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教育事业发展的理论探讨、教会教育的社会参与、收回教育权运动三个方面，对大陆学术界1949年以来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和兴办教育问题不同时期的不同研究结论进行了梳理与评述。认为1949年以后，学界对其评价走了个“跷跷板式”——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前期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为评，后期又有“溢美”之偏颇，皆不完全符合事实。
关键词：基督宗教；中国近代教育；医学传教；教育发展；回顾
中图分类号：G529；B978；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教育传教作为基督宗教在华的三种主要传教方式之一，曾经覆盖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层次、多种学科领域。除学历教育外，还包括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及针对残障人士的特殊教育。基督宗教机构注重培养公民人格、品行的公民教育，以促进国家的发展，希望在不被大多数中国人认可的情形下，找出相应的对应方式，以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的道德优势。此外，传教机构、传教士还参与建立了多所培养宗教人员的神学教育机构。这些教会学校促进了中国教育体制的完善、科学研究的发展，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潜移默化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要大于医学传教和宗教布道。近代基督宗教组织对近代中国世俗教育的参与度，远远超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组织，甚至与中国传统精神信仰的重要支柱——儒教相比，其积极性也要略高一筹。
从基督宗教不同派别看，基督教新教各教派、组织的实际参与力度、热情要高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从所有教会创办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经费来源看，大部分来自外国机构，涉及大部分西方国家。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半殖民地状态，作为出资方的教会机构与其母国政府一样，都希望能以某种形式施加长期与现实的影响。这种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到多数中国人的心理感受与情感态度，包括学术界所进行的相关研究所持的观点。
教育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早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除在澳门地区以外，在大陆及台湾、香港等地区，并没有参与中国的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教育体系没有受到影响。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门户开放”，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传教士，为加快在中国的传教，开始兴办学校、医院等，希望尽快改善普通中国民众对基督宗教的现实感受。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在政治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衰落，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空前的“失落感”，一些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迫切需要了解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在被动与主动的胶着状态中，一套系统的教会教育体系逐渐在中国建立起来，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等。
1949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学术界对于教会教育的研究，在政治上基本处于一种否定态度，教会教育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代表人物成为帮凶。1964年，郭吾真的《李提摩太在山西的侵略活动》一文指出，李提摩太在中国居留了近半个世纪，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山西是其发迹的重要基地。文章用专节列举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利用清理“教案”实行文化侵略（1901—1911年）的作为，其中重要的事例就是其在建立山西大学堂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及对中国国家主权的轻侮与干涉。此外，由于教会大学在办学方针、方法和办学目的上的明确性，形成了一套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差距的、特殊的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下，身处其中的中国籍师生，自觉与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这种状况在新中国建立后，造成教会学校员工、学生处于一种政治、道德劣勢状态。[1]
谢昌逵、洛寒的《亲美崇美思想怎样侵蚀了燕京大学》一文认为，燕京大学从成立起就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据点，在其奴化教育下，培养出具有不同思想特点的几类人：第一种是美帝国主义在华最忠实最可靠的奴才，是实施文化侵略的组织者；第二种大都留过美，羡慕美国的一切，但不是燕大的主要当权者、组织者；第三种也是在美国受过奴化教育，羡慕美国的一切，崇拜美国的学术，相信美国胜过自己的祖国；第四种是以青年学生居多，本人没有到过美国，但是受父母、学校、教会和传教士的影响，崇拜美国；第五种是没有受过奴化教育，但依赖在燕京大学给美国人打工为生的人。在这些人身上，产生了抗拒新中国改造的心态。这篇文章体现了新中国早期带有明显政治烙印的典型研究范式。这种影响直至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廉立之《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近代山东的侵略》一文，仍可看出。①
1977年以后，有关教会教育的研究，与其他基督宗教研究一样，逐渐展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了“热点”，像基督宗教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在教会教育方面，有些评价也有罔顾中国近代历史大背景，进行主观、非理性评价的问题。一些教会教育机构的后续合并单位，也把部分倡议、参与建校活动的传教士，列为建校鼻祖，树碑立传。
