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多元论的问题，其中宗教多元论的问题最为棘手。作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传人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小约翰·柯布和大卫·格里芬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在他们的阐释中，基督教不是排他论的，而是保持宗教真理的开放性。不仅如此，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宗教多元论还避免了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二元对立。
关键词：宗教多元论：排他论；过程哲学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6-0032-0 7收稿日期：2009-10-01
尽管宗教多样性自古存在，但对宗教多样性的自觉意识和尊重则是非常晚近的事。正是从这种意识和尊重中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宗教多元论。虽然在今日西方宗教排他主义(eXClusivism)依然强势。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宗教对话语、宗教多元主义的浪潮因着世界和平的需要业已成势，一发不可阻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多元论的问题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引自格里芬未发表的论文“The Two Ultimatesand Religions”。)
然而仔细检讨省视当代西方关于宗教多元论的讨论，不难发现，这些讨论似乎陷入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对立的泥潭。约翰·希克(JohnHick)可以看做普遍主义多元论的旗手，而马克·海姆(S.Mark Heim)则可以视作特殊主义多元论的代表。
是否存在第三条路。可以既超越普遍主义又超越特殊主义?在我看来，建立在怀特海过程哲学之上、由柯布和格里芬所发展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宗教多元论就指向了这样一条第三条路。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把宇宙看做动态的、创造的和多元的；并将世界宗教视为富有创造性的传统。能够意义深远地参与宇宙活动，为之增添价值与美。若这些传统中的参与者意识到以下两点，他们就能为宇宙增添价值与美：第一，他们自身的宗教传统是动态发展的；第二，不存在一种能包含所有真理的宗教，但每种宗教多少会蕴涵一些真理，因此，与来自其他宗教背景的人进行对话便可充实自身的成长。怀特海的观点对宗教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两位过程思想家——小约翰·柯布与大卫·格里芬——在发展怀特海的观点与推动当代宗教对话的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将以他们的思想为主要资源，勾勒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宗教多元论的基本进路。
一、柯布的进路
作为世界过程思想的一位领军人物，柯布不仅因其对宗教多元论的一种合成态度(a resuhantattitude)而著称，同时在塑造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多元论(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luralism)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他不常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多元论”这个词。柯布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多元论所作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著名宗教多元论倡导者保罗·尼特(Paul F.Knitter)说：“无论是在国际对话、基督教内部对话，还是不断增长的诸宗教间对话中，我真的想不出第二个名字能够像约翰·柯布那样广为人知而且深受尊敬。”
遗憾的是，柯布的多元论观点一直很少受到英国或欧洲大陆学者的关注。庆幸的是，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柯布的宗教多元论思想值得“探索”，并“的确值得受到比迄今为止更多的关注”。
