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宣称中国经济已向新的增长模式——消费增加，投资减少；内需增加，出口减少——转变的人来说，我们不得不泼上些许冷水。我们很愿意相信真的是这样，但事实尚未如此。并且，美国金融危机和即将到来的全球经济放缓，暴露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弱于人们之前的预期。不过，这同时也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发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时机。世界经济风向已然扭转，中国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到了。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并未转变
担忧经济转型的人们近期看到了一些振奋人心的迹象。近几个月零售额强劲增长，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终于开始发力；房地产投资放缓有助于平衡对投资的严重依赖，虽然投资仍是影响整体GDP的重要因素；贸易顺差终于开始拖累经济增长——贸易顺差额将低于去年水平。乐观者甚至会搬出官方数据，辩称2007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42.7％，而消费的GDP占比达到了49％。
真要是这样就好了。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数据，你会发现消费额中大部分来自政府消费，而非私人消费支出，后者仅占去年总需求的35.3％。从近些年来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中四大拉动因素的贡献比例可以看出，2007年各拉动因素仍然没有改观：投资实际增长10.8％，而消费仅增长8.7％，增速与上年相当。而只有当消费增速快于投资增速时，经济增长模式才会改变。我们预计2008年投资和消费的构成比例会略有改变，但并不是朝着更好的方向：虽然受净出口减少的影响，2008年第二、三季度投资有所放缓，但预计全年投资比重将上升；同时，消费将有所走弱。强劲的“零售”销售额数据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居民消费情况，因为它包含了政府采购，而且没能体现出零售业库存增加的影响。
展望未来几年，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家庭越来越富裕，这将拉动消费增长。但与此同时，假如政府打开财政支出的闸门，透支未来的钱用于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私人收入增长缓慢，我们仍然会对经济增长模式能够发生显著转变持有疑虑。即便新增财政支出直接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也不会在短期内刺激消费激增，因为居民不太可能马上做出反应。社会支出应该全力为长期支撑消费创造条件，这也是我们对中国经济结构前景无法乐观的原因。
转型之路障碍重重
那么，经过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中国经济为什么至今仍未脱离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呢?部分程度上，与中国经济的起点有关：在庞大的航天计划、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和盛大烟火的炫目光环之下一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消费取决于收入，只有收入增长，才有可能消费更多。但目前中国人均GDP按市场汇率计算只有约2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6000美元，显然，期待消费猛增是不现实的。此外，也有人认为投资高企并不是什么坏事。在最近的一次宏观经济研讨会中，一位资深学者提出，考虑到中国仍需要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投资，但问题在于现行政策可能会放大这种过于依赖投资的趋势。如果能够将中国经济引向更为平稳的增长路径，效率会得到提高，会创造更多就业，节约更多资源。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艰难并不奇怪。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转型，需要法律、税收、法规、激励机制和经济行为等多方面的改变和进展，可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美国人对此深有体会，至少，在危机袭来之前扭转一个不健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相当困难的。
另外，长期愿景与实际政策选择之间的差距也是一个原因，眼前顾虑通常左右着经济政策的选择。比如，要减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就需要减少出口，这是很明白的道理，但是，在目前实际出口仍维持在10％的增长水平的情况下，政府却已决心采取多重措施刺激出口，包括放缓人民币升值，增加纺织业出口退税；并酝酿提高电子产品和机械工具行业出口退税。要控制重工业的发展，就需要提高生产企业的电力成本，但是，目前仍缺乏有效的体系，以打破钢铁、铝、铜生产行业电价的地方保护；要降低投资增长速度，就需要将实际存款利率提高为正(银行实际利率现仍为负)，对国有企业上缴红利作出严格的限定(这项改革目前仍在小范围内试行)，并转变以投资和税收作为地方干部政绩考核标准的评价体系；要减少人们对国内市场的投资，就需要有一个合理定价的汇率水平，但是，拟改变人民币固定汇率及币值低估状况的汇改已逾三年，低估情况依然存在；要真正鼓励创新，就不必设置专利申请方面的限制，应该使企业依靠完善的民法体系保护知识产权；要使人们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就需要让私营资本进入医疗保健行业并获得监管；要扩大服务业规模，就需要打破现有的由国有垄断造成的供不应求局面——包括电信业、部分金融服务业、医疗、教育，以及娱乐业等领域。正如之前票房火爆的《功夫熊猫》留给每个人的思考，中国电影业的创新到底在哪里?
经济放缓无需恐慌，财政刺激应当慎用
余永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缺乏转变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再度呼吁施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和谨慎运用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的主张，这些声音在当下的环境中似乎显得另类。余永定认为，近来对经济放缓的恐慌将会误导宏观经济决策。尽管近期CPI指数有所回落，但能源价格仍处于管制之中，并导致能源的低效使用和其他问题，现在正是放开价格的时候。而且，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4.8％的通胀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对通胀仍需提高警惕，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在上升，存款遭受贬值。余永定认为，为将通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减轻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有必要牺牲一定的需求增长——出口和投资增长放缓是正常的。他建议财政部调整税收政策，以扶持低收入群体，认为当前出台财政刺激方案为时过早。这与我们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实际GDP增长仍保持强劲势头，至少目前无需启动财政刺激计划。
由于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极其严峻的全球经济放缓，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出口增长率降为零甚至为负的状况，外向企业亏损倒闭现象将越来越严重，正因如此，加快改革进程以支持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成为前所未有的紧迫任务。但是，决策部门可能会避开这一艰难的抉择，转而全力扶持出口行业，将财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暂缓为服务业引入竞争的开放进程。这种决策将令人扼腕。全球经济放缓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非常严峻。世界已经变了，中国亦需要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