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语言文字、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塑造了儒家与基督教思维模式的风格差异。儒家表现的是独具特色的具象会意和直觉体悟的思维特点，基督教彰显的是抽象思辨和理性分析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具象直觉和基督教的抽象分析在思维基点上体现为主体自身和客观逻辑精神之别，思维原则上呈现为整体与个体之异。但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亦存有相互交织的共性，只是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关键词：
儒家；基督教；思维方式；具象直觉；抽象分析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5-0046-06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方法，是一种相对稳定、带有普遍性的思维定势，主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思维方式之不同正是造成文明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西方文明相互交流与合作的日益加强，学界关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讨论业已成为热点话题。如张岱年和成中英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思维具有整体、综合和阴性等偏向，强调这种偏向与西方局部、推理和阳性的思维特征明显不同[1]（P1）。徐行言先生指出，中西思维方式分别体现天人合一与物我二分的特点[2]（P109）。综观现有相关研究，许多学者都是从中西方文化着手，这有利于从宏观上对中西方思维方式进行提纲挈领的把握。但是，儒家和基督教文明是中西方文明的典范，笔者以为，对儒家和基督教的思维方式进行阐幽发微具有沿波讨源的作用，虽管中窥豹，但却能从微观视角加深对中西方文明丰富性和差异性的了解，增进中西方文明相互学习镜鉴，在不断地交流、会通、发展中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繁荣和进步。
固然，开展儒家和基督教思维方式的对话，首先需要界说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现今学界对此问题的回答莫衷一是。梁漱溟先生用中国文化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间接否认了儒学的宗教性，任继愈、牟宗三、刘述先和张立文等学者强调儒学就是宗教。笔者认为，儒学在显性方面虽不具有宗教似的教规和教义等，但其内在精神已蕴含着宗教所带来的安全感和永恒感。因此，本文在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既积极正视儒家和基督教思维方式的特质，又深入揭橥二者思维个性中所寓含的共性，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儒家的具象直觉思维模式
哲学家罗素在比较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时曾指出，欧洲文明中的犹太教和科学两大元素在中国文明中是没有的[3]（P151）。但是，中国文明却在自身语言文字、生存环境和历史条件的蕴育之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具象会意和直觉体悟等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特征在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儒家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具象会意
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形成的主要因素，同时又是人类思维最重要的工具和记录载体，不同语言和文字的形成发展反映着不同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模式。世界上的文字虽然种类繁多，但大体上可分为表形、表意和表音三类，亦可言为图画文字、音意结合文字和拼音文字。从汉字的发展角度看，汉字由古代原始的图画演变成约定的符号，再经过不断地演化改为线条，最后成为象形文字，这些符号是借助对自然的摹仿来再现简单的物象，目的在于透过事物的具体形象来表达某一意义[4]（P50）。从甲骨文来看，汉字大多具有图画的性质，还没有从象形文字的胚胎中脱离出来[5]（P167）。许慎曾将“象形”解释为“画成其物”。而画成其物不是对原物形体的简单描绘和重复再现，它会清晰地表达出王弼所言“夫象者，出意者也”的深意。因此，就汉字的结构而言，汉字是音、形、义三者的统一体。汉字不仅偏重事物的具体形象，而且其形义之间的结合很清晰地彰显了其背后深层次的意义和内在精神，可谓“从具象，可会意”。
学者王东岳认为，中国的汉字继承了甲骨文的具象基因，文字结构缔造了中国的具象思维。不言而喻，具象思维是一种具体的形象化思维方式。王东岳先生解释道：“美”者，上为“羊”，下为“大”，以男子雄壮像公羊视为美。而“明”字，左“日”、右“月”都是发光体，表示光亮之意。而形声字更是达到了形符与声符的统一，通过具体的关联形象的形符与借助声音表意的声符有机并有意地结合在一起。如“稼”字，从“禾”，“家”聲，本义种植五谷，因而读者只需要看到“稼”字则会在大脑中自然地想起与“禾”相关之物象。而“示”为神主的象形，如“祭”“礼”“祷”“祖”“神”“社”等从“示”之字多与神祖、祭祀有关。不仅如此，而且从个体的汉字扩展到完整的语句，在汉语表达的过程中也善于用形象、生动的词汇。“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开篇所描绘的就是一幅极其精妙而生动形象的画面，这是一种即景言情的手法，而这种托物言情、寄情于景正是中国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色。“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借用“藤、树、鸦、小桥”等九种景物来抒发自我内心深深的哀愁情感。因此，汉语正是通过汉字本身具有“取象可存意、立象可尽意、其义可自见”的特点而散发着其内在无穷的魅力，凸显了思维方式的具象化和意象化。