事实上，宗教多元论一直是柯布的主要关怀之一。这些关怀在过去30年间形成了他的大多数著作。像许多宗教多元论的提倡者一样。柯布的多元论也是以拒绝排他主义为基础的。柯布认识到，尽管多元论的进路正在神学家中得到发展，但由于许多基督徒依旧坚持基督教是唯一的正义或真理之路，致使排他主义仍以强有力的姿态占据支配地位。“其他道路一律被视为有害的，或者是有待于在基督教中被完善的道路。”当言及“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时。柯布感到十分“不适”。他承认，当言及“基督教信仰在原则上开放于所有真理”时，宽慰感油然而生。
在柯布看来，排他主义者的姿态是反历史的。因为任何历史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基督教作为一种历史运动与其他宗教相提并论。一切与基督教相关的事物并不能使其有理由脱离彻底的历史一批判研究。“我们的基督教信念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才能形成”，因此，对柯布来说，“把基督教的任何特征加以绝对化的任何倾向都是偶像崇拜”。
对于柯布，这样一种排他主义的观点也是反耶稣的。历史上的耶稣开放于作为一个创造性转化的内在诱因的上帝，其中耶稣创造性地转化了自己的传统——犹太教。由此，耶稣启示了一种创造性转化的精神。这种精神遍及整个世界而起作用。即在耶稣生命中肉身化了的道(the Word)或逻各斯(Logos)。柯布建议，这个道或逻各斯正是基督徒所指的基督，基督徒的使命是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以自己的方式向基督开放，如同耶稣在他所处的时代以他的方式向基督开放那样。“基督是不排除任何道的道。”根据柯布的解释，“耶稣是一条向其他道路开放的道路”。他强调指出，当基督成为一个封闭的、排他的和限制的原理时，“对基督徒就不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也不再是耶稣效应的恰当表现”。在柯布那里，这就意味着“对多元论的高度评价并非无中生有”。对于基督徒而言，多元论来自于一种将基督看做创造性的过程而非一个对象的新理解。这涉及到重新解释上帝。柯布认为：“正是相信上帝是爱的信念加强了我们对排他论思想的拒绝。”柯布还认为：“爱不是防御性的。爱开放于学习。”“我们也许发现其他人不用这样的概念。但他们灵性上的成就(并非贬低我们信仰的神圣之爱)将以更加丰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将认真地把他者当做一个他者，并寻求理解那个他者是如何思考和感受的。”
柯布深信，基督徒能够在信仰基督中找到向他者开放的理由。这些他者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与那些教导我们信仰基督应该约束自己向他者开放的人士相反，柯布强调，阻止我们向他者开放的“基督”是“一个偶像”。他评论：“如果我发现成为一名基督徒抑制了开放和诚实，我就不能继续做基督徒。这不是因为我委身于开放和诚实超过了委身于基督，而是因为我理解委身于基督包含了委身于开放和诚实。”柯布号召基督徒超越他们通常处理宗教他者的模式，“敢冒开放和学习的风险，而非封闭自我或简单重复相同的事情”。
柯布相信，“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在许多共同体中也有伟大的智慧、伟大的德性和伟大的允诺”。因此，他赞扬对他者的开放性，将之视为宗教多元论的一种重要元素。他明确地说自己的目标是化解信仰特殊性与多元论主张之间的张力，解决办法是“把信仰基督理解为要求向他者开放”。按照艾伦·雷斯(Alan Race)的评论，“柯布贡献的优点在于把对基督的忠诚与对其他信仰无条件的开放结合起来”。
对于柯布，肯定多元论就是肯定普遍的开放
性和对其他传统的内在利用。宗教间对话是超越排他主义和向他者开放至关重要的一步。
一方面，宗教间对话提供了一种途径来揭露出现于任何宗教的偶像崇拜、虚假不实和破坏性的实践。通过对话，一种宗教能认识到它把自己的真理绝对化的倾向。通过相互质疑和探索，一种宗教能够发现自己的局限。所有这些都能矫正排他主义。用霍奇森(Hodgson)的话说，“对话能够起到炉火的作用，烧掉虚假的、邪恶的和偶像崇拜的东西”。另一方面，对话也为每个传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认识出现于其他宗教传统和自己宗教中的真理和力量。正如柯布所言，对话需要我们尊重对话伙伴，并假定对方是“值得倾听和言说的”。正是通过对话，人们更好地相互理解，并学会更好地合作；正是通过对话，人们了解到彼此的观念和洞见，并为这些观念和洞见所丰富。例如，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其中，基督教为佛教对人格和自由的理解提供了一种很深的洞见。反之，佛教也为基督教对恩典作为“不执著”(non-attachment or non-clinging)或“无我”(non-self)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更有深度的洞见。
