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东北农村基督教群体呈现增长态势，其信教动机却呈现出功利性色彩，这一方面受信仰功利主义的历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农村居民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有关。作为理性人，当其社会保障需求不能从正式制度中获得满足时，就会寻求其他的方式。基督教作为当前农村的非正式组织，承担了一些社会保障功能，但农民生活保障的提升不能仅依靠宗教等自助组织，而应由国家来承担主要责任。
【关键词】农村;信教群体;社会保障
据2010年《宗教蓝皮书》显示，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总体估值为2305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8%，其中1993至2002年信教的人数最高为42.4%。但是很多学者不认可这个数字，认为中国基督徒的人口大概在一亿多，还有的说达到了1.3个亿，无论确切数字到底如何，其他全国性调查以及地区局部调查也都显示，宗教在我国发展迅速。有学者把这种信教人数增长现象称为宗教热、宗教盛行，甚至以井喷来形容。蓝皮书还指出，我国基督徒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基督信徒占当地人口比例华东地区为最高，达到3.1%，东地北区其次为3%，相差并不多。在近年的城市化过程中华东地区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大多改变了单一耕种的生活方式，面向市场走向了致富之路，而东北农村转型却不那么明显，仍以种植业为主。据中国研究中心下属网站过来网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经济百强县中江苏占25个、浙江有22个，东北地区仅占4个，这也表明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生活相对贫困，社会支持网络功能弱化导致的社会保障供给相对缺乏。本文基于农村社会保障需求和供给之间矛盾的状况，力图探寻农民信教的社会根源是理性人寻求更广阔的社会支持网络，而基督教恰好充当了农村主要非正式社会保障供给的角色。
一、东北农民基督教徒信教动机
为了深入研究农村基督教群体增长的真实原因，笔者于2013年暑假对家乡C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采用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280份，收回276份，经过整理与分析，共获得有效问卷270份，有效率为97.8%。其中男性仅占总数的29.6%;女性占总数的70.3%。教育程度上，小学文化的占26.6%;中学占61.4%;中专及以上的占11.9%。职业方面，比例最高的为农民43.6%，其次是无职业18.9%。在信仰年限上，3年以下的占21.2%;3-10年的占33%;10年以上的占45.6%;受洗情况，90.3%的人都接受过受洗，只有9.7%的人没有。
表1 村民信教动机分析（多选，有效比例之和大于100%）
序号 信教动机 人数 所占比例
A 治病 113 45.2%
B 互助 120 48%
C 丰富生活 108 43.2%
D 养育孩子压力 58 23.2%
E 赡养老人压力 10 4%
F 自己养老压力 25 10%
G 对未来生活的风险感 18 7.2%
H 其他 27 10.8%
（一）集体生活的需要
表1反饋的数据告诉我们在众多的原因中互助成为农民最为在乎的因素，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民面临的风险多、但是风险抵御能力又很弱，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互助来抵御未知的风险，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对集体生活的渴求、对组织的归属诉求有关。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严重缺乏基层社会组织来满足人们集体生活的需要。尤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社会逐渐凋敝，让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以及留守儿童感到孤独无助，集体生活需求的满足日益匮乏，面对这样的境况加入基督教成为人的一种理性选择。
（二）祛病健身的需要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于2008至2009年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就宗教问题进行大规模的入户问卷调查，在课题组的调查问卷给定的9个关于“开始信教的个人原因”中，归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有68.8%。根据表1可知，东北农民中以祛病健身为目的的教徒也大有人在，比例高达45.2%。一方面，农村医疗条件差，在看病难看病贵的今天很多农民求医未果后转而加入宗教去寻求安慰;另一方面，在养生保健兴盛的今天，农民也希望宗教能化解生活的烦恼，带给他健康的身体和心灵，达到疾病预防的目的。
（三）降低压力和风险感的需要
当今社会是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和城市相比农村在抵御风险的社会保障的物品供给方面要远远落后，如农民的养老保险还未在全国普遍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喜人，但报销比例却要低于城市;农村子女教育以及养老问题都是每一个农民绕不开的生活难题。表1中养育孩子、赡养老人以及自己养老的压力也可以说是对未来的具体的风险感的体现，几项加在一起，比例为44。4%。多伦多大学士嘉堡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有宗教信仰的人在逆境时想到上帝，更能从容接受逆境，缓解精神压力。另外基督教是一个互助性的团体，信教的人互称兄弟姐妹，有困难互相帮助，可以有效地降低人们对未来的风险感。
（四）寻求平安的需要
在风险社会中，平安成了一种稀缺品，人们希望通过信主来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与教友的访谈中当被问及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绝大多数人都表示要家人健康家庭平安幸福。因为农民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较低，一旦生活中遭遇生病或者工作中受到伤害等突发情况时，往往会使整个家庭陷入困境，所以这种源于社会保障的不足导致的人们对平安的渴望也可以理解。
（五）丰富生活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农民摆脱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一生活状态，较以前相比农民更需要一些公共文化生活，但是庙会、民俗表演等集体的公共文化生活则相对减少，中国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匮乏，且发展缓慢。调查中43.2%的农民是出于丰富生活的需要而与基督教接近的。阮荣平等人的研究也指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和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供给的增加能够显著地降低农村信教比重，这些因素是目前农村“宗教热”兴起的原因之一”。
二、东北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现状
（一）正式的社会保障供给不足