而中国为何历来强调文史哲不分家，他们语言表达所富有的具象化思维共性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儒家先哲就将这种思维充分运用于生活实践之中。如孔子在说明诚信的重要性时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6]（P2463）当宰予在大白天睡觉时，孔子感慨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6]（P2474）面对子路询问“子行三军，则谁与”的问题时，孔子回答道：“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6]（P2482）可见，孔子在与学生交流和讨论时，时常喜欢采用“大小车、輗、軏、朽木、粪土”等极为具体而形象的事物来作比喻，教育内容具化到日常生活中学生十分熟谙的事物，这种教育方式更加容易被学生所接受，教育效果亦更为明显。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具象思维。孟子在与告子争论人性善和有无善与不善的问题时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6]（P2747-2748）孟子借用杞枊、桮棬、水等之类的具体事物来说明抽象的人性问题，使复杂的问题得以形象化，起到了深入浅出的作用。而清代王夫之更是用“盈天下而皆象”归纳总结传统的具象思维特点。
由上可知，中国传统的具象思维富有极强的生动性和灵活性，在现实生活中容易被人们所理解、接受和传承。儒家学者也一直都有“笺注经书”的学术传统，这一方面反映了具象思维在对待先辈的成果上保持着积极认可和善于承继的态度；但另一方面，由于具象思维定势一旦形成，认知上容易趋同，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相对的封闭性。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将自然环境相对稳定、人民生活自给自足的传统中国社会比喻成“恒温器”，李约瑟认为，这个“恒温器”在具有自我调控能力，一定阶段内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却最终会因其保守阻碍科技的进步。而中国传统的具象思维似乎也是造就这个“恒温器”的因素之一。
（二）直觉体悟
一般而言，直觉思维是一种从感性经验出发去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儒家的直觉思维则是以个体经验和智慧直接切入事物的本质[2]（P121）。宋代大儒朱熹就曾用“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去解释张载“体天下之物”之“体”。而“置心物中”是近代所谓直觉之义[1]（P11），它不同于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直觉和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直觉。因为西方的直觉主义需要借助形象与概念结合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而儒家的直觉更注重直观性、经验性和体悟性。儒家的这种直觉思维首先表现在对世界本体的表达和认知上。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6]（P2526）孔子“天何言哉”之天乃指“于穆不已”的生生之道[7]（P6）。孟子则视天在“生蒸民”“降下民”之时就将仁、义、礼、智的道德善端植根于人心之中了。而朱熹更是形成了一个以“理”为核心的庞大哲学体系。朱熹云：“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8]（P1）天、理等哲学范畴是儒家在不同时期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这些形而上的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无法用一个统一而清晰的描述概而括之，具有难以言说性，它们无法用抽象的理性思维论证其内涵和外延，而是通过人们的感觉和直觉去洞察事物的本质。有学者还认为，先秦儒者们使用和创造的大量政治概念也基本停留在直觉的水平，他们没有掌握给概念下定义的科学方法，甚至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9]（P144）。如孔子对于不同学生提出的“仁”问作出了相应的回答。当学生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爱人。”[6]（P2504）当子张问仁时，孔子则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6]（P2524）孔子之“仁”看似概念模糊不清，其实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孔子所常讲的仁，并没有什么深微奥妙处，只在有一颗人心所固有、所同有的爱人之心。”[10]（P11）质言之，孔子之“仁”内涵带有不确定性和丰富性，实际上却是我们能真实感知和真切体会到的那颗爱人之心。
同时，儒家的直觉思维还表现在运用经验外推和进行类比的方法上。《荀子·非相》有云：“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以近知远，以一知万。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荀子之“度”是推测、衡量之意，它依靠的是直观感觉和经验总结，不是系统的理论论证。而董仲舒从“天有五行”中推出“孝子忠臣之行”，并对“道之大原出于天”的论证采取了“五其比，隅其类”的类比方式[11]（P206）。这种类比目的在于赋予封建的伦理道德以神秘性和权威性，没有经过严密的逻辑演绎过程，不是科学的类比方法。朱熹也同样借助过类推的方式来阐释“物我一理”的道理。朱熹认为，虽然事物各自有一个理，但却又同出一个理。就像排数器的水，这盂是这样的水，那盂也是这样的水，虽然各个自满不求于外物。然打破放里，却也只是个水。此所以可推无不通也。所以，“谓格得多后自能贯通者，只为是一理”[8]（P357）。这就是所谓的“才明彼，即晓此”，一旦我们穷尽了万事万物的“理”，也就能够明白我们心中之“理”了。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家们则主张反观“自心”在“天理”上用功夫，这是每个人都自有的，并且不需要向外求就能够做成的。这种依靠内心灵感而非逻辑推导的方法，既接近孟子的“尽心”之说，又似乎更类于禅宗的直觉思维方法[12]（P147）。儒家的这种类推方式是人类自然产生的，依靠的是内心的顿悟和日常的经验积累。这种朴素的类比推理方法抽象化的程度不高，在理解和接受方面更具普遍性和适用性，但它却无法超越直观的经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分析，于是不易形成一种内在结构十分严谨的理论体系。