有些学者指责柯布关于对他者开放的说法太过偏激。在回答这种指责中，柯布强调，我们从与他者相遇中能够得到的益处。他指出向他者开放的三个优点：首先，向他者开放能使我们认识其他传统中的真理；相反，把自身封闭在自己的共同体内便失去了鉴赏他者的机会。对于柯布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激励要比相遇圣洁和明智的人们更有力量地、更有承诺地和更有希望地促使我们进步，他们通过一种截然不同于我们的历史达到了他们的智慧和圣洁，其中他们学到了许多我们未曾学到的东西”。其次。向他者开放能够帮助基督徒通过学习其他宗教中的新事物来达到“一种对信仰更有深度的理解”。第三，向他者开放能使我们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真理的局限性，从而乐意在不同宗教中补充自身。
强调在不同宗教中补充自身是柯布多元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柯布以东方人和西方人对身体的理解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东方人和西方人根据他们对人体的不同理解各自发展了一套治疗系统。每套治疗系统在自己的语境中都被证明是有效的。柯布认为两套系统都是真的，或至少都包含着许多真理。两套系统中的真理相互不同，它们描绘了人体的不同特征。西方人研究人体的机械和化学特征。东方人则研究人体的能量流动。两者都是真的。“然而，无论在什么范围内，只要一方排除另一方的真理而宣称拥有全部真理，那就是虚假的。无疑，人体还有其他特征尚未被两者注意到。”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整合两者的贡献后对人体比较全面的说明亦会出现。“它可能把东方的知识整合进一种扩大后的西方理解或把西方知识整合进一种扩大后的东方观念之中。也许，两种情形都会发生。或者，整合需要的一个起点并不来自双方。”柯布相信，“不同的文化语言系统突出了实在总体的不同特征。同样道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治疗系统各自突出了人体的不同特征”。
按照格里芬对柯布宗教多元论的解释，柯布通过强调互补性否决了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一些进路。他不仅否认了把其他宗教贬为错误的或看做通向基督教的初级阶段的观念，而且否认一切传统在根本上都是相同的观念。在柯布看来，如果我们根据基督教的信仰和“上帝”的范畴来理解其他宗教，前面提到的观念就会导致“狡猾的基督教帝国主义；如果我们假定基督教的上帝最终被理解为一个非人格的无限者，那种观念就会导致吠陀教帝国主义”。柯布深信，互补性的概念“在日益显现的后现代宗教世界中起着一种促进成长和带来希望的作用”。
1 尊重差异。尽管柯布强调对话和开放，但他并不无视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真实差别。正如柯布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能够“允许佛教与基督教之间存在深度差别而不用否定它们各自宣称的基本真理”。尽管亚伯拉罕传统中的上帝(被典型地看做超越的实体)明显不同于佛性(全然否认这样一个至上的实体)，但它们具备一些共同之处：都反映了实在的一些特征。“两者皆有极其重要的生存意义，但专注于一者而非另一者却产生了对实在和人于其中地位的不同感觉。”柯布既发现了佛教否定基督教中的执著，又发现了上帝是佛教中的大慈大悲，于是解构了上帝与佛陀两者之间的对峙。传统上，基督教的拯救概念被视为完全不同于佛教的。对于基督教，拯救是通过信仰基督而产生的新生活。对于佛教，拯救则是实现那个标准地体现于乔达摩身上的普遍佛性原理。在两种拯救之间似乎存在一个不能协调的矛盾。但是，按照柯布说的，如果我们仔细审查拯救的含义，就会发现矛盾消失了，因为两种拯救都与慈悲和爱关联在～起。
柯布用此例说明“多样性是可接受的。人们应学会带着多样性在相互欣赏中生活”。对于柯布，“肯定如此多样经验的实在与如此多样信念的真理正是多元论的本质”。这样，柯布不同于约翰·希克，后者宁愿寻找宗教中的共同性而非差别性。在柯布看来，希克的多元论还不够彻底，因为它寻求不同宗教传统中的一个共同本质。柯布认为，一个真正的多元论者应该反对这种寻求。“我们将反对各种倾向，即我们一直受现代主义的驱使而把基督教还原为一个单一本质，无论是经验、信仰或生存意义上的一种本质。”
从过程观点来看，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多元论并不引导人们预期一种单一的宗教最终将会出现。为阻止任何这种预期，柯布提出三个理由：首先，如果宗教经验的多样性被大幅度地减少，那对于过程观念非常重要的热诚和冒险的元素将被减少。其次，正在进行的过程不停地把多样性结合为各种新的统一体，但这些统一体的每个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殊性。此外，新的统一体共同组成了新的多样性。第三，一种宗教不可能穷尽我们对实在的知识。新的问题将形成，实在的新特征会被人们认识，甚至各种宗教本身也不能保持自身同一，因为它们处于过程之中。
柯布认为：“真正地接受多元论就是放弃那种寻求。如果我们的自由主义者真正地想要开放，那他们就应该完全地开放。开放性因需事先声明我们具有共同的东西而被抑制。”这并不意味着柯布讨厌共同性。他欣赏我们与其他宗教所共有的，并相信共同性应该被赞扬。但是，他也要求我们去赞美差别性。在柯布看来，不同共同体之间最有价值和最有兴趣的并非共同具有的东西。而是相互提供的新事物。他以禅宗主张超越信仰和有神论为例，陈述了这种基本的差异使非有神论的佛教与基督教这样的有神论宗教之间的交谈变得“如此刺激”。