有关基督宗教在华教育的研究与评价，伴随着其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大陆地区学术界有关研究经常处于“跷板式”的状态。研究者随着政治、文化、信仰偏好的变化在跷板两边摆动，20世纪50至70年代，研究主动或被动向一边倾斜，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又开始向另一边倾斜，角度很大，尚未看到回弹的迹象。研究成果尽管不少，但是在观点上多为人云亦云，深入细致、客观公允、以理服人的研究仍然缺乏。
一、教育事业的理论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前，有关基督宗教在华教育史的研究，许多学者仍然倾向于将其来华进行教育传教活动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手段之一，这种观点基本上持续到90年代。如吕达的《近代中国教会学校述略》和张奇的《教会学校与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的论文即持此观点，认为其最终目的是在“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②
曾钜生的《西方教会在华办学问题初探》，揭示了教会办学的原因，最初是为了吸引传教的听众，发展教徒。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培养中国传教人员，通过他们去传福音吸引更多人信教，帮助传教士开辟新的传教区，同时为提高中国传教助手的地位，必须使他们接受教育。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特别是和殖民侵略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的排斥反应，体验了中国社会正发生的变革，从而改变了传教策略，把“宗教事业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教会学校作为封建旧学的对立物，对中国封建文化构成挑战，教会学校在引进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方新式教育体制方面有启蒙和示范作用。[2]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也开始从更多的角度，尤其是现代化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地探讨近代基督教教育传教士在华的作为，对其在华活动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崔丹、史静寰和王立新的论文，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教育传教士来华的目的、过程，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并把其放在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史的视野中，肯定其存在的积极意义，指出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产生和转型方面，近代教会教育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这三篇论文发表在比较重要的学术期刊上，论证扎实，在学术观点上有一定的引导作用。③
美国学者鲁珍晞（Jessie G. Lutz）是最早研究中国基督教会大学的外国学者，她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一书是对中国教会最早的研究专著，对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开拓意义。[3]
徐以骅的专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以圣约翰大学为例对教会大学宗教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书是最早研究教会大学的专著之一，特别之处是认识到教会大学的社会功能，而忽视了对其宗教功能的考察。[4]
胡卫清的专著《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指出，在研究基督教来华传教史的研究中，传统意义中的“文化侵略论”有失偏颇，“现代化论”也未必符合实际。他从普遍主义——基督教文化信仰的深层实质来进行考察，引用了大量丰富的中英文历史文献资料，对晚清到民国年间的基督教教育进行了实证性的考察。[5]
史静寰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专业化》和胡卫清《美国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为使“中国基督教化”，教会机构和传教士是如何寻找教育工作的内在规律，面对不同的对象，逐步缩小、减少教育传教与直接布道的内外在差异，希望达到更好的传教效果。史文首先指出对教育传教进行“专业化”研究的意义和目的，指出教育传教是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重要方法和工作领域。由于教育传教活动一直在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又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紧紧联系在一起，中西的交往呈现出不平等的特色。因此，这使得教会教育无论从出发点还是结果上来讲，从内容还是方式上来讲，都超出了教育本身的范围。[6]
胡卫清一文以个案形式探讨了基督教在华教育传教的过程和结局。由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对传教事业的拒绝，监理会早期在华教育主要以社会边缘人物为对象。自林乐知始，监理会调整教育政策，吸引上层社会子女入学，标榜“中西并重”，企图从体制上泯灭教会学校与洋务学堂之间的界限。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完备的三级教育体制说明监理会教育的专业化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在教育体制、方针和世俗化等问题上与中国新式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它始终只能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监理会在华教育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地彰显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实际上也昭示着基督教教育整体的最终命运。[7]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教会教育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改变，更侧重强调教会教育对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教会学校实际成为中国近代化学校教育的模版，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8]