另外，儒家思维方式非常注重内省体悟。由于孔子对人性自足完满的绝对信任，孔子构建的是从“知善”经“求善”再到“至善”的人生模式，而这种模式进程的动力因素关键在人本身的自我反思。所以，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6]（P2518）孟子亦大力提倡“反求诸己”，这是对自己良心本心的自觉。儒家传统的“格物”在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而所格之物，所穷之理，虽也不排除“动植大小”“草木器用”，但却是封建道德伦理纲常[11]（P399）。于是“名为格物，实为格心”，这是儒家一直倡导的道德修养方法，其旨不在探究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而在通過自我内求、向内用功的方法不断提升自我修养，从而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这也就决定了儒家在现实生活中更加强调道德实践，而不是伦理思辨的特点。
二基督教的抽象分析思维模式
著名学者唐君毅认为：“中国古代对器物之发明虽多，然为西方科学本原之形数之学与逻辑，终未发达。重概念之分析理性之观照之希腊科学精神，依假设之构造以透入自然之秘密，而再以观察实验证实之近代西方科学精神，二者在传统之中国文化中，终为所缺。”[13]（P52）因为西方文明受到基督教“二元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这种将世界一分为二的“二元论”思想运用的是抽象思辨和理性分析的思维方式。
（一）抽象思辨
首先从文字的来源看基督教文化所持有的抽象思辨特质。因主要证据表明新约西部经文类型来自于拉丁教父和拉丁文译本[14]（P1）。而一般认为，拉丁文字最早来源于埃及的象形文字，而埃及的象形文字经过不断地演变，其代表文字的图形在交流的过程中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彼此需要借助记住对方的发音来理解各自所要表达的思想。而腓尼基人正是在埃及文字的影响下创立了第一个纯粹音系文字体系的腓尼基文字表，希腊人则凭借腓尼基字母并对其进行改造，形成了西方国家文字的基础，即是以字母效应为核心的表音文字。拉丁字母属于拼音文字，它们构成词语时字母的排列组合带有明显的任意性，音、义之间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单词本身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描绘，也不是对具体事物的直接反映，结构上与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完全不同。如mountain、water、sun、moon等单词并不能直观上表现山、水、日、月之意。西方字母文字的演化过程表明西方先人的思维经历了一个由形到音、由具象到抽象的转化过程。而为了清晰地表达和传递思想，这就需要对语言具有较高的抽象能力和分析能力，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抽象概念和复杂的逻辑推理体系。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认识纯理念的方法称作灵魂辩证法，而辩证法更多的是对概念意义所作的逻辑分析。柏拉图对“正义”的概念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首先从“正义”的内涵探讨开始，再设计一个正义的国家制度模型，接着分析种种现存的不符合正义的制度，最后才得出“正义”的结论[9]（P149），由此从翔实的推理和严谨的逻辑结构下形成一个理论体系。
但是，西方文字产生于希腊半岛及附近沿海地区，属于海洋文明。宽广无垠的开放海洋带给西方人的既有变幻莫测、凶险可怕的自然环境，也有与外界频繁交流和竞争的社会环境，他们既需要与自然界作激烈的斗争，又需要拓展自我的视野和思维。而正是这种时常变化和变动的生存条件塑造了西方人敢于冒险和善于思辨的批判思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将由地理生态环境和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不同而引起的人们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现象，称之为“思维地缘说”[15]。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从“意欲”的角度分析：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执中，印度文化反身向后，而走一条向前的路向，需要具有征服自然、怀疑和挑战权威的态度[16]（P48-49）。希腊文明则从一开始便彰显着既向自然“发问”“求知”，又向权威“发难”的特色，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理性分析
在基督教产生的过程中，基督教将古希腊的理性思想、犹太教的信仰精神和古罗马的法律理念融为一体，基督教哲学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理性分析的重要精髓。柏拉图的理念论汲取了毕达哥拉斯把自由沉思当作一种伦理上的“善”来看待的思想，强调探索本身其实就是善。柏拉图明确地将“善”放置于科学研究和追求真理之上，并且认为它犹如太阳照亮万物一般赋予了科学研究和真理追求以力量[17]（P203）。因此，求善与求真、伦理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方法，既成为古希腊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构成了基督教精神的重要根基和思想来源。希腊人的“至善”式科学思维在基督教教义中得到传承和发展。如《圣经》里所说的“道”和希腊哲学的“逻各斯”概念都可用希腊文中的“logos”来表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18]（约1：1-2）这表明世界从来就是理性的和可以理解的，道是渗透于可理解的世界中的神性的或普遍的理性[17]（P206）。理性是基督教精神的一个重要理念，在基督教哲学中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通过理性分析加以证明。而哲学和神学、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成为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也是奥古斯丁“基督教学说”的重要论述，是基督教理性主义的基础。