柯布不仅肯定基督教的唯一性，而且肯定“儒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唯一性”。他确信，“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最令人感兴趣的和最富有成效的对话将是这样一种对话：基督徒强调不同于自己宗教传统的东西，穆斯林也如此”。从柯布的观点来看，基督徒应该认识到，也许存在其他启示或不同的启示道路。他
断言：“说我们只能欣赏和尊重那些与我们非常相似的人，这太有害了。”“我们应该能够欣赏和尊敬不同于我们的人。发现大家其实很相像以及我们之间的差别并非很大，这几乎是令人失望的。”柯布宁愿肯定差别性要比仅仅寻求相似性和共同性具有更大的价值和丰富性。
2 创造性转化。向其他宗教开放不断地带来变化，柯布把通过这种方式发生的变化称为“转化”或“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创造性转化”是柯布多元论的一个重要元素。用格里芬的话说，“创造性转化”是“约翰·柯布思想的中心概念”。柯布自称为“一个转化论者”(atransformationist)，因为他寻求转化宗教和转化世界的途径。柯布明确写道：“在诸宗教传统中，我建议的基本模式是从相互开放走向相互转化”；“邀请其他宗教传统也来经历自我转化是一种自我转化的基督教的使命”。
柯布重新解释了希腊词metanoia，该词表达了基督教教义的一个中心观念。在英语中，metanoia被翻译为“悔改”(repentance)，指对我们做过的坏事感到羞耻。但柯布认为，这种解释没有表达出它的真实含义：“一种精神的变化，一种方向的转变。”在柯布看来，metanoia或一种方向的转变不是一次的事情，“我们需要经常地转变方向”。他相信，从利用其他传统发展的真理中而形成的基督教“将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现在所知道的基督教”。对于柯布而言，通过向其他传统开放而实现的创造性转化是拯救基督教的一种健康方式。
二、格里芬的贡献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多元论的另一位主要倡导者是格里芬。按照他的观点，解决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燃眉之急的问题”。在他看来，“文明的生存就取决于历史上著名的诸宗教传统建立相互尊重和相互合作的关系”。发展宗教多元论被格里芬看做宗教哲学家能够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像他的老师柯布一样，格里芬持有一种“宗教多元论的合成看法”(resultant attitude of religious pluralism)。对他而言，排他主义的姿态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一个人自己的宗教传统并非“所有真理的智囊团”。每种传统都包含了重要的洞见，缺乏这些洞见它就不可能生存下来。“无论如何，在了解来自其他传统的人们时，首要的关注是：关于我们对实在(特别是关于神圣实在和价值)的最深经验和各种假设，我们相互能够学到什么?”格里芬认为：“这种积极的、好奇的关注将取代至今占据主导地位的两种态度：不是对他者漠不关心，就是热衷于使他者皈依，两种态度都假定了我们从他者身上学习不到什么精华。”他在此意指把我们的神学差异转化为“相互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格里芬不仅欣赏诸宗教传统中的各种差异，而且欣赏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一致性。根据他的泛经验主义的本体论(panexperlentialist ontology)和非感觉主义的认识论(nonsensationist epistemology)，格里芬用对所有人类都是共同的“常识观念硬核”(hard-core commonsense notions)——即这些观念为所有人类实践所假设并且“不能与人类自己的实践不相矛盾地被否认”——来超越特殊主义和“完全的相对主义”。
格里芬确信，过程哲学——凭其关于神圣力量作为劝说而非强制的教义，以及上帝不是唯一的终极的教义——能够为“一种明显不同于主要和约翰，希克相关的‘宗教多元论’版本”提供形而上学的根据。无疑，格里芬在此指的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多元论；他相信这种形式的多无论能够帮助治愈由过去的高傲和冷漠态度所引起的创伤。
尽管当指向一种真实的多元论时，格里芬在许多方面与柯布相结合，但格里芬对一般的宗教多元论和特殊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多元论还是作出了一些独特贡献。
