直在努力“化缘”、募集资金。
在当前国际金融新秩序形成过程中，世行和ＩＭＦ的角色转变令外界瞩目。当前危机也凸显了中国日益增加的影响力，鉴于佐利克是资深的美国外交官，中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的倡导者，他对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的看法，也时常是媒体报道的重点。
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佐利克抽出时间，与包括笔者在内的少数记者召开圆桌会。一杯清茶，如话家常，佐利克侃侃而谈，阐述他对当前诸多问题的看法。以下是此次圆桌会部分对话节录。
必须汲取历史教训
记者：请您对此次会议作一总括的介绍。
佐利克：这次（世行/IMF）春季会议是继伦敦20国集团峰会后举行的第一次全球性重大会议。这给两大组织的185个成员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它们能藉此评估伦敦峰会的成果，确保它们的利益得到足够的表达。特别是，它们将评估世界银行是否努力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0国集团努力应对的是大的全球性的金融问题，但还有许多后续工作需要去做。尤其是要确保穷人，特别是那些被第二波、第三波危机冲击到的国家的民众得到救助。
有一点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吸取过去历史的教训。世界如果不吸取历史教训，肯定还会重复过去的悲剧。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东亚危机的教训。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国家现金短缺，他们被迫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这又会使穷人受到更大的伤害，而且，其中一些问题的结果，很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引发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我们讨论这些比讨论某些金融问题更至关重要。
危机还有诸多不确定性
记者：IMF报告认为，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在增大（总损失达到了４万亿美元），但IMF的报告也给人一点希望，似乎危机正在触底，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是否我们正从经济危机中走出？
佐利克：我们世行的数据报告和你从IMF看到的非常接近。从各种渠道的报告中，我也看到，大家都希望我们已接近危机的底部。
但坦率地说，我认为目前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事实正如你所说的，那自然是好消息。但当我聚焦发展中国家的遭遇时，我对它们面临的资本短缺，尤其是资本即将耗尽的状况，感到非常关注。
所以我们努力采取一系列的计划，从增加贷款，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到建设社会安全网。因为即使危机已经触底，世界经济离复苏还有一段距离。我并且对可能的第二波或第三波危机冲击感到关注。
这次危机肇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领域，然后扩散至实体经济，并随即影响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因为它们的出口、侨汇收入等都出现了下降。然后，这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领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关注金融领域问题的同时，关注资本筹集或贸易融资的问题。
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必须筹集相关资源，做好万全之策。如果危机能很快结束，我当然非常高兴。
记者：危机造成油价下跌，那在您看来，现在下降的油价，对新兴经济体应对危机有多大的帮助作用？
佐利克：对一些国家自然有缓解压力的作用。目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就在美国，约旦也是受高油价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另一个方面，如果你是能源出产国，比如你是尼日利亚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拉克，油价下跌的结果则会是破坏性的。
从总体来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宗商品价格的价格其实下降并不大。最明显的是在粮食问题上，粮价和油价关系紧密，部分原因是生物燃油的问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大米价格仍比2005年的水平高了一倍，玉米和小麦的价格要高５０％，因此那里的情况仍非常艰难，当然，一些国家可能情况好转了一些。
你这个问题引发的思考是：我们作为发展机构，即使是在处理当前危机时，也还必须把眼光投向另一座山的后面，这一点很重要。有一个问题我时时关注，即如果经济开始复苏，油价将会继续上涨，并会带动粮价上涨。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去年，以及今年的春季会议上要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关注穷国，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情况。
中国企业的储蓄率太高
记者：您和林毅夫在最近的《华盛顿邮报》上刊发了一篇文章，认为如果要有效应对当前危机，美国和中国必须共同合作应对，但也有一些人不赞同这一看法，例如韦德宁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佐利克：你刚才说的是哪个？
记者：韦德宁（刚离任的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他也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
佐利克：我倒还没有遇到太多的反对意见，事实上，不管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许多人都对我说，我和林毅夫的倡议非常恰当。
这其实也是一个长期和短期的问题。从短期来讲，中美合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两国制定了世界上最大的刺激经济计划。此外，我们还想传递的信息是：中国的经济刺激严重依赖投资和建设，美国则高度依赖消费。而如果分析危机爆发前的世界收支不平衡问题，原因就在于美国储蓄太少，而中国储蓄太多了。
因此，我和林毅夫想指出的是，要走出目前的经济下滑困境，美国和中国必须合作推进相互的结构性改革，这一点很重要。就中国来讲，中国不仅应通过加强社会保险开支，降低居民的储蓄率，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进行工业和金融领域的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的高储蓄率。
我们曾经指出，如果看看中国的储蓄数据，其实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和印度等国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是因为企业储蓄率太高了。因此，中国可能要降低对金融领域的一些限制，同时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在另一个方面，也就是美国方面，有必要努力重建财政纪律，并增加储蓄。因此我们建议，像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机制，可能是一个加强两国合作的恰当平台，双方既可讨论短期的刺激经济和复苏计划，又可讨论长期的结构性改革问题。
人民币正成为国际性货币
记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提出，应考虑建立新的全球性储备货币来替代美元，您对此持什么看法？
佐利克：周小川的建议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在探讨如何调整全球货币体系。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贡献。
但我也认为，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美元仍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货币，总体看美元（对世界经济）还是有益的。当然，这也引发了与中国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资本账户是否会变得更加开放。
所有这些问题我认为都属于一个中期规划的问题，你必须考虑危机过后的结构性问题。至于（周小川提到的IMF的）特别提留权（ＳＤＲ），这只是一个记账单位。
在外汇储备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太多限制，可以选择美元、欧元、英镑或者日元作为储备货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可以有多种投资选择。但我认为周小川行长提出的一个更大问题是：ＳＤＲ将会扮演什么问题？是否应该有多种储备货币？
我个人的见解是，将这些问题都视为（改革的）一个过程。在处理一个更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上，这些都是重要的话题。
为了让你对这个问题有更多一些思考，我再说一点，我和中方曾就“贸易流动性工具”有过多次对话。如果我们的一些贸易能够以人民币结算，那我们就朝开放中国资本账户方向迈进了许多步。假如你看看中国最近和阿根廷以及其他国家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这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概念，中国正在使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货币。
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点，即使当你在应对一场危机的时候，你实际上也为确定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播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