被称为“经院哲学之父”的安瑟尔谟将辩证法推广运用于神学中，通过教会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表明辩证法可用作解决神学问题的理性工具。他以逻辑所要求的简明性和必然性论证信仰的真理性，并且认为信仰所坚持的与被必然理性所证明的是同等的[19]（P220）。安瑟尔谟在《宣讲》中对上帝存在进行了先天证明的“本体论证明”，对“上帝”概念的意义作了逻辑的分析，目的是从上帝的概念中去理解和证明上帝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则从五方面说明任何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都只能是后天论证的演绎证明：一是依据事物的运动；二是依据事物的动力因；三是依据可能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四是依据事物完善性的等级；五是依据自然的目的性。托马斯·阿奎那通过“由结果追溯原因”的思路，根据由感性上升为理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认识原则来论证上帝的存在[19]（P361-363）。中世纪基督教发展史上的殿军人物帕斯卡尔概括了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关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帕斯卡尔认为，有且可以从某些公理出发推论出真理，这种真理能够被普遍的逻辑法则所证实，这种精神的优点在于它的原理的明晰性和它的演绎的必然性[20]（P125）。19世紀开始兴起的新经院哲学，继承了经院哲学形而上的传统，并且将康德的先验论证方法、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英美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都进行了吸收。由上可知，基督教思想从其产生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将理性思辨、逻辑推理和论证分析的思维方式融入其中。
三儒家具象直觉与基督教抽象分析思维方式之异同
恩格斯曾强调，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时代不仅造就了不同的形式，而且赋予它们非常不同的内容[21]（P465）。儒家与基督教的思维方式虽呈现出具象与抽象的巨大差别，但在微观层面表现出更具体的异同性。
（一）二者逻辑基点之异同
任何思维模式都有其形成的基点，因其所依赖的立足点不同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思维路径。儒家思维方式的基点主要从主体自身出发，尤其在主体的一颗道德之“心”。儒家“天人合一”的本体论思想决定了主体与客体完全融为一体，儒家的性善论彰显了主体对自身能力的自信，通过下学而上达的方式达到主体所追求的境界，乃至“天人合德”的目标。于是主体的道德之“心”在认识客观事物时极为重要，而陆王心学之“心”的作用更为关键。广阔的天地之间本来只有一个“心”，“心外无物”“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行”就是修身正心。“心”的认识和修行过程亦是宇宙万物及其规律的生成过程。先于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道德之“心”是王阳明思维方式的所有起点[22]（P78）。这种以主体自身为基点的思考方式主要表现出感性直觉的思维特征，但其中仍内含理性逻辑思考的痕迹。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6]（P2483）孟子云：“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6]（P2753）《中庸》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个环节把学思观念系统化，“博学”在于获得具体知识，内有逻辑思考的成分，而“明辨”隐然有类似于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朱熹推崇“思”的作用，甚或把“思”的内容规定为“析”，“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由此把逻辑思维当作体悟宇宙之理的必要条件[12]（P147）。这些都表明儒家感性直觉思维中仍有不容忽视的逻辑推理。
基督教思维方式的基点主要是从先于物质世界的客观逻辑精神出发。由于基督教主客二分的本体论思想，主体与客体的完全独立决定了基督教思考问题是从逻辑精神或理性出发，但基督教哲学家同时也认识到感性直觉在思维模式中的作用。托马斯·阿奎那宣称认识上帝的道路有三条：理性、启示和直觉，强调通过直觉的形式和途径可以获得关于上帝的最高级的知识，同时把直觉分解为推理式和非推理式两种，这种做法虽然本身就具有逻辑思维的特征[12]（P139-141），但仍没有完全否认主体直觉的作用。《四福音书》中耶稣基督十分注重门徒德性的内心修养。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18]（路12：15）基督要求门徒高度的自律性和虔诚之心中都内含着主敬与主静的思想，这种以“心”向外求的思维目的在于走进上帝之国。而现代基督徒的灵性修养则提倡通过祷告、忏悔和静默的方式，依靠自身内心的谦卑心理向上帝的祈祷，等待着上帝的来临，在此过程中主体自身内心感性的作为必不可少。
（二）二者思维原则之异同
费尔巴哈曾认为，东方人见到统一却忽视了区别，而西方人见到区别却遗忘了统一。这概括了东西方民族在思维原则上注重整体与个体之别。但具体而言，儒家与基督教分别所表现出的整体与个体思维原则并不截然相反，二者呈现一定相互交织的局面，只是其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儒家文化对问题的思考不以认识客观事物为最终目的，而是要达到一种天、地、人相互统一和谐的整体状态。儒家认为，大千世界构成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关系网，个我无法脱离其他关系而存在，任何思绪的厘清都需要借助和参考他人的意见。这种天地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念将整体利益凌驾于个体利益之上，从而容易忽视主体的个性，轻视个体本应享受的权利。儒家文化虽体现一种群体性或以整体本位的观念，对自我的个性缺乏本有的尊重，但主体自我作用的发挥却不容忽视。心理学家朱滢认为：自我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东方亚洲文化一般培育互依型的自我，而西方文化则孕育的是独立型的自我[23]（P48）。但在这种互依型的儒家文化中，个体性的思维能力却是构筑和谐集合体的源泉。如《易传》中的“观物取象”说包含了个体性自我在“取象”中的创造性的思想；“立象以尽意”说包含了个体性自我的自由想象力的思想[24]（P210）。儒家“治国、平天下”更是无法离开“修身、齐家”个我力量和潜能的充分发挥。