正式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兴办的制度化的社会福利事业，目前农村正式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四部分内容，即农村社会保险;农村社会救助;农村社会福利和农村社会优抚，其中又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新型农村居民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覆盖人数最多。以上三个制度的保障无论在筹资标准还是待遇标准上均存在较明显的地区差异，经济条件好的地区保障能力强些，经济条件差的地区保障效果要弱些。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例，从2003年至2012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历了试点运行到全面推广阶段，基本覆盖全国农民。以确定新农合的实施对农民健康状况有无影响为目的，研究者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苗艳青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农合虽然提高了参合农民患慢性病的确诊率和就诊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医压力，但是并没有改善参合农民的总体健康状况。另外，胡仕勇通过对湖北三地的调查得出参与新农保状况与新农保参与时间的增加，都会对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产生负面的影响。可见，无论新农合还是新农保在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方面作用都有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会遵循“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低水平就注定了农民仅依靠国家的正式制度供给不能完全满足其需要，因此存在从其他非正式渠道中获得利益满足的可能。
（二）非正式的社会保障供给作为有益补充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居民普遍面临着正式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问题，仅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模式难以充分体现社会要求。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单纯依赖国家出资并由政府部门包办的体制会因为国家财力有限而延缓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水平，所以兴起社会保障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传统农村社会农民主要依靠的是家庭型保障，获得利益的来源有家庭、社区等关系型的网络。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以宗教组织为代表的新兴非正式市民社会组织提供农村社会保障，根据刘永东对中國农民组织的调查，“宗教组织是当今农村的第一大组织，在具有公民社会性质的半独立社团中，宗教组织占据绝对优势，所占比重高达64.5%”。总之，国家鼓励各种力量参与社会保障的供给，无论是在物质投入还是服务提供方面，已经倡导多年的“社区养老”、和新近提出的“宗教参与养老”都是非正式的社会保障提供方式。
三、基督教：农村主要的非正式社会保障供给者
宗教组织作为一种社会支持向弱者提供社会保障的历史古已有之，整个中世纪，基督教会在欧洲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管辖权由精神领域拓展到世俗领域，承担了救助贫民、赡养老人和儿童等责任。直到圈地运动，贪得无厌的王室开始觊觎教会的地产，教会力量逐渐衰落，社会救济能力也大大降低，而社会流民逐渐增多，才迫使以济贫法为开端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制度的兴起。宗教研究中，西方一些学者将宗教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的供给者，公共财政支出与宗教支出之间有替代关系，“当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减少时，宗教组织会来弥补这一不足。美国1996年联邦福利法改革后，政府减少了福利服务供给，此时教堂的慈善支出增加”。基督教在农村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供慈善救助。基督教作为中介组织提供慈善事业的历史由来已久，宗教中的一些教义亦成为社会救助思想的主要来源，如基督教强调爱人如爱己、施比受更为有福，将行善作为《圣经》规定的基本内容来约束教徒。当前农村，低保、五保户和残疾人照顾政策虽依然存在，但社会救济金被截留或挪用的现象依然存在，破坏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期盼。而基督教以信仰作为纽带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救助网络，当某个教友的家庭出现经济困难时，教会及教友便会在第一时间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因此对于保障能力较弱的农民而言，加入基督教无疑是在风险面前多了一份安全和保障。
其次，提供社会服务。基督教会向来有从事社会服务的传统，基督徒之间守望相助的内部服务模式使得基督教团体和信徒在社会服务领域有着极大的服务热情。基督教团体与信徒参与社会服务事业，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从精神到物质层面的帮助，是基督教进入社会的最有效、最不容易引起争议的途径。近年来基督教会举办敬老院、医疗诊所，救助残疾、重病、失学孤儿及临终慰藉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很多农村居民因此受益。
最后，提供精神慰藉。在中国农村基督徒信教无外乎治病和精神需求两大主要原因，而农村基督徒大多是熟人社会的乡邻亲友，在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几乎空白的情况下，大家每天聚在一起诵读圣经、咏唱圣歌、交流情感，在生活贫乏单调农村社会，形成了一道难能可贵的文化风景线。
总之，从当前农村信教热现象中反应出来的是农民对平安、健康、幸福的追求，这就表明教友的诉求仍执着在今生，而不是来世的回报。基督教作为农村的非正式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农民公共物品的救助，但是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能提供的社会保障资源毕竟有限，最后还是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福利主义格局。城镇化进程和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可以是互促互进的关系，城镇化促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与整合又能为城镇化增强发展动力，使城镇化效果更为充分地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金泽，邱永辉.2010中国宗教蓝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 金泽，邱永辉.2011宗教蓝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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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苗艳青，张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效果：一个供需视角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11）.
[5] 胡仕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对家庭养老影响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3（1）.
[6] 阮荣平，刘力.中国农村非正式社会保障供给研究——基于宗教社会保障功能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1（4）.
作者简介：王妍（1982- ），女，满族，吉林长岭人，吉林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