英国和加拿大基督教会在台湾进行的传教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原因与教育的发展关系甚多。基督教会在台湾创办了近代教育，设立各类学校，推广白话字、创办报纸等。教會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教育观念和方式，客观上对晚清台湾教育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④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义和团运动是基督教在中国命运的一个分水岭。义和团运动之前，教会学校在中国居边缘化地位。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的教育变革改善了教会学校的外部环境，教会学校则借助各种条件拓展自己的空间，充实教学内容，并加快了各校联合的步伐，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文章通过三个案例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与教会学校的发展虽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有间接的联系。吴梓明最后指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外部看，庚子事变后，基督教教育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传教士教育家逐渐开始在中国的新式教育中发挥到前所未有的作用。从内部看，基督教教育获得了新的动力，美国学生志愿运动进一步关注中国，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和人力；同时教会学校也加快了联合协助的步伐，使教育的资源得到了更多的优化组合。[9]
二、教会教育的社会参与问题
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大陆从事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研究人员仍然需要努力的问题。刘卫、徐国利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某种借鉴。他们指出，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胡适主要针对西方在华教会教育的宗教性和非教育性方面进行了批判，主张教会教育要进行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利益的变革；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他转而对教会教育作了全面肯定。胡适从科学理性精神和全盘西化立场出发对教会教育所作的评价，既有合理、符合历史事实的方面，也存在非历史主义和抹杀教会教育殖民侵略性的方面。[10]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近代中国唯一一场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对中国社会、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家峰和刘天路合作的专著，运用了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系统实证地研究描述了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教会大学内迁历程、战时教会教育发展、战时社会服务及宗教教育与宣教活动。认为教会大学为艰难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完成了教会大学的中国化过程。[11]
周东华对抗战期间浙江基督教教育历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浙江基督教各级教育机构在战火中坚持抗日救亡，或严于律已抵制敌伪诱惑和后方安逸生活，或在流亡中辛苦坚持办学，修正了晚清以来基督教教育扮演“帝国主义走狗”的形象。[12]
大多数中国人民主动或被动参与到抗战活动中，基督教组织也不例外。抗日战争期间，像当时绝大多数国立高校一样，为了避免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全国近十所教会大学相继由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迁移到西南大后方。抗战期间教会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西迁，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落后的西南地区得以传播和生存，对缩小沿海大中城市和内地的文化差距，缩小东部发达地区和西南落后地区文明发达程度的差距，促进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均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⑤
教会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南京国民政府采用公私立学校双轨并行的教育体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私立学校政策。这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次飞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教会学校是旧中国私立学校的大端。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国民党政府陆续颁布了一批法令，最终形成了以“私立”、“中国人控制”、“教育与宗教分离”为基本方针的教育体制。⑥刘家峰认为，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教会大学之间的管理和关系，比以前更加紧密。教会大学对国家表现出来的忠诚、服务，以及在美国帮助政府进行抗战宣传，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因此政府对教会大学的包括宗教教育在内的各项管理都有一定程度的放松，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3]
本着宗教的精神，教会学校特别注重学校和学生的社会服务。其创办原系受西方基督教社会福音理论影响，通过在社区中提供多种服务，宣传基督教精神。
学者探讨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进行社会服务的原因，分析其社会服务的形式、特点及成效，以期能为现代大学的社会服务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境遇，教会大学不断调整自身，通过将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有机结合起来，拓展了高等教育的职能，赢得了社会的认可。文章从基督教精神的世俗诠释、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中国社会舆论的诘难、中国本土大学的冲击、西方差会经费资助的减少和美国大学模式的移植五个方面分析了教会大学开展社会服务的原因。指出教会大学从宣扬宗教的初衷出发，强调服务与牺牲的宗旨，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问题的研究，通过各种多樣的实践方法，将科研成果推广为社会服务。如开办各类学校和训练班；设立卫生宣传队和诊疗室；民众阅览室和巡回书库，组织演讲和展览会，发放宣传册；建立试验基地或合作社等。文章归纳出教会大学社会服务的特点是浓厚的宗教色彩；关注农村；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发挥学科优势，进行校际合作；关心妇女与儿童。总结出教会大学社会服务的几点成效。文章最后指出，由于各类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社会服务只可能在狭窄的领域和范围中扮演角色，难以对社会的整体改革产生作用。⑦