而基督教教义吸收了罗马哲学家波埃修斯认为“人是自然界里有理性的个体，主张将知识均匀地分配到自然科学、数学与神学中去”[17]（P206）的观点，而且形成了以个体本位为根本原则的思维方式，但基督教思想并不缺乏“一”的观念。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共同构成的和合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18]（约1：1）“我与父原为一。”[18]（约10：30）奥古斯丁更是详细论证了“三位一体”的关系，既有区别但却统一的整体观念成为基督教的精神。同时，基督教的拯救虽然针对的是独立个体，但从最终目标来看，耶稣基督构建的天国中容纳的是一个个深受上帝恩赐的团契，是一个因着信仰而形成的集体。
总之，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儒家和基督教分别呈现具象会意和抽象思辨的思维特质，同时，直觉体悟和理性分析也是二者思维方式的显性差异。但是，在仔细比对儒家的具象直觉和基督教的抽象分析之时，能够深度检审到儒家和基督教在思维基点和思维原则上既存有明显的不同，也内含不可抹煞的相似之处。这既是我们能够正确理解中西方文化多元差异的主要前提，又是我们大力积极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动力。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4]程洪珍.东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与英汉语言差异[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5]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阮元.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蔡仁厚.孔子的生命境界[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8]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卷[M].杨绳其，周娴君，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97.
[9]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10]邓思平.经验主义的孔子道德思想及其历史演变[M].成都：巴蜀书社，2000.
[1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2]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M].济南：山東大学出版社，1994.
[13]唐君毅.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G]//郁龙余.中西文化异同论.北京：三联书店，1989.
[14]布鲁斯M.麦慈格.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M].刘平，曹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5]季羡林.东学西渐与“东化”[N].光明日报，2004-12-23.
[1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长沙：岳麓书社，2012.
[17]张世英.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8]圣经[M].中英对照本.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
[19]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0]靳凤林.死，而后生——死亡现象学视阈中的生存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赵林.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3]朱滢.文化与自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4]张世英.中西文化与自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A Comparis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Thinking Mode
ZHU Qing-hua
（School of Marxism，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the style differenc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is shaped.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 are manifested in concrete conception and intuition，while the Christian way of thinking is manifested as abstract speculation and rational analysis.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is embodied 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bjective thought and objective logic.In principle，it embod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hole and the individual.However，to a certain extent，the two are also common，just their focus is different.
Key words：
Confucianism；Christianity；thinking mode；concrete intuition；abstract analysis
（责任编辑
王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