格里芬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多元论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强调了排他主义与超自然主义之间的联系。超自然主义的有神论坚持上帝作为全能存在者的概念，这个上帝能够任意地把拯救知识给予一种宗教而拒绝给予其他宗教。如此一个超自然主义的上帝观念不可避免地为排他主义奠定了基础，自然也就产生各种不宽容的唯我独尊的态度。因为“信仰一个全能的上帝——就这种意义而言，上帝单方面地作用于世界而不依赖于我们的反应——自然也就导致信仰一种确实可靠的启示。这种确实可靠的启示被用来宣布唯一真正的道路，并认为所有其他的道路都是错误的，甚至是亵渎神明的。因此，通过强制他者来模仿神的欲望被这种确信加强了：一个人若在消灭自己的敌人，也在消灭上帝的敌人”。
相反，后现代的上帝“不强制而劝说”，这将产生一种宽容的和多元论的态度，这需要我们尊重他者。因为后现代的上帝“通过赋予我们一个梦想而非一个推力”来感动我们。模仿这个上帝就是“向他者提供各种景象使他们能够实现各自最深层的创造性潜能”。
由于过程哲学拒绝超自然主义的上帝概念，因此，它自然就拒绝排他主义。用格里芬的话说就是：“拒绝传统的上帝全能教义也就意味着拒绝宗教排他主义。”格里芬揭示了在“否定超自然主义与肯定多元论之间有一种坚固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拒绝超自然主义，即拒绝“信仰一个神圣存在者会偶然地中断世界正常的因果过程”，不仅否认了上帝参与基督教起源在本体论上是独一无二的假定，而且通向了多元论。正如苏哈克(Suehoeki)所指出的，正是对超自然主义的拒绝通向了一种上帝一世界的关系观点，这不仅使宗教多样性摆脱作为一种神学的异端，从而在神学上变得可期待了，同时显示了如何理解上帝平等地参与各种在根本上不同的宗教传统。
对于格里芬而言，“在否定超自然主义与肯定多无论之间有一种坚固的相互关系”，由此提供了转向宗教多元论的本体论根据。我们不妨把这一发现看做格里芬对多元论所作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格里芬对多元论作出的第二个贡献是：发现了自然主义有神论与宗教多样性之间的联系。，否认上帝全能的概念相应地导致了放弃所有宗教都是同一的概念。同时，它为诸宗教的差异提供了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及其语境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每一经验事态(occaslorl of experienee)不仅部分是自我决定的，而且受到其过去世界的影响。“人类经验的每一瞬间开始于一个原初目的(an initial aim)，它反映了上帝永恒的特性和目的。”这意味着上帝在世上起作用，但不是单独地起作用。上帝必定在人类历史中起作用，人类历史正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并产生了不同种类的宗教经验。比如，在佛教语境中长大的人明显不同于生活在穆斯林语境中的人。、同时，两者又明显不同于在犹太教背景或基督教背景下成长的人。同样，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亦明显不
同于中世纪的犹太人和基督徒。
因此，从格里芬的观点看，由于“神圣影响的非强制性加上人类的根本自由及其创造的历史实在”，所有宗教传统不可能共享关于终极实在的同一经验。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它为每个传统提供了一个“对其他传统有所贡献并向它们学习”的机会。从而，格里芬要求人们关注世界宗教之间的差异。
格里芬主张，不同的宗教并非简单地只是表面上有所不同，它们并不都在说相同的事情。他相信，“每个传统，按照它有选择地关注人类的共同经验、基本假设和有关解释的某些方面，作出了也许只有这个传统才能作出的进一步发现”。例如，不同于基督教建立了关于社会正义的独特的教义、实践和制度。佛教则通过冥想训练创造了自我转化的各种方法。在格里芬看来，耶和华、阿拉和上帝这些词与梵、空和道这些词并不指向同一实在。因此，各种宗教对神圣有着不同理解，随之造就了具有明显不同经验结构的人，
格里芬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多元论作出的第三个贡献是：和柯布一样，格里芬明确地建议两个终极的学说，为宗教多元论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在格里芬之前，柯布已质疑肯定一个终极实在的概念是否有错。他知道，肯定此学说的人将之看做不证自明的，他们觉得一种多无论的形而上学是荒谬的。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只有一个终极实在的假定本身难道就不在对话之列吗?”这是柯布提出的问题。
格里芬认识到，传统的排他主义和现代的多元论与一个广泛传播于两方的假定相关联：所有宗教都围绕着同一终极，上帝则被看做这个唯一的终极，“所有其他宗教都派生于上帝”。因此，格里芬发现很有必要用多个终极的学说来取代这个假定，从而批判排他主义。
从基于怀特海宇宙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多元论的观点出发，格里芬强调，在我们的宇宙中除了上帝之外，还有一个终极，即创造性。因此，至少存在两个终极：上帝，有形式的终极：创造性，无形式的终极。如果上帝被看做人格的终极实在，那么创造性可视为非人格的终极实在。