学者们还探讨了教会大学乡村服务的特色与社会影响。由沪江大学创办的沪东公社是沪江大学创办的一个教学实验基地，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创办的社会学系实践基地，也是社会学系存在时间最长的实践基地（从1917年创办至50年代院系调整结束）。在30多年实际开办过程中，其一系列为社会民众服务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沪东公社的宗教色彩，凸现了其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功能，由此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认为沪东公社事业的成功缘于中国社会特殊的环境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具体环境下所发生的变异。⑧
教会学校和学生与中共的关系如何？以北美地区最大的、持续40余年的中国留学生团体为对象，探讨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特殊关系，以及中共与其组织、成员间的联系。中国基督宗教组织、人物，特别是男女青年会、教会学校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进程的关联，是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领域，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价值。⑨
近年来有少数学者针对相关机构、人物展开研究，但多是从革命史、政治史、妇女史的角度展开的，从基督教史角度展开的研究，仅见零星研究，且多不系统。
公民教育严格说不属于文化、学历教育范畴，但与教育、基督教组织有重要关联，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是公民教育的积极参与者。多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公民教育的发展与作用，指出在民族危机四伏时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救治危机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运动之先河，希望通过公民形成的期许，教育民众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但其公民教育理念不免留有简单化缺陷，且严重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及国民的文化传统，但在“公民教育运动周”等相关运作模式践行下，取得显著教化效果，启蒙意义不可低估。⑩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
整体性沉沦是近代中国历程的主基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仅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商业领域扩张，也涉及了教育文化领域。据统计，截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大量的教会学校，造成中国教育主权的部分沦丧。外国基督宗教机构在华开办的各类教育机构有1.5万余所，学生80万。1924—1927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以反对教会教育、收回教会学校管理权为主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20世纪20年代所开展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是“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恒源认为“收回教育权运动”是由民族主义启发下，由新型知识的人士发动、青年学生积极参与为主要力量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它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在教会学校里的宗教奴化教育，同时也坚持反对盲目排外，鲜明地体现了“五四”精神。[14]
多位学者以个案方式，研究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在不同学校及部门的回应，其中夏、程文是本领域少见的以中学为讨论对象的研究文献。20世纪20年代，在民族主义压力下，各地教会教育机构开始向当地政府立案，以期获得社会认可。以位于四川的华西协和大学为例，由于南北政府都颁行了立案法规，鉴于其时四川所处的特殊处境，华西协和大学决定率先得到四川地方当局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华西协和大学在1926、1927年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满足立案要求，并于1927年底在省教育厅获准立案。华西协和大学的立案过程清晰展现了华大在具体的地方处境中对立案这一“国家”规定的响应。同时，它也为20年代“国家政治”在“地方”的运作实践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⑪
在这个广泛性的社会活动中，中国社会几大政党均采取了积极参与的态度。如正处于改组之中的国民党、刚刚兴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虽然因各党主张的差异和参与方法的不同，各自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政党介入是今天研究收回教育权运动绝对不能忽视和绕开的关键问题。⑫
传教士与中国教育事业关系是中国学术界研究比较充分的领域。1978年以前，这类研究文章主要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前提下开展研究。1978年以后，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对传教士、传教机构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评价也趋于客观。但是其中也隐约看到另外一种现象，一些研究文章结论过于“溢美”，有意无意否认教会兴办教育过程中的宗教、政治前提。与针对基督宗教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在教育传教方面，部分研究文献确实存在罔顾中国近代历史大背景，基于信仰偏好进行主观、非理性评价的问题。基督宗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关系的研究，分布广泛，数量较多。除学术期刊所载论文以外，还有专著、譯注、学位论文和学术集刊论文等多种形式，对于这部分研究成果，还有待进行针对性的专门回顾。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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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吕达.近代中国教会学校述略[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3）；张奇.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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