把创造性设想为一个终极是过程思想家对多元论作出的卓越贡献。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简要地陈述：“在所有哲学理论中，有一个终极由于各种具体的实现而是现实的。它唯有通过各种具体的实现才能被描述，因为远离这些具体的实现，它就会缺乏现实性。在机体哲学中，这一终极被称为‘创造性’。”
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终极的学说与二元论无关，因为上帝和创造性是两个虽同等原初但相互依赖的终极实在。创造性是宇宙的终极实在，为每一现实性的事例所预设，包括神圣事例。上帝是宇南的终极现实，赋予创造性原初的形式。
从两个终极的假定出发。两类根本不同的宗教经验的合法性便变得可能了。它们都能被看做“同等地真实”。其中一类经验涉及非人格的终极，即创造性；另一类经验则涉及人格的终极，即上帝。承认两个终极有助于裁决有神论与无神论之间的冲突，若没有两个终极的学说，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倾向于否认对方的观点，认为两种观点(有神论与无神论)相互排斥。两个终极的学说有助于他们超越这种排他主义的根据。取而代之，我们能够说无神论宗教并不错，“因为我们都是创造性的各种示例……创造性是非人格的终极实在”。我们也可以说有神论并不错，“因为非人格的终极实在始终被例示于永恒的、包括一切的人格终极实在中，造物能够经验到这一人格终极实在的创造性、回应性的爱”。
此外，格里芬推进的两个终极的学说有助于避免希克式的普遍主义的多元论，这种多元论视所有宗教为同等，从而都同等地是错误的。相反，按照格里芬的说法，怀特海式的多元论“允许我们看到两类基本的宗教在各自描述不同的终极实在范围内是同等正确的”。于是，我们能够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说，你也可以是正确的，我能够从你的经验中学习，你也能够从我的经验中学习。格里芬两个终极的学说在诸宗教中形成了相互教导、相互学习、相互成长和相互理解的关系，而非彼此对抗、企图使他人皈依的关系。不同的宗教传统不再需要因为基于不同的终极实在而相互冲突。它们不再相互取消，而是相互补充。根据彼此共有的许多价值，它们相互学习并相互合作。“它们也可以被鼓励向‘更高级的全球宗教’(higher-order global religions)进化，这些全球宗教能够‘包含各种互补的世界观’。”因此，每种宗教都能真正地补充其他宗教。从而共同趋向一种更加丰富的真理。
我们习惯于固守自己发现的那一点真理，并保护它不受其他人怀疑。两个终极的学说使我们认识到，学习他人的真理可以扩展而非破坏我们的真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多元论强调，真理比我们能够知道的更大，我们的经验只是大家共同进入的实在总体的一部分而已。
三、建设性后现代宗教多元论的当代意义
显然，基于怀特海哲学的建设性后现代多元论具有开放性、丰富性和建设性的优点。正是这些优点使得建设性后现代多元论对宗教多元论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并成为矫正宗教普遍主义和宗教特殊主义的方法。建设性后现代多元论的意义不止超越了宗教普遍主义与宗教特殊主义之间的僵局，它还有许多其他益处。
第一个益处是，建设性后现代多元论提倡对其他传统抱着一种真诚的开放态度，这有助于我们打破自己狭隘的和思想封闭的排他主义。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度鼓励我们“对他者的感受和直觉保持敏感”，并理解他者和学习他者。
第二个益处是，建设性后现代多元论不仅产生了推进多元论精神的动力，而且保护它不陷入纯粹相对主义和漠不关心的危险境地。一些批评者把多元论与一种不足道的相对主义连接在一起，即一种不加区别的浅见，其中“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所有的观点都同等地可行，以致同等地不能引人注目。但是，建设性后现代多元论与概念的和其他虚弱形式的相对主义无关，尽管它要求我们把绝对的宣称相对化，为真正尊重差异腾出空间。建设性后现代多元论以一种来自关系一过程思维的新方式处理差异。尽管它把基督教的每种历史形式相对化，但并未将创造性转化的过程相对化。
建设性后现代多元论强调，对宗教的理解和表达是多样化的。那些对人类生存的不同理解不只是理解一种实在的不同方式；相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的理解反映了不同的实在”。因此，建设性后现代多元论强调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把每种宗教自称绝对的和排他的主张去绝对化，同时承认它的力量和学习它的真理。对于建设性后现代多元论而言，去绝对化意味的不是相对化而是平常化。这样一种多元论将是真正谦逊的和开放的，它在全球范围内会更容易地被宗教人士所接受，一种多元论的全球神学便可以奠基其上。
更重要的是，建设性后现代多元论在反对陷入完全相对主义(不能认识到某些历史境遇对他者更为可取)时，也腾出空间来担当其培育各种形式的正义的、可持续的、非暴力的并且尊重文化与宗教多样性的共同体的重任，柯布和格里芬共同展现了这种担当如何通向对其他宗教的尊敬。这样，他们的观点就胜过了希克的普遍主义多元论和海姆的特殊主义多元论这些比较局限的观点。
[责任编辑 付洪泉]